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大部分工業都是建立在30年代，或者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按30年代的規格重建。50年代蘇聯經濟的高速增長，得力于這批工廠和基礎設施。
但是到了70年代，這一批本應被淘汰的工業架構，卻因為領導層缺乏危機意識而因循延誤沒有更新改進。這些過時的工業架構不單效率低而且耗能大和污染環境。
但是，由于蘇聯是生產能源的大國，領導層當時正陶醉在高油價帶來的美好時光，幸災樂禍地旁觀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飽受石油危機的煎熬，卻沒有意識到改革的時間窗口已在悄然關閉。
西方國家的70年代就是一場惡夢，由中東戰爭誘發的石油禁運使油價在1973年的數月內飆升400%，隨著高油價而來的是惡性通貨膨脹和經濟衰退。
在此前西方的經濟體系中，經濟衰退和通貨膨脹從來沒有同時發生過，因此啟用了一個新詞來形容此現象︰滯脹（stagflation）。
1973至1975年間美國國民收入下跌6%，失業率增加至9%，西歐比美國更為倚賴中東石油，因此情況更嚴重，連日本也出現二戰後首次經濟衰退。
在英國的謝菲爾德（Sheffield）工業區, 70年代中因為鋼鐵業不景氣而失去的職位便有15萬個，其他的重工業也遭受類似的損失。在德國的魯爾工業區,超過10萬名鋼鐵工人失業。
在美國的賓夕法尼亞至伊利諾伊州的重工業地區，工廠紛紛倒閉，大批工人失業，社會上一片愁雲慘霧，這個地區便被美國人自嘲地稱為「鐵銹帶」（Rust Belt）。
然而舊工業不消失新工業便無從興起。在陣痛過後，更有效率、更節能環保的新工業誕生，取代了陳舊耗能耗資源的重工業。由于注重效率，西方國家生產力大幅提高，傳統工業所需的勞動力人數大減，部分職位隨著舊工業永遠消失，新職位則環繞新興的知識密集工業應運而生。
這種情況就是二十世紀上半葉與凱恩斯（John Keynes）齊名的經濟大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稱的「創造性的毀滅」（creative destru），是市場經濟自我調節的表現。
西方經濟這一次宏觀調節的過程始于1973年，一直延續至80年代中葉才漸漸走出谷底。
這恰好是里根發力出擊蘇聯的時刻，而蘇聯在錯失70年代改革窗口以後，縱然困獸猶斗，卻再無力回天。
蘇聯沒有抓住稍縱即逝的機會進行經濟改革，導致其經濟嚴重跛腳，工業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70%，農業因為集體農場的失敗而年年歉收，使莫斯科每年須花大量外匯向西方購買農產品。
並且數十年來對環境保護的忽視使工業污染日趨嚴重，大大影響國民健康，以致嬰兒死亡率上升，平均壽命下降。
這些社會和經濟問題都在70年代相繼出現，要是沒有及時得到石油外匯的化解，蘇聯恐怕撐不到里根政 府的最後一擊。
蘇聯的好運也逐漸走到盡頭。1982年11月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去世，象征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蘇聯經濟病入膏肓，可以從與東歐國家關系的轉變看出一點端倪。蘇聯對東歐國家的經濟支持眾人皆知，但很少人知道80年代中期，東歐國家反過來支持蘇聯。
根據哈佛大學蘇聯研究學者施特恩塔爾（Susahal）進行的研究，在80年代中期蘇聯反欠華約國家不少債務，原因是蘇聯要求東歐國家以長期貸款的方式共同開發能源項目，才能保證維持提供能源和礦產輸出。
1984年蘇聯接受東歐兄弟國的貸款，以補貼開發西伯利亞的天然氣和鐵礦，蘇聯則每年以能源和礦產原材料抵償債務。
波蘭駐日本大使魯拉日（Rurarz）在1985年投奔西方後向《華爾街日報》披露︰波蘭雖然欠西方280億美元，欠蘇聯50億美元，但卻不得已給蘇聯100億美元貸款，作為建設輸氣管道進入華沙和建設煤氣工廠的投資，蘇聯資金短缺的情況由此可見一斑。
蘇聯資金短缺的主要原因是國際能源價格自80年代初的高峰回落，能源收入向來佔蘇聯總收入60%以上，它的減少使蘇聯從西方賺取的外匯大減。
蘇聯一向以低于市場價售賣能源給東歐，為了更多從西方賺外匯，蘇聯因此削減輸往東歐國家的能源配額，從1981到1984年，輸出東歐能源從190億美元減至100億美元左右。
為了繼續購買西方的工業器材和糧食，蘇聯只好向西方借債，東歐國家在這期間也欠下西方不少債務，資料顯示在1985年東歐國家欠西方共590億美元。
總的來說，蘇聯所承受按時還債的壓力很大，引述戈爾巴喬夫顧問沙赫納扎羅（Gei Shakhnazarov）的話，「為了擠出還債的錢，不惜讓人民勒緊褲帶，一切可以外銷的東西，如石油、棉花、汽車等都得輸出國外，但到了1985年，連這些方法都用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