第40节第九章（3）
曾皓的选择还是倾向于给他额头涂万花油的于晓玲。
于晓玲能干，泼辣，又有细腻的一面，能领会他的心意，如果将来自己创业，会是个好帮手。看到她，曾皓眼前就出现家乡一些女人的影子。家中有这种类型的女人，都会少受别人欺侮。虽然胖了点，但有富贵相，家乡的风俗，对女人的审美也与唐朝有点相似，喜欢丰满多一些。
但曾皓迟了一步。
后来曾皓领悟到，机会有时候真的很重要，一旦错过，就等于失去，无可挽回。有时不仅是固有的损失，还会衍生更多的麻烦。所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为了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厂里有更多的资料需要翻译成英文，就新招了个翻译，安排在行政部，归欧阳厂长直接管，主任级别。同事们都称他作“翻译官”。这翻译官比曾皓个头略高，棱角分明的脸上架一副眼镜，加上比较健谈，可谓有几分风度。于晓玲与翻译官很投缘，不到两个月，两人就明确了拍拖关系。翻译官的级别住的是单人宿舍，这为他们拍拖提供了条件，事实上，关系明确时，他们已经在同居了。
这让曾皓意识到威胁无处不在。他有了危机感。他也差不多三十岁的人了，父母电话里总是问。其实向玉玲也不错，有文静的气质，那双有点儿眯的细眼，让他想起变样前的孙悦。向玉玲还在读汉语言文学专业自考，已经拿到专科文凭，在考本科了。曾皓赞赏她的上进，如不是已经厌倦了考试，有一阵他也动了心想报考了。
仿佛赌气似的，也好像是亡羊补牢，曾皓将一腔爱意移往向玉玲。
局面的变化，让办公室的气氛有了点不一样。不是一下子说得清的，却又分明存在，感觉得到的那种。
翻译官有句口头禅：我只相信制度。这话很快为于晓玲学了去。于晓玲因为性格上的好强，对她有意见的同事是有一部分的。她没有很好地反思自己的行事方式是否有欠妥的地方，只是一味怪同事对她的工作不支持。曾皓曾想委婉地提醒她一下，还未来得及，她就从翻译官那里找到了理直气壮的理论支柱。这时的曾皓，也许是心里带了点不快，也许是与于晓玲撇开了私情而把有些事看得更清了，觉得于晓玲除了能干之外，也还有那么一点霸道。“我只相信制度”，这话表面上听起来唬人，其实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制度得是合理的，如果相反，甚至很糟糕，你不就是助纣为虐了？炮烙之刑，株九族，劓刑，刖刑，宫刑，这些都曾经是制度。厂规厂纪等条款有它的必要性，但因为基本是站在老板和管理层的立场制定的，问题也是不少的，你如果不能加以人性化的考虑，灵活运用，轻则会伤害员工感情，重则会损害员工权益。
这天，开早会，当于晓玲又祭起这一法宝时，曾皓终于忍不住开了腔，很简单地，用当年写作文时常用的一些方法譬如“举例子，打比方，作比较”，与于晓玲展开了一场辩论。他举的一个事例是：十八世纪，英国将囚犯运往澳洲搞开发。运输承包给私人，政府按上船时运的人数付费。结果船主为牟取暴利严重超载，途中也不管囚犯死活，囚犯死亡率奇高。政府无奈，只得改制：由上船时按人数付款，改为下船时按人数付款。很快，死亡率骤降到1%。结论正如哈耶克所说的：坏的制度会让好人作恶，好的制度能让坏人从良。于晓玲明显处于理屈，平时好看的脸憋得难堪，气势上却仍毫不软弱和服输。曾皓便适可而止刹了车：
“我只是阐明一下我的观点，为大家提供一个思考，也未必正确。我就说这些。谢谢。”
有一天，曾皓被欧阳厂长叫到办公室，说有人反应他上班时间只管写作，挣稿费，工作上好多事情没有处理好。曾皓正要开口，不是狡辩，是作必要的澄清。但欧阳厂长没有让他讲下去的意思，微笑着说：
“我知道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自己平时加以注意就行了，同事间也要处理好关系。”
曾皓道过谢，出了办公室。
曾皓私下把这事同向玉玲讲了。向玉玲沉默了一下，说：
“他们也有倒霉的日子。”
曾皓回头想，难道向玉玲会替他进行报复不成？他有点担心。思来想去，他写了张纸条：行事须谨慎，以免生枝节。瞅个机会放入于晓玲的电脑桌。
过了几天，并没什么动静，曾皓也就放心了，看来向玉玲只是咒他们而已。
可事情要来，是阻也阻不住的，这边不点火，那边也会冒烟。然后措手不及，泛滥成灾。
有点张扬的翻译官和于晓玲，没有想到，乐极生悲的种子，已经开始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