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翎的武功設計與道德關懷
武俠小說以‘武俠’為名，自然必須展現出俠客的武功。中國的武術，自有其淵遠流長的傳統，而從俠義小說到武俠小說，武功的設計，自始也是重要的一環。古典俠義小說中，唐代以神秘性濃厚的道術取勝；宋元以來，則棍棒拳腳，步步踏實；明清之間，此二系相互援引，分別有所開展，既有平穩扎實如《綠牡丹》、《兒女英雄傳》的，也有光怪陸離如《七劍十三俠》、《仙俠五花劍》的，基本上，初步奠定了民國武俠小說的兩大武功設計系統。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和《近代俠義英雄傳》則分別標識了兩大系的開展。不過，神怪一系，自還珠樓主《蜀山系列》以降，甚少創發；而平實一系，則自白羽的《十二金錢鏢》後，逐步擺月兌以純粹中國武術描述武學的窠臼，走上‘武藝文學化’的‘虛擬武學’。所謂‘武藝文學化’，是指作者設計的武功，只能藉文字領略其妙境，而未必能于現實施展，而且，通常以優美的文字引首，為其武學命名。就武俠小說而言，這是一個極大的躍進，不僅作者可以超越個人體能限制，依其深厚的學養，憑借文學想像，設計各種冠冕堂皇、名目儼然的武功，讀者也可在這些變化莫測，而又似乎言之成理的武功中，沉浸于想像的武林世界中。這些武功的摹寫，道教養生術中月兌胎而出的‘內功’（通常以武當派為代表，但運用之廣，則可遍及所有武俠人物），是為主流；但變化之妙，存乎一心。在武俠名家中，金庸著名的‘降龍十八掌’、‘黯然銷魂掌’、‘獨孤九劍’，首先在‘虛擬武學’上廣獲佳評，大抵皆利用詞語串連，‘顧名思義’，如‘降龍十八掌’第一招‘亢龍有悔’，據金庸所描述︰
這一招叫作‘亢龍有悔’，掌法的精要不在‘亢’字而在‘悔’字。
倘若只求剛猛狠辣，亢奮凌厲，只要有幾百斤蠻力，誰都會使了。……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因此有發必須有收。打出去的力道有十分，留在自身的力道卻還有二十分。那一天你領會到了這‘悔’的味道，這一招就算是學會了三成。好比陳年美酒，上口不辣，後勁卻是醇厚無比，那便在于這個‘悔’字。
很明顯地，這段文字以‘亢’字所代表的‘充盈’義和‘悔’字的‘潛藏’義對舉中，創發出來，頗符合道家‘持盈保泰’的理論，可謂別開生面。60年代後的古龍，則創發出‘無招勝有招’之說，完全屏除了招式名目，簡截了當，開創了新一代的武功描寫典範。不過，在武功本身著墨不多，算是異峰突起的‘別派’。司馬翎的開創性雖不如金、古二人，但介于兩家之間，卻自有其特色。司馬翎論武功以‘氣勢’取勝，所謂的‘氣勢’，實際上是一種心靈的力量，根源于道德與理性，不僅僅是人天生的性格與稟賦而已，在《血羽檄》中，司馬翎藉‘白日刺客’高青雲面對‘鳳陽神鉤門’的裴夫人時的一段解說，和盤托出他設計此一武功的底蘊︰
古往今來，舍生取義的忠臣烈士，為數甚多，並非個個都有楚霸王的剛猛氣概的，而且說到威武不能屈的聖賢明哲之士，反而絕大多數是謙謙君子，性情溫厚。由此可以見得這‘氣勢’之為物，是一種修養工夫，與天性的剛柔，沒有關系。
在此，司馬翎所援用的觀念，來自于傳統儒家，故其下又引孟子‘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以為佐證。蓋高青雲雖為受賂殺人的刺客，卻與一般刺客不同，正義凜然，善惡分明，而裴夫人一則有愧于丈夫，二則被懷疑為殺死查母的凶手，于道德有所虧欠，因此，高青雲仗此道德的正義力量，足將其‘氣勢’發揮到淋灕盡致，使得原來尚可力拼的裴夫人，一時無法抵御。當然，此一‘氣勢’也並非決定格斗勝負的唯一標準，同時，也不是完全無可抵御的。司馬翎將‘氣勢’歸之于道德理性，則另一種非關理性，純粹出之于強烈情感沖動的愛情力量，亦足以與之抗衡。因此，當裴夫人思忖及他所做的一切，全是為了查思雲復仇，無愧于心時，又足以在斗志崩潰的情勢下，陡生力量，使高青雲恍悟到‘原來真理與理性，唯有一個「情」字，可以與之抗衡，並非是全無敵手的’。在此，司馬翎顯示了他對人類心靈力量的洞識。
此一對人類心靈的洞識，使司馬翎在武功設計上常有令人激賞的表現，以‘情’字而論，金庸在《神雕俠侶》中以‘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江淹〈別賦〉）的文藝化方式，設計出膾炙人口的‘黯然銷魂掌’，意欲強調‘相思’的偉大力量，唯有‘哀痛欲絕’之時，才能發揮其莫大的效力，可謂是神來之筆，將武學文藝化的精微發露極致。讀者心領神會之余，也許不免忽略了，當楊過在‘心下萬念俱灰，沒精打采的揮袖卷出’時，何處激生情感的澎湃動力？相對之下，司馬翎在《白刃紅妝》書中，設計了斷腸府的‘情功’——據書中所述，斷腸府‘情功’修煉之要訣在于藉情感的力量以增強武功，府中弟子必須以各種方式激起對方的‘真情’，對方情感投注愈深，自己獲利也愈大；反之，一旦自己陷溺不返，動了‘真情’，亦將因之而削弱武功，甚至情絲牽纏，氣息奄奄——無論是對情感的力量與人面對情感時的不由自主，都有相當深刻的描繪，蹊徑別出，卻又合情合理。
司馬翎武功的設計，不僅在別出新裁地呈顯書中人物五花八門，令人目眴神移的武功而已，事實上，就在武學設計中，也顯示了其道德的關懷。前面所述的‘情功’，原是邪派斷腸府的絕技，必要使對手心碎腸斷而後已，可是，當書中邪派的角色（曹菁菁、王妙君、程雲松）一旦面對自己的‘真情’時，卻是寧可受‘情功’反噬之苦，九死不悔，其中逼出了作者對人類至情至性的肯定。
在武學方面，司馬翎心目中時時有一‘武道’的觀念，並用此名，創作了《武道-胭脂劫》一書，正可代表司馬翎對人類生命道德的關懷。
從江湖世界憑借著武功裁斷是非的角度而言，武功的極境，事實上就是權力的極境，這點，多數的武俠小說都已展示了相當一致的共識。因此，武俠小說的結局，通常免不了出現一場武功／權力的對決，以決定江湖勢力的消長。不過，這種對決的形式卻又相當吊詭，作為權力象征的武功，最終的目的卻是在‘顛覆’權力。‘以權力反權力’，未免有‘以暴易暴’的矛盾，卻和武俠小說‘止戈為武’的性質是相合的，這是武俠小說最具辨證性的地方。‘以權力反權力’之所以能成立，在于前者的外在形式（武功）被賦予了道德的內涵（善），而後者則是違反道德的（惡）；同時，後者的權力性質，是一種集權性的強橫統治，而前者則出于一種權力平衡的概念——權力一旦是平衡的，即無權力可言，是故武俠小說中如果有最後的‘武林盟主’誕生，也必然是‘無為而治’型的，甚至，更多的武俠小說以‘退隱山林’的方式，回避了權力集中的可能。以此而論，武俠小說的基本精神是反權力的。
權力是現實社會中無法否認的存在，虛構的江湖世界既以人世為藍本，自也無法不涉及權力的征逐。人在現實社會中，可以自外于權力角逐，默默無聞；然而，武俠小說中的人物，既以‘武功’（權力的外在形式）為主體，就無法自外于此，是則，個人生命意義與價值的安頓，該與權力如何應對？這是武俠小說必須處理的問題。可惜，多數的武俠小說都輕易放過了這原可以極力發揮的主題。相對之下，司馬翎的《武道-胭脂劫》正在這一方面提供了若干深刻的觀點，足以發人省思。
《武道-胭脂劫》以‘武道’的探索為主線，先從霜刀無情厲斜追尋魔刀的最後一招為始點，深刻切中了‘武功’與‘權力’的關竅。厲斜畢生以‘武道’的探索為終極，不惜以殺生歷練的方式，揣摹魔刀至高無上的終極心法；然而，此一‘武道’的最終意義，不過是能使他成為天下武功最高的人，擁有旁人不敢冒犯的權力而已——武功就是權力的事實，在厲斜身上表露無遺。假如我們將厲斜一連串磨練探索的過程，視為他個人生命意義的發掘過程的話，毫無疑問地，厲斜企圖將生命安頓于權力的競逐上。
沈宇的出現，是厲斜生命史上重要的一個轉折。沈宇身負沉冤，以自苦為極，對人生原已無望，然而在目睹厲斜以人命為試練的慘酷手段下，雄心頓生，意欲憑借個人的智慧才干，防阻厲斜為禍。沈宇並未視厲斜為惡人，相反地，他認為厲斜不過是欲探索‘武道’的奧秘。問題在于，沈宇以悲天憫人的胸懷思索‘武道’的極致，徑路與厲斜完全異轍。‘武道’的究竟何在？權力能否安頓生命？司馬翎在此書中，利用了許多精采的情節，舒徐沉穩地鋪敘而出。最後，厲斜終于發現了魔刀最後一招的奧秘，原來，那是一把刀，當厲斜最後手執這把不屬于他追尋的意義內的‘身外之物’時，頓時覺得大失所望，對他而言，這是多大的反諷呀！武功的奧秘，或者說權力的奧秘，竟然就是一把刀，厲斜可能將生命安頓在這把刀上嗎？厲斜終究不能不以退隱的方式，棄絕此一權力。
在此書中，作者刻意安排了一個‘假厲斜’，藉對比凸顯武功與權力的關系。假厲斜是謝夫人的‘身外化身’，而謝夫人雖然出場次數不多，地位卻非常重要。她原來是以‘性’為人生極樂的婬娃蕩婦，在偶然的機緣中，嘗到了血腥的快感，從此將對‘性’的追求，轉化成對暴力、血腥、殺戮的畸型欲求，因此以‘身外化身’制造了假厲斜，在江湖中展開無情而狠毒的殺戮。性與暴力血腥，和權力一樣，都是潛藏于人內心的原始沖動，就權力的本質而言，事實上正操控著性與暴力，因此，謝夫人實際上是厲斜的一個‘身外化身’。這種瘋狂的原始yu望，最後導致了謝夫人親手殺死了自己的獨子謝辰和兒媳胡玉真，實際上也暗示了權力征逐的最終結果，必然是泯滅人性的。謝夫人最後被厲斜一刀斬絕，厲斜于此時才算真的體認到權力的可怕，從而能真正的擺月兌受權力yu望操控的生命。
謝夫人的角色，是武俠小說中相當特殊的設計，然而，司馬翎並無意去批判這位既而又慘酷的女性，相反地，我們透過他對謝夫人深入的心理摹寫，可以發現，謝夫人不過是一個象征——一個集性與暴力的權利追逐者的象征，這是‘胭脂劫’書名的意義。司馬翎與所有的武俠作家一樣，秉持著武俠小說‘反權’的基本精神，同時，更在‘反權’中，展示了他的道德關懷。
沈宇含冤莫白的際遇，一度使他灰心喪志，盡管後來他赫然發現沉冤可雪，也因此獲得了愛人艾琳（艾琳是他青梅竹馬的情人，誤以為沈宇之父為其毀家凶手，因此千里追蹤，內心糾纏于親仇與情愛的矛盾中，寫來也非常出色）的諒解，但是，真正激發他雄心壯志的，卻是一股正義的道德力量。也正因他自道德重新燃起生命的意志，才能昭雪沉冤！從沈宇身上，司馬翎的道德關懷，已經是非常明顯了，不過更值得一提的是陳春喜這角色的設計。
陳春喜原來是漁村中的小姑娘，單純而直樸，卻向往著江湖中叱吒風雲的生命形態，在胡玉真引介下，她投入了謝家這個謝夫人的權力核心，透過謝辰，修習‘蘭心玉簡’的武功。‘蘭心玉簡’是謝辰為他的母親謝夫人千方百計尋求，欲使謝夫人變化氣質的武學，可是權力象征的謝夫人不願修習，因為這武功與權力yu望沖突，‘這種心法以純潔無邪為根，以慈悲仁愛為表’，修習過後，‘這顆心真是空透玲瓏，縴塵不染，已經少有心情波動的情形了’。權力等同于yu望，而‘空透玲瓏，縴塵不染’，自然與權力絕緣，陳春喜以純真之心地，投身于權力中心，事實上是司馬翎所安排的見證——透過自始至終未變化的純真，見證權力之可怖與道德情操之高尚。
魔刀的最後一招，關鍵居然是把刀；權力征逐的下場為何？謝夫人身首異處，厲邪恍然了悟。‘武道’的奧秘何在？司馬翎意欲告訴我們，‘道在人，不在物’，在人高貴的道德情懷，在人的慈悲與仁愛，這是中國傳統武俠小說人與武功合一的終極境界，平實簡捷，意義卻深刻警策，事實上，這才是真正的‘武俠’！
自足生命的開展——司馬翎筆下的女性
在武俠小說‘俠骨’與‘柔情’兼備的風格中，女性俠客無疑已成為武俠小說描繪的重心之一。小說中的‘江湖’盡管可以月兌離現實，任情‘虛構’，簡化了現實中林林總總的復雜面相（如正義與邪惡的道德規律、殺人流血的法律規範等），但是，‘人物’卻是‘模擬’現實情境的；社會上有形形色色的女性，小說中自也應有各具豐采的女俠，我們可以看到，武俠小說中的女性，從空門中的尼姑、道姑，到千金閨閣、江湖名家之女、神秘幫會的首腦，乃至于三姑六婆、妓女貧婦，應有盡有；至于在形貌、性格上，俊丑兼具，內涵復雜，更是不在話下，其實也與現實社會（小說中古代的現實社會）可能出現的女性範疇相當了。從這點來說，女性是‘江湖’中不可或缺的角色，這正如其他類型的小說一樣。
從武俠小說發展的歷史而言，女性俠客的出現，整個影響到江湖結構上的體質改變，主要的是注入了‘柔情’的因素，這不但使得江湖的陽剛氣息得以藉‘柔情’調劑，更連帶影響及英雄俠客的形貌與性格的描繪，關于這點，陳平原曾分析︰
首先，大俠們的最高理想不再是建功立業或爭得天下武功第一，而是人格的自我完善或生命價值的自我實現；其次，男女俠客都不把對方僅僅看成打斗的幫手，而是情感的依托……，也就是說，不是在剛猛的打斗場面中插入纏mian的情感片段來‘調節文氣’，而是正視俠客作為常人必然具備的七情六欲，借表現其兒女情來透視其內心世界，使得小說中的俠客形象更為豐滿。
大抵自王度盧的《鶴驚昆侖》五部曲後，武俠小說中的‘柔情’，已經成為此一文學類型中不可或缺的成素了，而主要承擔起這個任務的，無疑是女性——尤其是女主角。在此，武俠小說頗有幾分‘才子佳人’的味道，不但兀傲英雄與巾幗紅粉，總是刻意安排得相得益彰，而且情感描摹也往往可以細膩入微，令人蕩氣回腸。
不過，在芸芸江湖世界中，究竟女性可以作如何的設計？基本上，一般武俠小說中所刻劃的女性，可以分成三種類型，第一種是柔弱可憐型的，性格溫柔、情感細膩，一副‘亟待拯救’的楚楚情狀，是英雄俠客展現生命華彩的憑借，仗義行俠的英雄，最樂于藉援救的過程凸顯出過人的英風豪氣，如金庸《神雕俠侶》中的程英、陸無雙。第二種是‘魔女婬娃’型的，通常被描摹成因感情失利，由愛深恨，轉而向全天下的男人進行‘肉欲式的報復’；或者甚至天生就是‘性饑渴’，眼底下見不得男人，最擅長的就是‘以色迷人’。她們是英雄磨練人格和品性的對佳對象，對這種美人，英雄不但往往可以輕騎過關，而且還可以藉斬除鏟滅的行為，建立英雄的聲譽或品牌，如古龍《多情劍客無情劍》中的林仙兒。第三種是‘俠女柔情’型的，可以溫婉體貼，可以機伶多智，可以武藝高強，可以天真無邪，不過都必須對英雄一往情深，無怨無悔。她們是英雄仗劍江湖並轡而行的佳侶，是英雄心心系戀的紅粉知己，只有她捫才能在英雄鐵血的心湖中激蕩出陣陣波濤。她們最主要的作用，可能是當一面鏡子，在英雄意氣風發之余，回首觀照，會發現自己和凡人一般，也是需要愛情滋潤，可以談戀愛的！如金庸《射雕英雄傳》中的黃蓉。這三類彼此間交揉重疊，大體上是可以涵蓋一般武俠小說形形色色的主要女性的，很少有作家可以超月兌于此。
從女性主義的角度而言，如此的設計，顯然是以‘男人心目中的女性’為藍圖的，女性俠客盡管在武俠小說中已成為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但是，基本上仍然是以‘附庸’的形態出現，女俠自身生命的開展，向來缺乏應有的關注。大體上，能賦予女俠生命姿采，跳月兌開男性沙文圈子的武俠小說作家，只有司馬翎！在他筆下的女俠，開展出迥異于一般武俠小說的另一種生命世界！
在司馬翎的小說中，女性往往呈顯出各種不同的風貌，盡管在造型上難免也與其他武俠小說中的人物雷同，可是無論是對女性內在情感與生命的刻劃，或所賦予女性的尊重與肯定上，都遠較他人來得深刻與細膩。尤其難得的是，司馬翎的筆觸，更拓展及于許多武俠小說從未開展過的女性。
司馬翎筆下的女俠，類型相當復雜，涵蓋層面亦廣，其中不乏若干刻劃深入、綻現出動人姿采、難得一見的特殊女俠，如《劍海鷹揚》中一心向‘劍道’探索究竟的秦霜波、智慧高絕，隱然可與男性分庭抗禮的端木芙；《武道-胭脂劫》中擺蕩于與權力中的謝夫人；《縴手御龍》中精練聰穎的薛飛光、《掛劍懸情記》中嫵媚多智的花玉眉、《金浮圖》中機智溫柔的紀香瓊；《丹鳳針》中開放而自主性極高的雲散花；均能別出蹊徑，刻劃出別具姿采的江湖女俠。
司馬翎總是不吝于讓他書中的女性展現出各種不同的風格，而且，對她們的內心世界均作深刻而細膩的描摹，絕非一般的‘扁平人物’可比，而且面貌個性，均各如其分。如《聖劍飛霜》中日月星三公的女兒，絳衣仙子舒倩爽朗亮麗，如陽光耀眼；銀衣仙子佟秀深沉陰柔，如月光朦朧；玄衣仙子冷清影清雅冷漠，語若流星︰無不宛肖其人。即使是同樣寫智慧過人的女俠，而薛飛光之精練、花玉眉嫵媚、紀香瓊之溫柔，也莫不各有千秋；其他如《劍神傳》中刁鑽慧黠的朱玲、《縴手馭龍》中溫婉柔弱的雲秋心、《鐵柱雲旗》中伶俐天真的單雲仙、《玉鉤斜》中冰冷無情的冷于秋、《飲馬黃河》中精明剔透的chun夢小姐、《武道-胭脂劫》中高潔純真的陳若嵐……，隨書翻閱，無不處處令人驚艷。難得的是，司馬翎筆下的女性，固然各具姿態，而作者所賦予的關注，更是遠遠超過其他的武俠作家，如《武道-胭脂劫》中，‘禍水’類型的謝夫人，盡管讓讀者毛骨聳然，但是，司馬翎也未嘗純粹以反面摹寫，反而對她整個從世家夫人轉變成武林禍亂的心路歷程，有詳盡的刻劃。
女俠的自主情感
武俠小說盡管以‘俠骨柔情’為主體，不過，江湖畢竟還是權力斗爭的場合，女性的柔情固然可以系挽住英雄的情思，卻阻止不了英雄開創事業的雄心與壯志。武俠小說中的男俠或許也會款款深情，夢魂牽縈，可是在他們的生命天秤上，感情畢竟仍只是一種點綴，古龍《多情劍客無情劍》中的李尋歡，的確是‘多情’的，可是‘多情’的對象是死生義氣的朋友，而不是一心系念、痛苦煎熬的林詩音，所以寧可‘犧牲’自己的情感，成全龍嘯雲；金庸《笑傲江湖》中的令狐沖，固然心心戀戀于小師妹岳靈珊，可江湖責任在身，他也只有拋開情愁，勉力投入拯救武林的大業中。兒女情長，原不見得會使英雄氣短，其間妥為安排，更可以使英雄美人平添佳話；然而一旦有所沖突，則無論情感若何，恐皆在割舍之列——畢竟，英雄除了情感之外，仍別有安身立命的所在。女性則不同，固然我們可以看見小說中令人激賞的許多女俠，如金庸《射雕英雄傳》中機智敏慧的黃蓉、《神雕俠侶》中溫柔多情的小龍女、《倚天屠龍記》中慧黠精明的趙敏，但是這些機智、溫柔、慧黠的作用，卻多半是為了她們心目中的英雄而發。女俠一旦情感傾注，則一往無悔，一切的考量，皆以英雄為重心；而一旦情天生變，恨海興波，則為情為愛，可以怨讟可以瘋狂，完全失去理智，《神雕俠侶》中反覆感嘆‘情為何物’的李莫愁、《天龍八部》中挾恨報復的甘寶寶、秦紅綿、刀白鳳，都是很好的例子。大體而論，武俠小說中的女性，‘有愛則生，無愛則死’，藉愛情滋潤以綻現其生命華彩，也因愛情失落而人生褪色——這是武俠世界中的女性宿命，很少有作者可以超月兌。很顯然地，如此以愛情為女性生命中唯一重心（意義）的人物刻劃，是相當具有大男人沙文色調的，在此，女性自身的生命未能獲得開展，充其量不過是點綴英雄的瓶花而已。司馬翎筆下的女俠依舊擁有細膩的情感，也同樣會心儀俠客的風采，但是在整個情感面的鋪敘中，卻能擺月兌一往情深、無怨無悔的慣常模式，其中饒有沖突與掙扎，而此一激烈的天人交戰，決定因素則不僅僅是情感深淺的問題而已，司馬翎通常會安排幾個各具豐姿、特色的正反派英雄，介入女俠的情感生命中，導致女俠面臨彷徨與抉擇的窘境，引發其‘自主’的機能，她們必須深思熟慮，權衡情感與其他問題（如善惡、利弊、志趣、個人與社會等）間的比重。如《掛劍懸情記》中的花玉眉，同時有桓宇、方麟、薩哥王子、廉沖四人，足以引起她情感的蕩漾，她必須在這四人當中，細細剖分其優劣，以定歸宿。于是，各男俠的獨特風采，獲得了盡情表現的機會。桓宇的正直憂郁、方麟的孤傲月兌俗、薩哥的機智多情、廉沖的陰險詭詐，無不淋灕盡致。桓宇最後的月兌穎而出，雖是早就可以看出，但是其間各種情境的變化，卻隨時可能導致逆轉，讀者猶不免提心吊膽。在此，花玉眉的生命層次隨著故事情節的延續，屢有成長與拓展，決非僅僅陷溺于情感的漩渦中而已。《劍神傳》中的朱玲，夾雜在正直仁厚的男主角石軒中、貌丑而心細的大師兄西門漸、俊美狂傲的宮天撫、無情而深情的張咸之間，幾度波瀾，幾翻跌宕，如風卷柳絮，難以遽斷歸宿，作者藉一波三折的情節發展，將朱玲的內心情感與心事，描摹得盡致淋灕，而最終的選擇，雖然還是情歸俠客，可是卻因多了這番波瀾，其‘自主性’也更凸顯了出來。正緣于此，司馬翎筆下的女俠，以‘情感的自主性’獲得了在其他小說中難以企及的豐富深刻的生命層次。
《丹鳳針》中的雲散花是個相當成功的例子，書中以‘彩霞多變’為其性格的寫照，在故事中，雲散花一開始就不是處子之身，但卻非婬娃蕩婦之流，只是較任情任性而已（這已和多數武俠小說牢牢系念于女主角的貞操不同），因此，既先與性格倔傲、自私自利的凌九重有一吻之情，復又對英挺瀟灑的孫玉麟心生好感；及至她遇到儒雅正直的杜希言後，不但深心仰慕，而且與他有了肌膚之親。依照武俠小說的慣常寫法，雲散花應該死心塌地，心心系念于杜希言了；可是，雲散花非但因自己已非完璧，‘自覺’不配，同時在後來既因察覺到凌九重對她實際上亦真情相待，而與他發生關系；又對外貌溫文的‘白骨教’妖人年訓，考慮及婚姻問題；最後則與半路上殺出來的黃秋楓持續發展。每一段情感的波動變化，作者皆細膩委婉地將其心理變化和盤托出，而也不時地給雲散花自省的機會，‘我幾乎已變成人人可以夢見的巫山神女，只要我還喜歡的人，就可以投入他的懷中。唉！我現在算什麼呢？’究竟雲散花將情歸何處，連她自身也不曉得，正呼應了‘彩霞變化’的主線，使得雲散花成為書中相當特殊的角色。
司馬翎江湖中的‘女智’與‘女權’
一般武俠小說慣于將江湖寫成是男性角逐權力的場合，吝于讓女性于江湖中承擔起更大的責任，女性一旦妄圖涉足角逐，通常也是以‘禍水’的姿態出現。如《多情劍客無情劍》中以色相牢籠英雄的林仙兒，幾乎集陰險、、善變、狠毒于一身，古龍的反筆批判意味甚是明顯。司馬翎則經常以正面的筆法寫女俠，甚至將江湖中扶顛定傾的重責大任，托付于女性身上。花玉眉率領群雄對抗野心勃勃的鐵血大帝竺公錫，淵渟岳峙，隱然就是中流砥柱，作者將她刻劃成智慧超群、思慮周密的女俠，擔負起挽救武林甚至國家安危的唯一角色，頗能渲染出另一種風格迥異的女俠。這種‘智慧型’的女俠，是司馬翎最鐘愛、最樂于刻劃的，因此出現的比率也最頻繁。花玉眉、紀香瓊固然如此，尤其是端木芙，以一個不識武功的女子，憑借著謀略與陣法之學，不但能在正邪兩大勢力（翠華城主羅廷玉與七殺杖嚴無畏）間縱橫捭闔，巧妙周旋，更結合著矛盾的民族情結，不失立場、尊嚴地聯結疏勒國師的勢力，于江湖中鼎足而三，充分展現了高層次的女性智慧。相較于金庸《天龍八部》中的王語嫣，是更杰出的。
同時，我們更當注意，司馬翎于此還更有拓展，如花玉眉之所以肯如此苦心孤詣，抗衡竺公錫，並不是為了‘輔助’桓宇，而是她‘關心大局，以天下為己任’、‘要建百世之功’，是個人的志趣！類似的女俠，所在皆有，《金浮圖》中的紀香瓊，以絕頂智慧‘選擇’了可正可邪的金明池為其終身伴侶，所展現的除了情感之外，更是自我價值的完成，‘她卻感到金明池詭邪險詐的性格，好像有一種強烈無比的魅力。使她覺得如若能夠把他征服，收為裙下之臣，乃是世間最大的樂事’；值得重視的是，此一自我完成並不是純粹的好勝爭強之心，而是隱含著濃厚的道德悲憫情懷的。紀香瓊欲透過金明池習練‘無敵佛刀’以化解其邪氣，事實上是藉智慧展現出其對人類善性的關懷與認同，‘老天爺當知我渡化了此人，該是何等巨大的功德’。在此，司馬翎賦予了女性其他作家所吝于開展的深廣的生命層次。在他筆下的女俠，情感的比重固然深重，但是被安排成以智慧的、理性的態度去思索她們生命中‘應有’（和男性一樣）的意義與價值，這就遠遠超月兌了其他武俠小說的牢籠，而展現出不同的江湖世界。《劍海鷹揚》中的秦霜波，是司馬翎特殊設計的一位女俠，她以探索‘劍道’的奧秘自期，全書極力鋪揚她在完成此一‘自我實現’過程中的種種困頓與波折，尤其是在面對情感與求道間的沖突與掙扎時，最後居然逼出了她以‘婚姻’為安頓身心的前提，而朝向‘劍道’的境界邁進，不但足以顛覆武俠小說一往情深的‘柔情’格局，更提升、見證了司馬翎筆下女性的獨特的地位——‘道’與女性的結合，于此恐怕是‘破天荒’的嘗試！在武俠小說女性慣常‘被命名’的模式中，司馬翎所賦予女性的‘自主性’，實際上無異暗示了‘女權’的未來的合理發展。
當然，在此所謂的‘女權’，是就女性生命的自主性上說的（這也應該是所有‘女權’的一個基點），對女性的競逐權力，司馬翎亦未嘗贊同，但是這不僅是針對女性而已，而是他自身對權力征逐的反感，男女同例相看。《劍海鷹揚》中，司馬翎將同樣以智慧取勝的辛無痕、辛黑姑母女及端木芙相互對照，正可凸顯出這一點。我們不妨說，司馬翎是武俠小說中難得一見的賦江湖予‘女權’的作家，這不僅僅可以從他往往刻意設計隱隱操控著江湖命脈的女性（武功‘天下第一’如鬼母冷婀、廣寒仙子邵玉華、魔影子辛無痕；智慧第一如花玉眉、端木芙、紀香瓊）中窺見，更在他對女性生命意義開展的認同中，可以深刻感受到。
司馬翎的重新定位
武俠小說發展的輝煌歷史，是由所有的武俠小說作共同締建的，盡管在小說的文學藝術成就上，個別的差異極大，但是，不可否認的，每一位作家都為此貢獻過一分心力；尤其是台灣，在金庸、梁羽生的作品尚未能堂堂皇皇引入之前，實際上正是這些向來受到忽視的作家在廣大的讀者群中掀起武俠熱潮。因此，以司馬翎在台灣的影響而言，其地位的重要，是研治武俠文學者不能夠低估的。晚近的研究者由于受到金庸盛名的影響，以金庸經十年修訂後的作品與這些作家未經雕琢的璞玉對比，以致抑揚之際，頗失其實；事實上，金庸在武俠小說上的成就固然是有目共睹的，但是，金庸盡管優秀，卻無法涵蓋所有武俠作品的風格。金庸于武俠小說誠如五岳名山，令人高山仰止，但世間的景色，除名山大川外，依然有若干如桂林山水般秀麗的絕境，足以令人耳目一新。司馬翎正如桂林山水，盡管實際文學藝術的成就略遜金庸一籌，但置于梁羽生、古龍之間，則一點都不會遜色，這是筆者個人對司馬翎的評價。
在走過了將近四十年輝煌的歲月後，近十幾年來，武俠小說已經逐漸消褪了它過去無遠弗屆的影響力，究竟武俠小說是否真的將如一些論者所預估的，終將成為明日黃花，事實上是所有關注武俠小說的讀者與作者應該深思的問題。武俠小說是否還有未來？或者，武俠小說應當如何才能有未來？關于這點，真善美的宋今人首先提出了‘人性’的問題，其後古龍、金庸亦分別重申此語。的確，武俠小說再如何虛構，所刻劃的江湖再如何虛擬，可是，生活在江湖世界中的形形色色人物，基上還是擁有各種紛然復雜的人性的‘人’，人性的優點與弱點，永遠是小說此一體裁可以發揮的無限空間！不過，一般的武俠小說，在‘人’的範疇中，很明顯是以‘男人’為主的，寫英雄、寫俠客，總不自覺地以男性為寫照，而忽略了另一性——女人，因此，女性通常只能在武俠小說中充當點綴瓶花的角色，是則盡管寫‘人性’，也將是偏頗而不全的。
我們不妨思索，當整個江湖世界都是屬于男性父權意識的投射之際，如果能擷取司馬翎的創作本旨，賦予分量事實上佔得極重的女性以其應有的地位，又將會如何？筆者深信，這將是一種本質上的‘新’與‘變’，足以重塑一個不一樣的江湖世界，開發出新的武俠小說歷史進程！在此，我們也可以看出司馬翎武俠小說的深刻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