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3-03-26
第三十六章思绪与智慧
秦之法律竟已发展到如此体系完备、周详入微！
此前曾守山知道秦国法律体系是在法家法治思想指导，卫鞅大刀阔斧的改革之下建立的，并凭此一举奠定秦国兼并六国之雄厚基础。他知道秦法的特点和来历，也知道秦法对秦的标识意义和重大历史作用，他也知道历朝历代对秦律褒贬不一，如同对卫鞅本人一般，后来儒家学说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赢得主导地位，后人对卫鞅和秦律的评价便贬多于褒了。
这一次却真正见识到了秦国律法之真实面目。以往所得到的关于秦法的认识最直接的来源便是《史记》、《汉书》又或两汉诸子对秦法的评论，但这些已是第二手的资料。读史书，哪怕是“秉笔直书”到极致的史书也会夹杂作者的认识和观念，例如叙述的角度、对资料的筛选。但现在曾守山看到的东西却是真正的第一手资料！这几乎是对历史的重现，秦律的本来面目时隔两千年鬼使神差地再现人间。
不用去听取司马迁、班固以及贾谊等人对秦律的褒与贬，秦律现在以最直观的方式呈现在曾守山眼前。曾守山双手紧攥，压抑住长啸一声的冲动，厚重的历史，神秘的过去穿越两千年的时空突然毫无预兆的冒出来，他怎么不激动！胡鲁不太明白少爷为什么会如此如痴如醉，但也不打搅，给他洗完脚之后，独自休息去了。
秦国的数世强盛，臻于巅峰之后却一朝暴亡，这使得后世不得不去深刻反思和激烈讨论。秦的结局决定了它过程的性质，如果终点是成功，那么人们会认为此前它的每一步都是通往成功的；如果终点是失败，那么它此前的每一步会被认为是通往失败的。由此，曾守山认为：如果秦国不是以那一种悲催的结局收场，人们还会去对秦制指指点点，会那么坚定地抨击吗？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功过是非任由后人评说，这本身也没什么。但由此而否定秦创设的良制，那就是极大的不公了。既对秦人不公，也对后人不公。秦的制度和秦的失败肯定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但秦的制度和秦的失败毕竟是两件事情，不能混为一谈。有人吃红薯会放屁，虽然吃红薯和放屁存在因果关系，但这怎么看也是两回事，不能混一而论。不能因此便认为红薯不能吃，否则就会犯下显而易见的逻辑错误。因为有人吃红薯不但不放屁，还会觉得香甜可口，浑身舒坦。秦制也是如此。不能因为秦朝的短命而亡，便认定秦制是大大的失败。也许秦制的某些东西正是后世所需要的。
唐之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说：“周之失，在于制；秦之失，在于政，不在制。”柳宗元此处所论的是秦的郡县制，但曾守山看来，这句话也可以套用在其它制度上，也能以此来给素来被冠以寡恩严峻之名的秦法正名————“秦之失，在于政，不在法!”
事实上，秦朝很多的东西被后世所沿用，例如郡县制、户籍制以及对度量衡、文字的统一等等，那么为何偏偏要否定秦的法律？
也许这跟儒家的传统观念有密切关系。圣人有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论断式的一句话便为儒家学人对刑，以及扩而充之的法的态度奠定了基础，重礼而轻法由此而成。
礼、法确实有别，但在本质上却都是对人的约束。有人论之曰：礼，重在事前预防，法，重在事后惩罚；礼，重在内心感化，法，重在外在强制。殊不知，有前自然有后，有内必然有外，前后内外互为依存。
更重要的是，孔子之时，有刑无法，他无法知晓后世法律之全而细，更无从知道那些看似冰冷无情的法律条文背后的理念。
圣人者，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但不是说圣人要对后世事事物物都做出一个规定。世上之事纷纭繁复，变幻莫测，即便智慧通神之圣人也不能定详于当世，何况千百年后之事。圣人之学不是要在万事万物上都插上一手。圣人所传，万世不易者，唯一个仁字。此乃儒家真血脉，千古相传，不绝如缕。仁者，心之仁也，由此再衍生敬字诀、慎独诀以及中和诀等等诸般要义，凡此种种，皆是为实现仁，不得不然。儒家精义可为人安身立命之本，由人而人世，由人世而天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地宇宙尽在囊括中。
世儒酸腐，不识儒家真血脉，便以事事物物去比附圣人之言。凿圆枘方，扞格不入，陷入矛盾纠缠之中而不知悟，兀强自为之说，殊不知，越是如此，离圣人越远。若仁心立，良知明，扩充于四肢百骸，颠沛不离于此，造次不离于此，如此方得圣人真义。
曾守山浮想联翩，不由得想起王先生昨日所说，万物有待——真理的成立是有条件的，事物的存在也是有条件的，如诸般条件皆变，则真理可能变成谬论，存在也可能会消逝。圣人留下真言妙语，用以指导人们的生活，但时移世易，后世之人便需考量真言妙语的成立条件是否依旧。
需要重新审视重礼而轻法，曾守山如是想。
秦法细致周密，体系完该，覆盖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意欲建立一个可控的社会秩序。更让曾守山惊奇的是秦国还有专门的宣讲人员，在那么遥远的年代竟然有了普法的观念和行动。本朝太祖皇帝曾要求各家各户收藏和熟读《大名律法大全》，如犯人家中有《律法大全》一书者可减罪一等。当时朝野上下无不认为太祖此举乃千古创举，大大地利于法律的普及。但谁能知道在战国之时便已有普法之举，且措施之周详远超太祖。曾守山又想起荀子说过：“故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这里的“教”不是儒家惯常所言的道德“教化”，而应该是实实在在的普法“教化”。
放下手中的简牍，曾守山闭目而思。从这次盗墓贼挖掘出来的第一手资料，曾守山真切地认识到，后人对秦律的批评，大多是无的放矢，牵强附会，大失公允，但这些批评也应该受到重视，至少他们指出了法律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足以警世。秦法虽然对秦的灭亡负有直接责任而不是主要责任，但秦法只奠定秦强大无匹的基础，却不能带来百世太平，这也是事实。关键就在于条件，万物有待。秦法的实施不是孤立存在的事物，它必然受到当时社会国家以及强权的影响和左右。商鞅和秦孝公在全无法律基础的秦国，从零开始，一手创建法律体系；而至秦始皇时，万事皆决于法慢慢变成了万事皆决于上，一切由皇帝说了算，实现了权力的高度集中。法律从无到有，从微到盛，再慢慢变质，这个过程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时法律依存的各种条件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曾守山苦思蹙眉，不得其解。他干脆放下这一个纠结的问题，思绪很快又跳到另外的问题上。
从根本上来看，儒家义理和法律并不冲突，二者都希望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让人活得更好，一归之于仁。而且二者都有助于这样社会的实现，既然如此，何不二者融合贯通，各发挥其所长，共同努力？秦法追求法律面前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又力求每个帝国角落都有法律构建的秩序，但法律条文层出不穷，不由分说的加之于人，纵有千般善意，总显冰冷机械；在这方面而言，儒家德、礼以及义理却相对温情脉脉得多，因为它的作用发生机制是从内心和情感的同化开始，一直到终极意义的追寻，但儒家的秩序建立在君子治理天下的基础上，不太重视防患于未然，忽视制度法制建设，现实却是小人的数量远远多于君子，所以最常见的是君子在小人的匪夷所思的伎俩之下败下阵来，最后便是大家都不愿意做君子，同沦为小人矣。唯留下极少数真正君子遗世**，为世所不容，而所谓的君子只不过是披着君子外衣的加强版小人。
那如果把无微不至的法律和富有终极价值的儒家义理结合起来，那会是怎样的美妙光景！每一个人熟悉法律，了解法律，可通过法律对自己的行为作出预判：为恶、违法一定会被追究和制裁；不为恶、不违法一定会得到法律的保护。没有强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每一个人不用担心自己的权利被突如其来的某种力量侵害，一个人的权利被限制的唯一理由只能是因为他已经为恶或者违法；任何人在这个社会里，在这庞大的由法律构建的秩序体系里都能享受切实的安全。一个人的该被保护还是该被限制完全由他的自己的选择来决定。而儒家德礼和义理能告诉这个社会上的人存在的意义和真正的快乐，什么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好吧，如果你不愿意作出千篇一律、泯然众人的选择，那也没有关系，这是你的自由。你的自由和你其它权利一样会得到强有力的保护，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你别选择违法。
曾守山嘴角浮现一丝笑意，这样的社会未必就是最好的社会，但起码已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也许永远不会有最好的社会，只会有更好的社会。社会的发展和人的进化一样，永没有止境，人类将永不停息。
那么问题是，法律和儒家精义的结合切入点在哪里？千百年来不绝如缕，至宋始弘的儒家血脉和心法————诚、敬、慎独、自强不息、中庸还有那浩浩荡荡，贯通宇宙天地的浩然正气————将如何体现在法律体系里？还有，万一有强权出现，试图挑战法律构建的秩序，拿什么去制约？时移世易，法律滞后于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如何做出最快速应对的调整？法律应该由谁来制定，由谁来修改？
曾守山头脑高速运转，坐在椅子上的身体如渊如岳般沉静，内里却是如火山岩浆翻滚碰撞。
时间不知道过去多久，曾守山突然睁开眼睛，笑意从他嘴角绽开。
他本来已濒于临界点的思绪突然爆发，豁然开朗，原本模糊的框架越发清晰可循，如佛家所言之顿悟一般。眼神却是平静，如同暴风雨过后的天地，在微风吹拂下，到处一片宁静清新。
曾守山长叹一声：“古人智深如海啊！”
曾守山站起身来，放下古简带给他的心绪激荡，开始睡前的准备事项——盘拳架，极慢的那种。凝神内视，息如橐龠，一路拳架下来，曾守山惊奇的发现，救秦青导致复发的脏腑之伤竟大体痊愈。自上次再伤之后，曾守山的状态一直没有恢复，不过对这种情况药石亦无能为力，所以这些天他只能自己调养呼吸气机，慢慢恢复。没想到今日因古简牍之事，不但厘清了新政思路，而且还加快了伤势的好转。
难道思考有助于机能的恢复和功力的增长？曾守山略一沉吟，想通了其中一些关节。当初师父久久不传授自己气息化力，后来还是因为大伯说“此子义理精深”之后，师父才传授秘术。而且精于义理对自己拳术的进步有极大的帮助，自己在晋入气息之境后不久便再次跨境为义理之境，而阿鲁却一直停留在气息之力的阶段，站在义理之境的门槛上就是无法踏过那道坎。
而刚才自己完全沉浸于天地人的思索、古往今来的畅想、民胞物与的气象之中，于是义理再次活跃。在义理的引领之下，自己的隐伏的伤势加快了恢复的速度。
曾守山在这一次莫名其妙的因缘际会之下，再一次验证了义理的作用。义理精深不仅是一种精神上的力量，而且还可以转化为实在的功力。大诚拳的妙处便在于此，气息和义理通过大诚拳的秘术窍门可以转化实实在在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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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守山突然回永州，一举扫荡盘根错节的晁家势力以及历来号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衙役胥吏与江湖帮派，永州很快被曾守山一系牢牢掌控。曾守山本来通过撤掉任兵州、安长百等永州地方大员，再换上得力之人徐徐图之也可以达到这个效果。但他知道新来的地方长官要完成这个过程会非常艰难而漫长，要和牢不可破的地方势力斗法，还要和晁忠仁这种心狠手辣之人过招，即便是身体状况良好的王伯安先生亲自上阵也不能确定得多久才能真正掌控永州。所以曾守山干脆借助军队的力量，在荆楚总督的遮掩之下，利用当前逐渐失控的局势，快刀斩乱麻，一锤定音。
正如他对付十钱说的那样，他现在不缺钱了，缺的是时间，很多能等的东西不敢去等了。尽管曾守山跟陈敬斋和宁有文多次强调新政的步子要稳，但并不意味着他有很多的时间，恰恰相反，曾守山清楚地意识到时不我待了。这种紧迫感不仅是曾守山有，武昌方面曾家系的指挥部同样如此，否则曾邦侯也不会利用总督被刺案大做文章，加紧掌控荆楚的步伐。在这种情况下，苏通举当初的预言竟然成真了。苏通举刚来山字营的时候就大胆预测荆楚总督在半年之内会有大动作，曾守山还曾认为不太可能，尤其以曾邦侯的稳重的作风来看。阴差阳错，苏通举竟一语成谶。
曾守山坐镇永州之时，和武昌和韶州方面一直保持着消息的畅通。瑜省终于没能剿灭邱波利大军，邱波利在七绕八拐之后竟然绕出瑜省，三月十日，突入骥省南端的顺德府。顺德府措手不及，被邱波利一夜之间攻克。据可靠情报，精简后的邱波利大军在顺德府之时再次膨胀至十余万之众，而且他改变了九江突围时的缩减策略，开始大肆招兵买马，骥省百姓被裹挟者有之，主动投军者有之，随之而来的是邱波利军的人数继续飙升。朝廷此时真正慌乱起来，现在就是傻子也知道邱波利大军的矛头所指。
京师告急，登基后的新皇帝诸翀徵想尽一切办法抽调各处力量围堵邱波利，但临时纠合的队伍根本经不住邱波利军的冲击，骥省各府县逐次沦陷，如春日照耀下的积雪不断溶释。偏偏在这个时候大名帝国最有战力的荆楚军远在南方镇压黎江成的大部匪军；木子鸿的燎东军被女直大军牵制住，皇昊天亲自统军，不断冲击四海关。随着邱波利摆月兑瑜省的追击之后，女直的进攻便一日猛于一日。木子鸿苦苦支撑，但大名帝国已不能给他提供任何兵力和物资上的援助，四海关已岌岌可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