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翎是台灣武俠小說發展史上值得重視的一位作家，其作品節奏舒徐沉穩，復又充滿智性的內涵，因此，曾搏得許多舊讀者的喜愛。近十幾年來，由于時代節奏迅快，司馬翎穩健的風格逐漸少人問津，且在金庸盛名的影響下，更少有人願為之推介，以至如同一顆蒙塵的明珠，亟待識者為其拂垢揚塵。
司馬翎的作品以穩健與理性的架構取勝，推理縝密，在武俠小說中別出一格，無論是在人物的刻畫和情節的布局上，皆處處呈顯出智性的閱讀效果。司馬翎擅長以其廣博而精深的雜學，在武俠小說中設計新穎而不失其合理的武功，同時透過武功的設計，展現了他對人性和道德的關懷。
更重要的是，司馬翎的江湖世界中，女俠不再只是花瓶的附庸角色。
司馬翎往往不吝于讓其小說中的俠女展露其豐富而深刻的內心世界，情感自主，女性的智慧備受強調，可以說是武俠小說中唯一能讓女性發展出個人生命境界的作家。
武俠小說是台灣通俗小說的主流，幾十年來，以其精采迭見、豐富曲折的情節，委婉細膩、深刻入微的人性刻劃，風靡過無慮百萬計的讀者。據估計，在此期間，至少有四百位的作家投入武俠創作的行列，而創造了逾四千部以上的作品，可謂名家輩出，各領風騷。
縱觀台灣武俠小說的發展，凡經四變，早期的先驅作家，衍傳著民國初年諸大家的余烈，如郎紅浣（1952年的《古瑟哀弦》）之取法王度廬，以‘英雄兒女的悲歡離合’為主線；成鐵吾（1956年的《呂四娘別傳》）之與蹄風同步，雜揉民間傳奇與歷史題材，寫清宮舊事，屬草萊初闢之創始期。其後，臥龍生（1957年的《風塵俠隱》）以宏偉的結構、精巧的布局崛起；司馬翎（1958年的《關洛風雲錄》）以縝密的思致、嚴謹的推理見長；諸葛青雲（1958年的《墨劍雙英》）以斯文的雅致、纏mian的情致取勝，鼎足而三；其他如伴霞樓主（1958年的《鳳舞鸞翔》）之精警生動、古龍（1960年的《蒼穹神劍》）之初試啼聲、上官鼎（1960年的《劍毒梅香》）之新穎出奇、蕭逸（1960年的《鐵雁霜翎》）之新藝俠情、東方玉（1961年的《縱鶴擒龍》）之變化莫測、柳殘陽（1961年的《玉面修羅》）之鐵血江湖，亦皆繽紛可觀，于傳衍民初諸家外，復能漸開新局，屬發展時期。1961年以後，上述諸家，銳意興革，迭有佳作，陸魚于1961年作《少年行》、司馬翎于1962年作《聖劍飛霜》、古龍于1964年作《浣花洗劍錄》，開啟了‘新派’武俠小說的紀元，並且為後來為期十年以上的‘古龍世紀’鋪奠了深厚的根基，是為鼎盛時期。1977年以後，雖有溫瑞安之《四大名捕會京師》廣獲矚目，古龍亦仍不時有新作誕生，然多數作家皆漸告引退，武俠小說寖漸步入衰微；1978年，金庸小說解禁，以‘舊作變新說’，造成至今仍影響深遠的‘金庸旋風’，更使名家卻步；1980年，李涼以《奇神楊小邪》始作俑，引領出一批批標榜著‘香艷刺激’的‘偽武俠’充斥坊間，武俠小說幾乎到達不堪聞問的地步，是為衰微期。
在此‘四變’的武俠小說發展期間，號稱‘台灣武俠小說四大家’的臥龍生、諸葛青雲、司馬翎、古龍的成就最為可觀，其中司馬翎（1933∼1989）的地位更屬重要，因為他的創作時期跨越兩期，風格三變，頗足以視為一個縱觀武俠小說發展歷史的縮影。
司馬翎本名吳思明，廣東汕頭市人，1957年自香港負笈來台，就讀于政治大學政治系，于大二時（1958）以《關洛風雲錄》一舉成名，截至1985年《聯合報》連載未完的《飛羽天關》止，廿多年來，完成了三十多部的作品，其間三易筆名︰1960年以前，以‘吳樓居士’為名，發表了《關洛風雲錄》、《劍氣千幻錄》、《劍神傳》、《仙洲劍隱》、《八表雄風》等作；1961年，改用‘司馬翎’名義，發表了《聖劍飛霜》、《掛劍懸情記》、《縴手馭龍》、《帝疆爭雄記》、《劍海鷹揚》、《人在江湖》等大多數成名作；1970年，因故一度輟筆，偶有所作，則以‘天心月’為名，在香港報刊登載了《強人》、《極限》諸小品；1980年後，拾筆欲重回江湖，復因病魔纏身，無法專力投入，僅有《飛羽天關》（未完）、《飄花零落》兩種。從他的創作歷程而論，以司馬翎為名的一段時日，是成果最輝煌、收獲最豐碩的黃金時期。早期名家，如臥龍生、古龍皆對他贊不絕口，宋今人稱許其為‘新派領袖’、張系國贊譽之為‘作家中的作家’，葉洪生則認為其生前名氣雖遜于二龍（臥龍生及古龍），‘實則卻居于「承先啟後」的樞紐地位，影響甚大’，在老一輩的讀者群中，司馬翎往往是為人所津津樂道的。以他部部扎實、精采不凡的作品質量而言，理應能讓他的名聲永持不墜才對；然而，除了老讀者而外，他受重視的程度，卻遠遠遜于聞名遐邇的金庸、古龍、梁羽生諸‘大師’，除了葉洪生先生對他‘情有獨鐘’之外，幾乎沒有人願意為他推介；從受歡迎、流傳的層面而言，似乎亦不及臥龍生、諸葛青雲、東方玉、柳殘陽等擁有廣大的新舊讀者，在武俠小說出租店中，他總是委委屈屈地踡伏在偏僻的角落。窺其原因，可能有兩點，其一是司馬翎過早中輟寫作生涯，1971年以後，他歸返香港經商，在此時期，由于武俠小說出版界的混亂情勢（主要是著作權法問題），‘司馬翎’之名，幾乎成為一切冒名偽作的代名詞，非但如《艷影俠蹤》、《神雕劍侶》等猥濫諸作，假其名以問世，就是金庸的作品，在出版商運作之下，也大量以‘司馬翎’的招牌，偽版印出，如《一劍光寒四十州》、《獨孤九劍》（即《笑傲江湖》），《神武門》、《小白龍》（即《鹿鼎記》）等，造成了讀者‘司馬翎就是金庸’的錯誤印象，在金庸挾媒體的雄厚力量席卷了台灣武俠小說界之後，司馬翎的光芒，被掩蓋殆盡，雖然晚期欲有所作為，已是時不我予了。
其次，司馬翎成名期間，台灣學術界仍然視武俠小說為旁門小道，所有的武俠作品，包括金庸在內，都不能登大雅之堂，自然沒有任何人願為他張目、推介了；而1980年以後，由于金庸旋風的影響，盡管相關的武俠論述，得以大量正式披露，卻在‘商品化’的傳銷策略主導下，集矢于金庸一人，論者幾乎‘無暇’顧及其他的作家，司馬翎還是無法引人注意。1985年以後，大陸興起一股‘武俠小說熱’，學界亦順風駛船，展開以武俠小說為主的通俗小說研究工作。大陸的研究、論述，層面較廣，眼界較雜，在芸芸武俠作家中，司馬翎倒算是一顆較引人矚目的新星，陳墨《新武俠二十家》，即以他為‘台灣小說四大家’之一。但是，由于大陸出版界魚目混珠、張冠李戴的情形，較諸台灣更形混亂，司馬翎的作品中，夾雜著許多偽作，大陸學者眼目迷蒙，有如‘盲俠’，‘听音辨位’之能既少，自然只是迎風亂舞、向壁虛說了。以陳墨為例，在〈司馬翎作品論〉中所分析的三部作品，《河岳點將錄》、《黑白旗》分別為易容、紅豆公主所作，唯一的司馬翎作品《金浮圖》，也是他較‘媚俗’的一部，這卻導致他評論司馬翎為‘二流作家’的定位。
事實上，以他的小說藝術造詣而言，在金庸的流麗高華、古龍的詭奇懸疑、梁羽生的典雅平正之外，他能以樸實厚重的風格，獨樹一幟，在武俠作家中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平心而論，司馬翎的際遇與他的武俠作品成就，是有一段相當大的落差
舒徐沉穩——司馬翎小說的特殊的節奏
司馬翎的作品無法像臥龍生、諸葛青雲等一般，獲得廣大讀者的歡迎，甚至也不容易獲致學界的青睞，主要的問題，是來自他的作品整體所呈現的質樸厚重風格。
從通俗文學的角度而言，作品‘節奏’的掌握，為其是否能真正‘通俗’的最大關鍵。結構主義學者杰聶（GerardGenette）曾經將作品中的事件延續時間與敷衍時間（敘述時間）的比率關系，稱為‘步速’（pace），事件延續時間的久暫與文章長短（字數、頁數）的反比越大，則‘步速’越快（亦即，事件時間長，文章短），此一‘步速’，實際上決定了作品情節推展速度的快慢（此處我以‘節奏’名之）。
節奏的快慢遲速，原無一定的標準，更不能據以評斷一部作品的優劣，但就通俗小說而言，卻是最重要的指標，這與通俗小說的讀者心理、閱讀傾向是無法分開的。從‘通于俗’的角度而言，‘俗’是通俗小說的讀者群匯聚之處，由于讀者群的變化，‘俗’的內涵也隨之而變，通俗小說較之其他類型的文學作品，具有更大的‘隨時以宛轉’的特性，它必須充分掌握‘俗’的變化，提供滿足‘俗’的一應需要，才能確保其生存的命脈。從作品與文學的關系而論，通俗小說是最能掌握時代脈動的作品，盡管此一掌握的表現方式訴諸于單純滿足需求的形式，而不作縱深式的挖掘，缺乏內省和批判，但是，卻直截而有效地觸及到當代讀者生活層面中所最感到欠缺的質素，而能迅速攫掠到讀者的喜愛。當然，這也無形地注定了通俗小說生命短暫的宿命，尤其是在社會變動迅速的時候，由于生活層面的改變劇烈，同一吸引讀者矚目的質素，勢必無法持續，就難免成為過眼雲煙了。
社會生活層面的變化，最明顯的就是生活節奏的急遽速化，讀者本身的生活節奏，在閱讀作品時，往往會和小說中的節奏自動作湊泊或調整，這種調整大部分是由讀者主觀意願主導的，讀者可以放緩、持續甚或加速自身的節奏，以取得和作品節奏的協調。此一主觀意願，往往與讀者的閱讀目的有關，以嚴肅、求知心態閱讀的讀者，通常會放緩自己的節奏，以細膩的眼光，搜尋任何從字里行間所可能流溢出的訊息，予以反思；而以閑情逸致或急于獲得迅速滿足的心理閱讀作品，則大體上不是延續即是加速原有的生活節奏。通俗小說的娛樂休閑傾向，原就為滿足一般讀者生活上的所需而產生，因此，通俗小說的節奏必須與讀者的生活節奏取得默契，才能獲得歡迎。以三0年代的武俠小說為例，還珠樓主、王度盧等作家的作品，在早期台灣武俠小說的讀者群中，還具有吸引力，這不但是一些‘老讀者’津津樂道的盛事（葉洪生的《蜀山劍俠評傳》可視為代表），就是台灣早期的武俠作者，如臥龍生、諸葛青雲等，也不諱言曾取徑于這些先輩作家，初期作品清一色的‘舊派’。六0年代的讀者，由于社會的進步，生活節奏明顯加速，讀者已不易‘欣賞’‘慢工出細活’式的冗長敘事筆調，先輩作家已開始了步上寂寞的路徑。連帶著，後進作家也不得不作調整與更張。古龍在所有作家當中，對節奏最為敏銳，六0年代末期，《多情劍客無情劍》以變幻不羈的筆法，闖開了‘古龍世紀’，影響所及，至今披靡。七0年以來，王度盧、還珠等先輩作品陸續翻印出來，所受到冷落，可以以‘淒慘’一言蔽之，擺在租書店中，幾乎沒有人問津。原因何在？三0年代的敘事節奏，已明顯無法配合現代人的生活節奏，這是無庸置疑的。
武俠小說向有所謂‘新派’之說，事實上，‘新派’的崛起，正是緣于情節節奏由慢而快的轉變，司馬翎小說的創作巔峰時期，正處于新舊世代交替的時候，而整個敘事的筆調，在節奏上相較于先輩作家已有明顯的增進，這點，從早期《劍神傳》系列與中期自《聖劍飛霜》而下的作品比對中，可以窺探得出。宋今人曾謂司馬翎對‘新派’，‘有創造之功’，並許其為‘新派領袖’，若從‘開風氣之先’的角度而言，是很確切的看法。不過，司馬翎的‘新’，卻與古龍等人的‘新’不同，是屬于有節制性的‘新’，既能避免先輩作家冗長的景物描述及成段成篇的插敘、補敘，使整個節奏進展如水流不竭，涓涓而溢；又不至于破碎斷裂，如拆七寶樓台，不成片段，反而成為他獨特的風格。至于後期的《強人》、《極限》諸作，司馬翎取法古龍，以變化快速的場景鋪敘情節，反倒失其故步，令人不無遺憾。
事實上，司馬翎的特長在于舒徐沉穩、從容不迫，這是他的小說迥異流俗的展現，在六0、七0年代，台灣社會的生活節奏是與他的風格合拍的，以此，攫掠了許多老讀者的喜愛。不過，這也是他‘蒙塵’的主因之一，越接近現代的讀者，生活節奏越快，已較無法接受舒徐沉穩的敘述方式，‘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不得不從他所擅長的‘推理’說起。
縝密推理——司馬翎的絕活
宋今人認為司馬翎的作品，‘有心理上變化的描寫，有人生哲理方面的闡釋，有各種事物的推理；因此有深度、有含蓄、有啟發’，很能抉剔出司馬翎節奏的特色。‘推理’是司馬翎小說獨具一格的，但並不是日本式的‘推理小說’，因為司馬翎盡管也非常注意情節的撲朔迷離、跌宕多變，但卻未采用‘破解謎團’的懸疑布局（唯一可以說含有濃厚‘推理小說’意味的，是《杜劍娘》一書），反而藉人物內在心理的變化，以智慧與理性對各種事物、觀念作深刻的分析。‘理性’的思維，是司馬翎小說中所有人物共通的特征，上自主角，下迄若干不起眼的配角，司馬翎皆刻意營造其理性的思維。以《丹鳳針》22集中的一個不起眼角色尤一峰為例，他是個‘眉宇之間，則透出一股慓悍迫人的神情’（頁15）之人，通常這類人的特色是勇而無謀，以粗暴取勝，可是司馬翎卻著意寫其細膩的思致，花了相當大的篇幅，處理他與凌九重之間彼此勾心斗角的場面。連如此一個人司馬翎皆賦予他如此縝密的思維，以此可概其余。
為表現出理性的思維，司馬翎不得不將重心置放于人物的心理分析與情節的‘推理結構’中，以此也無形中使他的情節節奏放緩許多，以《檀車俠影》中一場‘救人’的情節為例，從林秋波開始發現到敵蹤，歷經中伏、受困、解穴、克敵，到最後林秋波飄然遠去，事件時間不過短短幾個時辰，作者卻以將近兩本半的篇幅（約150頁）詳加描摹，其間欲救人反遭擒的林秋波，心緒可以說是瞬息萬變，而受援的秦三錯、挾持人質的幽冥洞府三高手（尉遲旭、黎平、黃紅）亦是幾度深思熟慮，彼此機鋒互逞、斗角鉤心，寫得相當淋灕盡致。但是，就全書的結構而言，此一大段落的作用，僅僅在于凸顯林秋波、秦三錯這兩個次要角色的性格而已（林秋波交雜于修道及動情的心緒、秦三錯邪惡而具有人性的性格）。習慣于情節迅快進展的讀者，于此可能會感到不耐煩，但是閱讀時喜歡思考的讀者，卻會興致盎然、拍案稱絕。然而，武俠小說的讀者，多半是以情節為主的，這使得司馬翎的愛好者往往限于文學程度較高的群眾，因而影響到他的普遍流傳，畢竟，宋今人所稱許的‘深度、含蓄與啟發’，是屬于較高層次的閱讀。
‘推理結構’在司馬翎小說中表現得最淋灕盡致的，當屬其中的‘斗智’場面。在他的小說中，闖蕩江湖的豪士並不截然以‘武功’為最大的優勢，反而處處凸顯‘智慧’的關鍵力量，甚至可以說‘智慧’才是唯一的憑借，逐鹿江湖，‘智慧’隨時可能產生轉敗為勝的作用。在《劍海鷹揚》中，司馬翎藉典型的智慧人物端木芙，引發出一段足以代表其風格的文字︰
眾人這時方始從恍然中，鑽出一個大悟來。這個道理，在以往也許無人相信。尤其他們皆是練武之人，豈肯承認‘智慧’比‘武功’還厲害可怕？然而端木芙的異軍突起，以一個不懂武功、荏弱嬌軀，居然能崛起江湖，成為一大力量之首。以前在淮陰中西大會上，露過鋒芒，教人親眼見到智慧的力量，是以現下無人不信了。
因此，在司馬翎的筆下，所有的人物，包括了若干實際上無足輕重的角色，都具有縝密的心思、冷靜的頭腦，絕非一般小說中一味粗豪的可比。在《獨行劍》一書中，司馬翎更設計出一個‘智慧門’，以‘智慧國師’領餃，將整個江湖世界的角斗，從武力的戰場，移轉到智慧的競爭，其間無論是正派人物的朱濤、陳仰白、戒刀頭陀，或邪派的秘寨領袖俞百干、智慧門諸先生，在武功上盡管各有所長，但真正克敵致勝的關鍵，卻在于智慧的運用。
在此之下，司馬翎實際上已‘顛覆’了‘舊派’武俠小說的江湖世界，改變了江湖的體質。武俠小說的江湖世界本是個‘尚武’的世界，誠如司馬翎所說的，‘這是一個崇尚武力的世界，你越有氣力，和武藝越精的話，就越受人尊敬’，武功，非但是英雄俠女行走江湖的憑借（護身）、仗義行俠的條件（行俠），更是解決紛擾、快意恩仇的最終法則；事實上，武俠小說之以‘武’為名，正緣于有此‘武功’撐起整體架構。因此，‘武功排行榜’隱然成為武俠小說中的慣例，一如古典說部中的《隋唐演義》，排名在後的一定爭不過排名在前的，宇文成都排名為‘第二條好漢’，其他‘好漢’注定無法勝他，他也注定要在‘第一條好漢’李元霸下吃癟受虧；而‘第一條好漢’無人能勝，只得安排他受雷殛而死。慕容美的《公侯將相錄》，依公、侯、伯、子、男的位階，排定江湖次序，是最典型的例子。武俠小說中必須安排‘武林秘笈’的情節模式，以打破這個規律，亦是不得不然。古龍後期的武俠小說不取‘秘笈’模式，可謂一大改變。此一改變，古龍的‘兵器譜’（《多情劍客無情劍》）開創的是一個‘當下情境’的局面，天機老人、龍鳳雙環、小李飛刀……等，雖以武功高低為序列，但爭勝的關鍵，卻在于面臨決勝時的一些細微變化，如地形、地勢、體力、心理狀態等的影響，隨時可以扭轉高低序列，楚留香之能夠擊敗武功遠高過他的石觀音、水母陰姬（《楚留香傳奇》），正緣于此。古龍的手法，明顯取法于現代運動的競賽，所謂‘球是圓的’，勝負很難預作定論，熟悉運動此一‘非法之法’的讀者，應該頗能感受到古龍此類安排的合理性。司馬翎開創的則是另一格局，在逞強斗勇、劍影刀光江湖中，凸顯出理性的決定力，這不但使他所構設的江湖世界是‘斗力又斗智’的場合，更以此發揮了他自己所擅長的‘雜學’，隨時藉智慧的表征，如奇門遁甲、陰陽術數、佛學道思、醫學藥理等，刻意點出。
精通百家——司馬翎的‘雜學’
武俠小說是一種包容性甚廣的類型小說，在江湖的背景下，可以寫俠客的豪情、英雄爭勝的酣暢淋灕；可以寫兒女情長、刻骨銘心的愛恨情仇；也可以寫歷史宮闈、復雜多變的權力征逐；更可以寫懸疑緊張、科技幻想的情節，而‘雜學’，正是支撐這種豐富內涵的砥柱。
‘雜學’運用于小說創作，唯有武俠小說才能發揮其效用，蓋武俠小說本身就是中國文學中極為特殊的一種體裁；而整個背景，也以舊時代（清以前）為範圍，因此傳統文化的適時添入，無形中即加強了整個小說濃厚的中國風味。武俠小說在海外華人地區風行一時，甚至成為‘華僑子女的中文課本’，事實上就是以這傳統的文化氣息吸引讀者的。金庸的武俠小說向來以學識淵博著稱，‘書卷氣’甚濃，無論琴棋書畫、茶酒花食，藉書中情節隨時點染，將傳統文化知識濃縮于小說之中，享有傳統文化‘小百科全書’的盛譽，這在今人已逐漸淡漠于傳統文化的趨勢下，反而可以因閱讀武俠小說，而隨處‘驚艷’，獲得智性的領略，也成為武俠小說立定根基的命脈了。
司馬翎‘雜學’的豐富，在武俠小說家中是很特殊的，舉凡佛學道家、陰陽五行、勘輿命理、陣法圖冊、土木建築、醫學藥理、東瀛忍術，甚至神秘術數，信手拈來，說得頭頭是道，無不令人驚喜。例如《掛劍懸情記》中花玉眉的‘陣法之學’，隨手幾根樹枝，便可以導致眼目迷蒙、視域混淆的效果；《丹鳳針》中雲散花的‘忍術’，以隨身披風掩蓋，就可以‘木石潛蹤’（藉自然物隱蔽形藏）；《情俠蕩寇志》中幾場官軍與海盜的海戰，月兌胎于兵法，寫得寫得氣勢宏偉、驚心動魄；《飛羽天關》中李百靈的勘輿之術，經由作者引經據典予以闡發，更令人嘆為觀止。在此，司馬翎靈活運用中國傳統的‘雜家百技’，使得小說中處洋溢著傳統文化的氣息，雖然不無故神其技的用意，卻能收到令人意想不到的功效。
在武俠小說家中，司馬翎的‘雜學’，是足以與金庸並立而無愧的。不過，金庸雜學的優長為文化與歷史，而司馬翎則于哲理、術數別有獨見，迥非一般作家可比。尤其是在有關傳統的奇門秘術方面，用力之勤，見解之精到，居然有專門名家的氣勢。武俠小說利用傳統道教術數刻畫武學，是普遍的現象，但大底皆以淡筆帶過，以金庸之能，在《神雕俠侶》中寫黃藥師所排的‘二十八宿大陣’，盡管名目繁多，不過只能將五行、五方、五色、二十八宿相應的道理，簡要敘述，實際上並未能說出其所以然來；司馬翎則不然，在《飛羽天關》一書，司馬翎將堪輿、陣圖之說化于小說情節中，神奇詭妙，而又引據確鑿，相較之下，顯又略勝一籌。
當然，這里不免牽涉到傳統雜學（尤其是術數）的可信度問題，例如‘陣法之學’，究竟實情如何，不免讓人匪夷所思。不過，從小說‘虛構’的角度而言，即使司馬翎完全向壁虛說，也不妨礙讀者領略個中趣味，甚至可能因為他敘述手法上的‘理性分析’，而引領讀者對此問題作更深入的思索，從而產生濃厚的興趣。事實上，傳統的文化內涵，未必沒有其道理，否則也不可衍傳千百年之久，更何況，有些道理，是的確可以獲得科學驗證的。李嗣涔曾作過一個有關‘魔音穿腦’的實驗，證實了武俠小說中以‘聲音’當武器的可能性，對司馬翎小說中‘心靈修練’、‘氣機感應’等的武功描述，從‘人體科學’的角度，予以認可，推崇其‘意境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以此可知司馬翎絕非純粹‘虛構’，而是真有豐富的雜學知識支撐的。當然，司馬翎的雜學也包含了現代的知識，在《掛劍懸情記》第3集中，司馬翎設計了一個‘心靈考驗’的情節，擬從心理學的角度，探觸‘精神催眠’對人類意志力的影響，從書中人物的反覆辨難、絲絲入扣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見作者于此學的功力。
司馬翎的‘雜學’，在他的小說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在此，我們可以從他對‘武功’別出新裁的設計，以及書中隨處透顯出的‘道德關懷’予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