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翎是台湾武侠小说发展史上值得重视的一位作家，其作品节奏舒徐沉稳，复又充满智性的内涵，因此，曾搏得许多旧读者的喜爱。近十几年来，由于时代节奏迅快，司马翎稳健的风格逐渐少人问津，且在金庸盛名的影响下，更少有人愿为之推介，以至如同一颗蒙尘的明珠，亟待识者为其拂垢扬尘。
司马翎的作品以稳健与理性的架构取胜，推理缜密，在武侠小说中别出一格，无论是在人物的刻画和情节的布局上，皆处处呈显出智性的阅读效果。司马翎擅长以其广博而精深的杂学，在武侠小说中设计新颖而不失其合理的武功，同时透过武功的设计，展现了他对人性和道德的关怀。
更重要的是，司马翎的江湖世界中，女侠不再只是花瓶的附庸角色。
司马翎往往不吝于让其小说中的侠女展露其丰富而深刻的内心世界，情感自主，女性的智慧备受强调，可以说是武侠小说中唯一能让女性发展出个人生命境界的作家。
武侠小说是台湾通俗小说的主流，几十年来，以其精采迭见、丰富曲折的情节，委婉细腻、深刻入微的人性刻划，风靡过无虑百万计的读者。据估计，在此期间，至少有四百位的作家投入武侠创作的行列，而创造了逾四千部以上的作品，可谓名家辈出，各领风骚。
纵观台湾武侠小说的发展，凡经四变，早期的先驱作家，衍传着民国初年诸大家的余烈，如郎红浣（1952年的《古瑟哀弦》）之取法王度庐，以‘英雄儿女的悲欢离合’为主线；成铁吾（1956年的《吕四娘别传》）之与蹄风同步，杂揉民间传奇与历史题材，写清宫旧事，属草莱初辟之创始期。其后，卧龙生（1957年的《风尘侠隐》）以宏伟的结构、精巧的布局崛起；司马翎（1958年的《关洛风云录》）以缜密的思致、严谨的推理见长；诸葛青云（1958年的《墨剑双英》）以斯文的雅致、缠mian的情致取胜，鼎足而三；其他如伴霞楼主（1958年的《凤舞鸾翔》）之精警生动、古龙（1960年的《苍穹神剑》）之初试啼声、上官鼎（1960年的《剑毒梅香》）之新颖出奇、萧逸（1960年的《铁雁霜翎》）之新艺侠情、东方玉（1961年的《纵鹤擒龙》）之变化莫测、柳残阳（1961年的《玉面修罗》）之铁血江湖，亦皆缤纷可观，于传衍民初诸家外，复能渐开新局，属发展时期。1961年以后，上述诸家，锐意兴革，迭有佳作，陆鱼于1961年作《少年行》、司马翎于1962年作《圣剑飞霜》、古龙于1964年作《浣花洗剑录》，开启了‘新派’武侠小说的纪元，并且为后来为期十年以上的‘古龙世纪’铺奠了深厚的根基，是为鼎盛时期。1977年以后，虽有温瑞安之《四大名捕会京师》广获瞩目，古龙亦仍不时有新作诞生，然多数作家皆渐告引退，武侠小说寖渐步入衰微；1978年，金庸小说解禁，以‘旧作变新说’，造成至今仍影响深远的‘金庸旋风’，更使名家却步；1980年，李凉以《奇神杨小邪》始作俑，引领出一批批标榜著‘香艳刺激’的‘伪武侠’充斥坊间，武侠小说几乎到达不堪闻问的地步，是为衰微期。
在此‘四变’的武侠小说发展期间，号称‘台湾武侠小说四大家’的卧龙生、诸葛青云、司马翎、古龙的成就最为可观，其中司马翎（1933～1989）的地位更属重要，因为他的创作时期跨越两期，风格三变，颇足以视为一个纵观武侠小说发展历史的缩影。
司马翎本名吴思明，广东汕头市人，1957年自香港负笈来台，就读于政治大学政治系，于大二时（1958）以《关洛风云录》一举成名，截至1985年《联合报》连载未完的《飞羽天关》止，廿多年来，完成了三十多部的作品，其间三易笔名：1960年以前，以‘吴楼居士’为名，发表了《关洛风云录》、《剑气千幻录》、《剑神传》、《仙洲剑隐》、《八表雄风》等作；1961年，改用‘司马翎’名义，发表了《圣剑飞霜》、《挂剑悬情记》、《纤手驭龙》、《帝疆争雄记》、《剑海鹰扬》、《人在江湖》等大多数成名作；1970年，因故一度辍笔，偶有所作，则以‘天心月’为名，在香港报刊登载了《强人》、《极限》诸小品；1980年后，拾笔欲重回江湖，复因病魔缠身，无法专力投入，仅有《飞羽天关》（未完）、《飘花零落》两种。从他的创作历程而论，以司马翎为名的一段时日，是成果最辉煌、收获最丰硕的黄金时期。早期名家，如卧龙生、古龙皆对他赞不绝口，宋今人称许其为‘新派领袖’、张系国赞誉之为‘作家中的作家’，叶洪生则认为其生前名气虽逊于二龙（卧龙生及古龙），‘实则却居于“承先启后”的枢纽地位，影响甚大’，在老一辈的读者群中，司马翎往往是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以他部部扎实、精采不凡的作品质量而言，理应能让他的名声永持不坠才对；然而，除了老读者而外，他受重视的程度，却远远逊于闻名遐迩的金庸、古龙、梁羽生诸‘大师’，除了叶洪生先生对他‘情有独钟’之外，几乎没有人愿意为他推介；从受欢迎、流传的层面而言，似乎亦不及卧龙生、诸葛青云、东方玉、柳残阳等拥有广大的新旧读者，在武侠小说出租店中，他总是委委屈屈地踡伏在偏僻的角落。窥其原因，可能有两点，其一是司马翎过早中辍写作生涯，1971年以后，他归返香港经商，在此时期，由于武侠小说出版界的混乱情势（主要是著作权法问题），‘司马翎’之名，几乎成为一切冒名伪作的代名词，非但如《艳影侠踪》、《神雕剑侣》等猥滥诸作，假其名以问世，就是金庸的作品，在出版商运作之下，也大量以‘司马翎’的招牌，伪版印出，如《一剑光寒四十州》、《独孤九剑》（即《笑傲江湖》），《神武门》、《小白龙》（即《鹿鼎记》）等，造成了读者‘司马翎就是金庸’的错误印象，在金庸挟媒体的雄厚力量席卷了台湾武侠小说界之后，司马翎的光芒，被掩盖殆尽，虽然晚期欲有所作为，已是时不我予了。
其次，司马翎成名期间，台湾学术界仍然视武侠小说为旁门小道，所有的武侠作品，包括金庸在内，都不能登大雅之堂，自然没有任何人愿为他张目、推介了；而1980年以后，由于金庸旋风的影响，尽管相关的武侠论述，得以大量正式披露，却在‘商品化’的传销策略主导下，集矢于金庸一人，论者几乎‘无暇’顾及其他的作家，司马翎还是无法引人注意。1985年以后，大陆兴起一股‘武侠小说热’，学界亦顺风驶船，展开以武侠小说为主的通俗小说研究工作。大陆的研究、论述，层面较广，眼界较杂，在芸芸武侠作家中，司马翎倒算是一颗较引人瞩目的新星，陈墨《新武侠二十家》，即以他为‘台湾小说四大家’之一。但是，由于大陆出版界鱼目混珠、张冠李戴的情形，较诸台湾更形混乱，司马翎的作品中，夹杂着许多伪作，大陆学者眼目迷蒙，有如‘盲侠’，‘听音辨位’之能既少，自然只是迎风乱舞、向壁虚说了。以陈墨为例，在〈司马翎作品论〉中所分析的三部作品，《河岳点将录》、《黑白旗》分别为易容、红豆公主所作，唯一的司马翎作品《金浮图》，也是他较‘媚俗’的一部，这却导致他评论司马翎为‘二流作家’的定位。
事实上，以他的小说艺术造诣而言，在金庸的流丽高华、古龙的诡奇悬疑、梁羽生的典雅平正之外，他能以朴实厚重的风格，独树一帜，在武侠作家中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平心而论，司马翎的际遇与他的武侠作品成就，是有一段相当大的落差
舒徐沉稳——司马翎小说的特殊的节奏
司马翎的作品无法像卧龙生、诸葛青云等一般，获得广大读者的欢迎，甚至也不容易获致学界的青睐，主要的问题，是来自他的作品整体所呈现的质朴厚重风格。
从通俗文学的角度而言，作品‘节奏’的掌握，为其是否能真正‘通俗’的最大关键。结构主义学者杰聂（GerardGenette）曾经将作品中的事件延续时间与敷衍时间（叙述时间）的比率关系，称为‘步速’（pace），事件延续时间的久暂与文章长短（字数、页数）的反比越大，则‘步速’越快（亦即，事件时间长，文章短），此一‘步速’，实际上决定了作品情节推展速度的快慢（此处我以‘节奏’名之）。
节奏的快慢迟速，原无一定的标准，更不能据以评断一部作品的优劣，但就通俗小说而言，却是最重要的指标，这与通俗小说的读者心理、阅读倾向是无法分开的。从‘通于俗’的角度而言，‘俗’是通俗小说的读者群汇聚之处，由于读者群的变化，‘俗’的内涵也随之而变，通俗小说较之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具有更大的‘随时以宛转’的特性，它必须充分掌握‘俗’的变化，提供满足‘俗’的一应需要，才能确保其生存的命脉。从作品与文学的关系而论，通俗小说是最能掌握时代脉动的作品，尽管此一掌握的表现方式诉诸于单纯满足需求的形式，而不作纵深式的挖掘，缺乏内省和批判，但是，却直截而有效地触及到当代读者生活层面中所最感到欠缺的质素，而能迅速攫掠到读者的喜爱。当然，这也无形地注定了通俗小说生命短暂的宿命，尤其是在社会变动迅速的时候，由于生活层面的改变剧烈，同一吸引读者瞩目的质素，势必无法持续，就难免成为过眼云烟了。
社会生活层面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生活节奏的急遽速化，读者本身的生活节奏，在阅读作品时，往往会和小说中的节奏自动作凑泊或调整，这种调整大部分是由读者主观意愿主导的，读者可以放缓、持续甚或加速自身的节奏，以取得和作品节奏的协调。此一主观意愿，往往与读者的阅读目的有关，以严肃、求知心态阅读的读者，通常会放缓自己的节奏，以细腻的眼光，搜寻任何从字里行间所可能流溢出的讯息，予以反思；而以闲情逸致或急于获得迅速满足的心理阅读作品，则大体上不是延续即是加速原有的生活节奏。通俗小说的娱乐休闲倾向，原就为满足一般读者生活上的所需而产生，因此，通俗小说的节奏必须与读者的生活节奏取得默契，才能获得欢迎。以三0年代的武侠小说为例，还珠楼主、王度卢等作家的作品，在早期台湾武侠小说的读者群中，还具有吸引力，这不但是一些‘老读者’津津乐道的盛事（叶洪生的《蜀山剑侠评传》可视为代表），就是台湾早期的武侠作者，如卧龙生、诸葛青云等，也不讳言曾取径于这些先辈作家，初期作品清一色的‘旧派’。六0年代的读者，由于社会的进步，生活节奏明显加速，读者已不易‘欣赏’‘慢工出细活’式的冗长叙事笔调，先辈作家已开始了步上寂寞的路径。连带着，后进作家也不得不作调整与更张。古龙在所有作家当中，对节奏最为敏锐，六0年代末期，《多情剑客无情剑》以变幻不羁的笔法，闯开了‘古龙世纪’，影响所及，至今披靡。七0年以来，王度卢、还珠等先辈作品陆续翻印出来，所受到冷落，可以以‘凄惨’一言蔽之，摆在租书店中，几乎没有人问津。原因何在？三0年代的叙事节奏，已明显无法配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这是无庸置疑的。
武侠小说向有所谓‘新派’之说，事实上，‘新派’的崛起，正是缘于情节节奏由慢而快的转变，司马翎小说的创作巅峰时期，正处于新旧世代交替的时候，而整个叙事的笔调，在节奏上相较于先辈作家已有明显的增进，这点，从早期《剑神传》系列与中期自《圣剑飞霜》而下的作品比对中，可以窥探得出。宋今人曾谓司马翎对‘新派’，‘有创造之功’，并许其为‘新派领袖’，若从‘开风气之先’的角度而言，是很确切的看法。不过，司马翎的‘新’，却与古龙等人的‘新’不同，是属于有节制性的‘新’，既能避免先辈作家冗长的景物描述及成段成篇的插叙、补叙，使整个节奏进展如水流不竭，涓涓而溢；又不至于破碎断裂，如拆七宝楼台，不成片段，反而成为他独特的风格。至于后期的《强人》、《极限》诸作，司马翎取法古龙，以变化快速的场景铺叙情节，反倒失其故步，令人不无遗憾。
事实上，司马翎的特长在于舒徐沉稳、从容不迫，这是他的小说迥异流俗的展现，在六0、七0年代，台湾社会的生活节奏是与他的风格合拍的，以此，攫掠了许多老读者的喜爱。不过，这也是他‘蒙尘’的主因之一，越接近现代的读者，生活节奏越快，已较无法接受舒徐沉稳的叙述方式，‘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不得不从他所擅长的‘推理’说起。
缜密推理——司马翎的绝活
宋今人认为司马翎的作品，‘有心理上变化的描写，有人生哲理方面的阐释，有各种事物的推理；因此有深度、有含蓄、有启发’，很能抉剔出司马翎节奏的特色。‘推理’是司马翎小说独具一格的，但并不是日本式的‘推理小说’，因为司马翎尽管也非常注意情节的扑朔迷离、跌宕多变，但却未采用‘破解谜团’的悬疑布局（唯一可以说含有浓厚‘推理小说’意味的，是《杜剑娘》一书），反而藉人物内在心理的变化，以智慧与理性对各种事物、观念作深刻的分析。‘理性’的思维，是司马翎小说中所有人物共通的特征，上自主角，下迄若干不起眼的配角，司马翎皆刻意营造其理性的思维。以《丹凤针》22集中的一个不起眼角色尤一峰为例，他是个‘眉宇之间，则透出一股慓悍迫人的神情’（页15）之人，通常这类人的特色是勇而无谋，以粗暴取胜，可是司马翎却着意写其细腻的思致，花了相当大的篇幅，处理他与凌九重之间彼此勾心斗角的场面。连如此一个人司马翎皆赋予他如此缜密的思维，以此可概其余。
为表现出理性的思维，司马翎不得不将重心置放于人物的心理分析与情节的‘推理结构’中，以此也无形中使他的情节节奏放缓许多，以《檀车侠影》中一场‘救人’的情节为例，从林秋波开始发现到敌踪，历经中伏、受困、解穴、克敌，到最后林秋波飘然远去，事件时间不过短短几个时辰，作者却以将近两本半的篇幅（约150页）详加描摹，其间欲救人反遭擒的林秋波，心绪可以说是瞬息万变，而受援的秦三错、挟持人质的幽冥洞府三高手（尉迟旭、黎平、黄红）亦是几度深思熟虑，彼此机锋互逞、斗角钩心，写得相当淋漓尽致。但是，就全书的结构而言，此一大段落的作用，仅仅在于凸显林秋波、秦三错这两个次要角色的性格而已（林秋波交杂于修道及动情的心绪、秦三错邪恶而具有人性的性格）。习惯于情节迅快进展的读者，于此可能会感到不耐烦，但是阅读时喜欢思考的读者，却会兴致盎然、拍案称绝。然而，武侠小说的读者，多半是以情节为主的，这使得司马翎的爱好者往往限于文学程度较高的群众，因而影响到他的普遍流传，毕竟，宋今人所称许的‘深度、含蓄与启发’，是属于较高层次的阅读。
‘推理结构’在司马翎小说中表现得最淋漓尽致的，当属其中的‘斗智’场面。在他的小说中，闯荡江湖的豪士并不截然以‘武功’为最大的优势，反而处处凸显‘智慧’的关键力量，甚至可以说‘智慧’才是唯一的凭借，逐鹿江湖，‘智慧’随时可能产生转败为胜的作用。在《剑海鹰扬》中，司马翎藉典型的智慧人物端木芙，引发出一段足以代表其风格的文字：
众人这时方始从恍然中，钻出一个大悟来。这个道理，在以往也许无人相信。尤其他们皆是练武之人，岂肯承认‘智慧’比‘武功’还厉害可怕？然而端木芙的异军突起，以一个不懂武功、荏弱娇躯，居然能崛起江湖，成为一大力量之首。以前在淮阴中西大会上，露过锋芒，教人亲眼见到智慧的力量，是以现下无人不信了。
因此，在司马翎的笔下，所有的人物，包括了若干实际上无足轻重的角色，都具有缜密的心思、冷静的头脑，绝非一般小说中一味粗豪的可比。在《独行剑》一书中，司马翎更设计出一个‘智慧门’，以‘智慧国师’领衔，将整个江湖世界的角斗，从武力的战场，移转到智慧的竞争，其间无论是正派人物的朱涛、陈仰白、戒刀头陀，或邪派的秘寨领袖俞百干、智慧门诸先生，在武功上尽管各有所长，但真正克敌致胜的关键，却在于智慧的运用。
在此之下，司马翎实际上已‘颠覆’了‘旧派’武侠小说的江湖世界，改变了江湖的体质。武侠小说的江湖世界本是个‘尚武’的世界，诚如司马翎所说的，‘这是一个崇尚武力的世界，你越有气力，和武艺越精的话，就越受人尊敬’，武功，非但是英雄侠女行走江湖的凭借（护身）、仗义行侠的条件（行侠），更是解决纷扰、快意恩仇的最终法则；事实上，武侠小说之以‘武’为名，正缘于有此‘武功’撑起整体架构。因此，‘武功排行榜’隐然成为武侠小说中的惯例，一如古典说部中的《隋唐演义》，排名在后的一定争不过排名在前的，宇文成都排名为‘第二条好汉’，其他‘好汉’注定无法胜他，他也注定要在‘第一条好汉’李元霸下吃瘪受亏；而‘第一条好汉’无人能胜，只得安排他受雷殛而死。慕容美的《公侯将相录》，依公、侯、伯、子、男的位阶，排定江湖次序，是最典型的例子。武侠小说中必须安排‘武林秘笈’的情节模式，以打破这个规律，亦是不得不然。古龙后期的武侠小说不取‘秘笈’模式，可谓一大改变。此一改变，古龙的‘兵器谱’（《多情剑客无情剑》）开创的是一个‘当下情境’的局面，天机老人、龙凤双环、小李飞刀……等，虽以武功高低为序列，但争胜的关键，却在于面临决胜时的一些细微变化，如地形、地势、体力、心理状态等的影响，随时可以扭转高低序列，楚留香之能够击败武功远高过他的石观音、水母阴姬（《楚留香传奇》），正缘于此。古龙的手法，明显取法于现代运动的竞赛，所谓‘球是圆的’，胜负很难预作定论，熟悉运动此一‘非法之法’的读者，应该颇能感受到古龙此类安排的合理性。司马翎开创的则是另一格局，在逞强斗勇、剑影刀光江湖中，凸显出理性的决定力，这不但使他所构设的江湖世界是‘斗力又斗智’的场合，更以此发挥了他自己所擅长的‘杂学’，随时藉智慧的表征，如奇门遁甲、阴阳术数、佛学道思、医学药理等，刻意点出。
精通百家——司马翎的‘杂学’
武侠小说是一种包容性甚广的类型小说，在江湖的背景下，可以写侠客的豪情、英雄争胜的酣畅淋漓；可以写儿女情长、刻骨铭心的爱恨情仇；也可以写历史宫闱、复杂多变的权力征逐；更可以写悬疑紧张、科技幻想的情节，而‘杂学’，正是支撑这种丰富内涵的砥柱。
‘杂学’运用于小说创作，唯有武侠小说才能发挥其效用，盖武侠小说本身就是中国文学中极为特殊的一种体裁；而整个背景，也以旧时代（清以前）为范围，因此传统文化的适时添入，无形中即加强了整个小说浓厚的中国风味。武侠小说在海外华人地区风行一时，甚至成为‘华侨子女的中文课本’，事实上就是以这传统的文化气息吸引读者的。金庸的武侠小说向来以学识渊博著称，‘书卷气’甚浓，无论琴棋书画、茶酒花食，藉书中情节随时点染，将传统文化知识浓缩于小说之中，享有传统文化‘小百科全书’的盛誉，这在今人已逐渐淡漠于传统文化的趋势下，反而可以因阅读武侠小说，而随处‘惊艳’，获得智性的领略，也成为武侠小说立定根基的命脉了。
司马翎‘杂学’的丰富，在武侠小说家中是很特殊的，举凡佛学道家、阴阳五行、勘舆命理、阵法图册、土木建筑、医学药理、东瀛忍术，甚至神秘术数，信手拈来，说得头头是道，无不令人惊喜。例如《挂剑悬情记》中花玉眉的‘阵法之学’，随手几根树枝，便可以导致眼目迷蒙、视域混淆的效果；《丹凤针》中云散花的‘忍术’，以随身披风掩盖，就可以‘木石潜踪’（藉自然物隐蔽形藏）；《情侠荡寇志》中几场官军与海盗的海战，月兑胎于兵法，写得写得气势宏伟、惊心动魄；《飞羽天关》中李百灵的勘舆之术，经由作者引经据典予以阐发，更令人叹为观止。在此，司马翎灵活运用中国传统的‘杂家百技’，使得小说中处洋溢着传统文化的气息，虽然不无故神其技的用意，却能收到令人意想不到的功效。
在武侠小说家中，司马翎的‘杂学’，是足以与金庸并立而无愧的。不过，金庸杂学的优长为文化与历史，而司马翎则于哲理、术数别有独见，迥非一般作家可比。尤其是在有关传统的奇门秘术方面，用力之勤，见解之精到，居然有专门名家的气势。武侠小说利用传统道教术数刻画武学，是普遍的现象，但大底皆以淡笔带过，以金庸之能，在《神雕侠侣》中写黄药师所排的‘二十八宿大阵’，尽管名目繁多，不过只能将五行、五方、五色、二十八宿相应的道理，简要叙述，实际上并未能说出其所以然来；司马翎则不然，在《飞羽天关》一书，司马翎将堪舆、阵图之说化于小说情节中，神奇诡妙，而又引据确凿，相较之下，显又略胜一筹。
当然，这里不免牵涉到传统杂学（尤其是术数）的可信度问题，例如‘阵法之学’，究竟实情如何，不免让人匪夷所思。不过，从小说‘虚构’的角度而言，即使司马翎完全向壁虚说，也不妨碍读者领略个中趣味，甚至可能因为他叙述手法上的‘理性分析’，而引领读者对此问题作更深入的思索，从而产生浓厚的兴趣。事实上，传统的文化内涵，未必没有其道理，否则也不可衍传千百年之久，更何况，有些道理，是的确可以获得科学验证的。李嗣涔曾作过一个有关‘魔音穿脑’的实验，证实了武侠小说中以‘声音’当武器的可能性，对司马翎小说中‘心灵修练’、‘气机感应’等的武功描述，从‘人体科学’的角度，予以认可，推崇其‘意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以此可知司马翎绝非纯粹‘虚构’，而是真有丰富的杂学知识支撑的。当然，司马翎的杂学也包含了现代的知识，在《挂剑悬情记》第3集中，司马翎设计了一个‘心灵考验’的情节，拟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触‘精神催眠’对人类意志力的影响，从书中人物的反覆辨难、丝丝入扣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见作者于此学的功力。
司马翎的‘杂学’，在他的小说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此，我们可以从他对‘武功’别出新裁的设计，以及书中随处透显出的‘道德关怀’予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