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繁华的东长安街旁一条宽阔的马路，沿途两边排列着一幢幢看起来非常浑厚沉重的大楼。这条街被京城百姓戏称为为“小南海”，意思是说左右着整个国家民生大计的大多数重要部门都驻扎在这里，如同那个照壁上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太祖题字的新华门南海一样。
其中一栋长形的五层大楼里，国家计委副主任谢东山正戴着老花眼镜，手拿红色铅笔，不时在文件上划着一道道杠，凝神思索，写下一行行批示。
外面响起敲门声。
“进来。”
“谢副主任，这里有份《内参》清样，赵主任说请您过过目。秘书轻轻把一份《内参》放在他面前。
《内参》是中央直属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刊物，分级别下发，一直到处级干部以下。而且不同的级别，看到的内容也不一样。专门刊登全国各地驻地的新化社记者搜集或者编辑的各种涉及国家大事的文章，是影响中央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
一把手专门转过来的东西，谢东山当然要马上看。点点头等秘书离去，拿起来认真阅读。目录里有大概二十篇左右文章，其中一篇标题被圈过，旁边写着批注：“阅，请东山同志阅，这个问题应当思考，结合前次部委西南调研情况，组织社科院讨论一下。”署名是赵岳，国家计委主任。
这篇文章碘目叫《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应与市场经济接轨》。光看题目，谢东山就微微一惊，再看署名，居然是转载自《南江日报》的八德乡小王村支部书记方明所作。
这是一篇近五千余字的长文，文中提出了两个命题。第一，社会主义的农村到底应该是计划经济多些还是市场经济多些？方明作了自问自答，他认为，计划经济从宏观来看，更多地意味着国家的整个经济建设规划，用计划两个字就显得太微观了，从而导致国家管得过多过死，国家机器大而无用地运转，反而带来经济活力严重不足、高消耗低收益以及各种内部严重失调。这就应该在一个层面上大力提倡市场经济，让市场说话，告诉农村应该干什么、怎么干才能让效益最大化。改革开放已经十几年，农村活力不断增强，再用计划经济的做法指导农村的生产，既做不到，也行不通。
第二个命题是如果市场经济可行，那么当前农村建设是否还要以单一的农林牧副渔为主？市场经济到底是市场第一还是经济第一？就字面而言，似乎应该是市场第一，这里面其实包含了几个层面，比如一直在提的第一产业市场，那么还有劳动力市场、文化市场、品牌市场等等，要不要补充或者干脆齐头并进地发展？以小王村为例，粮食固然是第一产业，但是现在有了中药材种植、历史遗迹的保护开发、旅游业到索，难道这些所带来的效益会比第一产业差吗？
谢东山看着文章，竟渐渐有些惊心动魄起来。这几年来，高层对此的争论或者说是争斗，简直一天都没断过，暗流汹涌，波涛不显罢。他知道，就在这一两年，国家的经济格局或许会有一个重大的突破。但是，就连他也不敢作方明如此大胆的设想。
“这个方明！呵呵，《南江日报》胆子大啊！”看完方明的文章，谢东山脸上笑意渐浓。忽然眼睛一扫，下面竟然还有一篇，题目是《南江省宁东县小王村发现宋金建筑遗迹，打破西南无明以前文化遗存的学术观点》，文章的作者赫然两字映入谢东山眼帘——肖楠。
“肖楠？楠楠？”他自言自语道。忍不住伸手提起了政府内线电话：“给我接人事部肖副部长。”
“喂！”一会儿电话接通，里面传出一个浑厚稳定的声音：“哪位？”
“老肖，是我，谢东山！”谢东山脸上有了几分笑意说道。
“呵呵，大主任，什么风把你的电话吹来了？有事？”
“没什么大事，就是问问，楠楠最近在哪儿呢，没在京城吧？”
“怎么忽然问这个？她上个月非要吵着到基层社会实践，现在西南农村支教呢！”电话那头奇怪地问。
“哈哈，原来是这样，知道了。什么事我先卖个关子，晚上你就明白了，就这样啊，再见！”谢东山不等对方再问，提前挂了电话。
电话那头，正是肖楠的父亲，现任中组部部委委员，国家人事部副部长肖培东。他被谢东山一通电话搞得云山雾罩，正要追问，对方又挂了。摇头笑骂一句：“狗东西，还跟老子玩捉迷藏？”挂了电话。
这边谢东山看着赵岳的批示，会心一笑站起身来走出办公室：“准备车，去漕粮胡同。”
京城，东四八条里有一条胡同，往北紧靠东长安街，叫做漕粮胡同。整条胡同柏油路浇成，两头都竖着一面禁止行车的标识。如果有不知情的车子想走捷径穿过，一旦靠近，无论是哪头，必然会立刻出来两个腰杆笔直的军人，带着白手套，打手势拦下，然后客气地请转。
除了少数有登记的车牌可以进出而外。
谢东山的车牌正好是可以进出的其中之一。
现在他的车就开进了漕粮胡同。路口卫兵敬礼放行，了胡同里唯一的一户人家。
谢东山算得上是个跺跺脚全国经济系统都要头痛半天的人物，可是进了这家院子，连说话都轻了许多。他对迎接他的勤务人员问道：“首长在休息没有？
“没有，首长让你直接去书房。”不是请，是让。
谢东山笑笑，轻快地直接走进主人家宽敞得有点不像话的书房里。一个头发全白的老人，正拿着一卷线装书坐在沙发里认真看着。
“首长，我来了。”
“嗯，坐，等我看完这段。”
谢东山挨着坐下，静静等待。过了几分钟，老人的目光终于从书上移开，双目炯炯回头看过来：“什么事还要亲自跑来说？”
“呵呵，报告老领导一个好消息，您先看看这个。”说完从包里取出一份《内参》呈过去。
老人拿起放大镜，看了看谢东山专门圈出的标题：“有什么话直接说。”
“这上面有篇文章是赵主任专门圈给我看的，他要求召集社科院的专家讨论。而这篇文章的作者，竟然是刘婶的孙子，叫方明！”
“刘婶？你说的是——？”老人一时没想起来。
“筑州牛场的刘婶。”
“哦，大妹子啊！”老人恍然大悟。
老人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二十几年前。
那时候，他是名闻全国的大反动派，是全国共诛之，全党共讨之的镇压对象。一家人凄凄惶惶，四分五裂，他被押解到偏僻的西南的山区进行监视劳改。跟着自己的，就是面前这个谢东山。那时候谢东山才二十七八岁，大学毕业不久就分配到他的办公厅担任第五秘书。因为谢东山是学经济出身，办事灵活，又有朝气，自己特别喜欢，短短几年里就让他做了自己的机要秘书。
谁知道这竟然连累了他，被作为狗腿子一起押解下放。
两人在西南一呆就是十年。
十年里，他的儿女全被当做狗崽子关进监狱劳动改造，他的老伴带着两个孙子（后来又多了一个孙女）被监视居住，他在筑州牛场挑牛粪，挤牛，一干就是十年。
刚开始的时候，每天他还要照例被带上高帽子，和眼前这个当年还很年轻的小秘书一起，绕着农场示众，晚上写检查，写交代，反复地写，不停地写。
那是老人一生中最低谷的时光之一，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自己，反而愈加坚强，如同戏里唱的那样——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他思考了很多，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却很少念及自己的出路。
后来情况渐渐好转，农场选出了一个没有文化，大字不识的革委会副主任，专门负责他们的思想改造工作。就是谢东山嘴里说的刘婶。
刘婶那时候还很年轻，善良的本性让她不忍心继续虐待这位当时已经头花发白的老头子和小青年。给他们制造了种种借口譬如认罪态度良好，身体极其虚弱等等理由，免去了高帽子游行的待遇和许多沉重的劳动。使老人的身体渐渐恢复了健康，面色有了红润。
刘婶的动机很单纯：“我就看你们不像坏人。”
老人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有人相信他，而且是最朴素的相信，让他眼里第一次有了感动！
再后来，通知下来，接他回京城治病，恢复部分工作。这时候农场里许多人知道他要官复原职了，纷纷上前巴结。反倒是刘婶很淡然地退出了自己的舞台——他已经不太需要自己关照了。
离开农场时，老人没有过多地理会别人，只是走到刘婶面前，伸出双手握了握：“刘主任，不管老头子将来什么样子，现在希望叫你一声大妹子，可以么？”
“好啊老哥哥，祝你身体健康！”刘婶很高兴地接受他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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