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大範圍使用寶鈔的必然是稅部，這得益于大虞建國以來對稅制和田賦的控制和變革。
在攤丁入畝之前，大虞的稅分為三種，官田繳租，私田納稅，其他為斂財而設的商稅、鋪稅、鹽稅、關鈔等統稱為賦。前兩者為糧，入各地官倉或皇倉，後一種收時為銅，運時折成白銀，入國庫或內庫時，則兌成黃金。糧有鼠雀耗，銀有火耗，為保最後繳納的錢糧足額，這些額外負擔都攤派到老百姓身上，而這些多收的部分可想而知會有多少貓膩。
幾千年來，官員權貴的田地都享有‘優免權’，所以到大虞開國前，歸朝廷控制的納糧田急劇減少。定朝開國時，繼承了唐朝大部分的國土，官府登記在冊的土地有八億五千萬畝之多，但在濟朝末帝登基當年，‘已減強半’，僅有五億一千萬畝。這幾百年里，不但新墾之地一畝都沒，還整整蒸發掉三億多畝良田。難道是被從不佔地定居的游牧民族搶走了？還是邊疆紛紛自立為國讓國土流失？是個正常人都知道，這五分之二的國土完全是進了皇親貴戚、文武勛貴和豪門富戶手中。
他們可不用納稅，國庫的負擔全轉嫁農民頭上了，能不起義鬧事麼！
每次一鬧事，本身就佔了萬頃良田的有識之士會蹦出來幾個，喊口號要‘括隱清丈’，可誰干啊，他們自己家人都不願意。即便括出來了，換一茬官，新田又有了新主，朝廷和國家還是只能欺負小老百姓。
大虞立國之後，感謝匈奴和羯夷的幫忙，佔據最多良田的皇室一下子變貧農，西部和北邊的大量無主土地都歸了國家。太宗沒把這些地全分給新貴親信，納為‘國田’，先以清點各地無主之田，分封功臣的名義，讓各地護軍掌兵之人‘協助’量地計丁，上報田地和人口情況，為了防止投身為奴，還特意限定了不同等級人家的奴僕數量。經過地方豪強和這些中央下基層的骨干們扯皮撕逼之後，大部分城縣做到了‘丈無遺地’，彼此達成一致，分好蛋糕，報上數來。一下子入魚鱗冊的田地達到近十億畝，人口九千五百萬，若計上沒入冊的非齊民，實際人口數量應已過億。這時，太宗才公布‘國田政策’，每城每縣的所有土地，按田地畝數核定一個定額稅糧，國田由官府租給農民種，國田收繳的稅糧便是文武勛貴、宗親皇室的祿米。
我皇帝的田都拿來養你們了，你們這些人還好意思和我嚷嚷‘免稅權’？
此令頒布的次年，風調雨順大豐收，田賦收入近四萬石。太宗進一步減輕賦稅，核定每年稅糧總額為三千五百萬石，永不起科。按平均畝產三石半左右來算，這個賦稅並不重，一直維持到世宗上台都沒動過。
雄才偉略的太宗只初步做到了‘量地’一事，清丈了大虞的總田畝數，另一方面的‘計丁’未能實施，沒把力役改為雇役，也沒徹底廢除免稅權。免稅權的存在，讓地方豪強有辦法減免自己的稅，挖國田牆角，說明納糧的不一定是田地主人，或說他們只交一小部分，或由在冊的散戶農民來承擔本地所有田地的定額賦稅和徭役。即便沒有前朝的橫征暴斂和大肆修堤挖河這種苦役，當個平民也不輕松，因此，民間還是延續了‘寧為奴，不為民’的習俗。
經歷了傻缺高宗的一小段混亂時期，世宗不可避免地要做出一定讓步，給一部分地區或權貴特別的蠲免，總體稅糧減免到三千萬石。一旦世宗大權在握，之前退了一小步，必要前進一大步，不可避免地要動定額稅糧之外的這塊蛋糕。
顧翱借謝家之勢在瑯琊開了個好頭，改免費征伕為雇工勞役，把收繳的稅從定額糧稅變為折算後的銀稅，使得免繳稅糧的‘免稅權’成為一紙廢令，征稅的對象直接變為名下擁有土地的人。一套組合拳下來，這些年總共析出齊民兩千多萬，把沒有地的多余人口從土地中解放出來，才有了商業大發展的基礎。
商業發展的另一個前提是鈔關的裁汰。前朝建了那麼多運河水利，可不是為了方便以後的皇帝南巡泡妞，完全是一泊一關，而且這個關稅還可‘納物中鈔’，即拿物抵銀。當地官府缺什麼，就以何為‘中’，抵扣多少金額，不是按物的價值，是看官員心情。一匹馬售價三百銀，過關只抵五兩稅，或是百銅不到的一匹粗麻布能折鈔一百兩，開心死寶寶啦！
太宗大刀闊斧地把這塊銀子砍了，可通航之處，一城僅一碼頭可收關鈔。當時有官員上折訴稱，若僅有官泊收費，會形成無船停靠官泊，都去免費的野碼頭的局面。太宗直接甩了折子去他臉上，‘你敢保證以後治下野碼頭一文不收，老子獎你一城關稅’！
事實證明，專跑國內水運的漕商果然一點兒不傻，停在官泊，只用交核定的稅銀，其他地方敢攔，拼武力值吧。尤其通海之處，漕商們都愛花錢請安東軍跟著一起跑跑國內河道，比起一道上被訛詐的過路費來說，這點孝敬不算啥。所以近兩百年不出海打仗的安東軍普遍水性尚好，個個不暈船，也是托了漕商的福。為了避免關鈔也被濫征，太宗核定了‘三十稅一’，不許折抵，而且對于運量最大的布茶鹽鐵等核定一個比較公允的價錢，按此價計稅銀。次年，這部分稅銀比前朝末年高了三倍，達到二十八萬余錠，一錠十兩，近三百萬兩。加上其他定額鋪稅等雜項，共計三百八十萬兩。發展到現在，各處碼頭基本上也不用官員搬個凳子坐岸邊挨個船的收錢，船家每過一地就主動去官府報備噸數、貨品等消息，交筆小錢完事。
稅部為聚財，那需要散財，才能完成整個資本流動。國家拿到這些銀米會如何花出去呢？
太宗初年，地方存留糧總數約三百萬石，作為各地行政支出，四方軍五到八百萬石軍糧，各地護軍的漕糧四百萬石，京糧五百萬石養官，二百萬石養內宮，五百萬石用于宗親，余下三、四百萬石折銀歸為內庫。所以田賦收入幾乎全部用于軍事、行政和皇宮消費，沒什麼剩余。國庫不到四百萬兩的銀子，要養活一個人口可能上億的國家，那就是個笑話。發放了百官俸祿、軍餉、防汛銀、宮葺銀等重頭戲後，所剩無幾，也不怪李樅打上任開始便日日哭窮。
偌大一個國家的財富是有數的，每年的產出基本恆定，只不過大部分沒擺在台面上。國庫沒錢，不代表內庫沒有，更不代表官員們會窮到只靠薪俸祿米過日子的地步。太宗的登基靠的是個人建立團隊，而不是聯姻或繼承，他的強勢在于，除了掐著土地和賦稅這一邊，還在私底下控制了各種壟斷性的產業。內侍派出去做礦監、鹽監、茶監等，正是‘奉旨撈錢’，所有的礦山、海邊最大的鹽田、各處最好的茶園桑田，沿海的海貿等行當都直屬于他一人。把持這些產業的內侍再貪婪，再換個內侍去，哪怕前任貪了根針，繼任者都能給他挖出來。例如世宗登基第一件事，就是查抄了一大批內侍監，其中貪得最狠的一個，抄出黃金百萬兩。
作為獨家或最大的供應商，這些商業利潤和******成果自然都歸了內庫，其他商人只是中間環節而已，皇帝心情好，便不給你們加稅啦。
如果說國庫是‘取之于民，只用于民’，內庫便是‘聚舉國之力，為帝王之商’，皇帝是最有錢的商人。所以，從太宗玩這一手開始，內庫從不缺錢，除了明文規定的軍餉俸祿，額外的銀錢賞賜都從內庫出。太宗無視爛泥兒子，去世前直接把內庫交給世宗，這是世宗可以無視高宗想換太子的愚蠢舉動，坐穩帝位的原因，當然也是高宗敢弄出那麼多女人和孩子的底氣所在。
有個善斂財的開國皇帝，商稅低廉，商業自然繁榮昌盛，有聖眷的宗親勛戚、文武新貴可以跟著一起喝口湯，被拒之門外的人只能一腔熱血投入對土地的熱愛之中。對于不缺錢的世宗來說，商業肯定不是他最關心之事，他的精力全花在對土地和勛貴的控制上。世宗末年，基本完成攤丁入畝之後，國庫以銀為稅，只從幾處魚米之鄉，先以定額稅款購入谷糧，一並入庫作為存糧。御極四十載，三公六侯九伯之爵，不少換了人來做，從前的勛貴舊戚幾乎淘汰一半，更不用說只能領白銀祿米，卻無太多田地的不入流宗親，被拋棄的人家，都是不能和皇帝站一條線上的累贅。
世宗給神宗留下一群比較听話的臣子，安穩的政局，和滿滿當當的內庫。神宗元年，國庫銀米總計約三千三百萬兩和五百二十萬石，內庫卻有近三千萬兩余銀，作為非產銀國，可以說大虞近九成白銀都在國家控制中。
神宗執政十幾年，這個數字更是有增無減，全國土地平均田賦為‘上地三分、中地兩分、下地一分’，之前握在皇帝手中的壟斷行業，要麼像茶布一樣完全開放給民間，要麼如礦、鹽等並入皇家產業，三成商稅歸國庫三成歸內庫。所以在東瀛和海外流入的白銀支持下，神宗十年的國庫存銀高達九千八百萬兩，存糧八百二十萬石，內庫八千萬余兩。
看起來國富民強，倉稟殷實，為什麼仍有反對新政的聲音？
神宗元年和十五年的兩個數字，其構成差異極大。三千三百萬銀，八成半是田賦，還拿出一些購置存糧，即雜稅銀大概五到七百萬左右。九千八百萬這個數字里，因為有了安南、東北、卑謬、高麗等地的糧產，尤其是去年的東北大豐收，讓田賦創了歷史新高，增加到四千二百萬，剩下的五千六百萬，各地鈔關並市舶稅計三千一百萬，登記制下的商稅二百萬，贓銀三百萬余，余下兩千萬皆由免商稅的皇家產業貢獻。
繳稅多，意味著創造的財富更多，但是從田地持有者的角度看，他們能得到的孳息和十幾年前幾十年前並沒多大不同，即便他們買了新地、新農具，比起商業提供的增幅，畝產的增加簡直是毛毛雨，甚至願意給他們干活的人也越來越少，逼得他們花更多錢去雇人買機器。
這些反對者有通過科舉、吏考掌握權柄的現任官員，他們在執政時，自然想‘恢復舊制’，廢除保護商人的新法和限制流民遷徙，可考成法不答應，連續三年不到中等，就得去邊遠山區實現這個夢想了。不走仕途之人想轉行與商賈為伍，或抱上皇家產業的大腿賺錢，又有不少因為經驗不足，從零開始，被海上風暴或黑死病坑了一筆，得花大錢買了個教訓。
窮者越窮，富者愈富，清貴的名聲和高人一等的地位，都得靠錢來維持滴！
激進的反對派認為他們的窘境都是新政造成的，皇家產業在帝後的庇護下‘與民奪利’，沒看從‘蠻夷之地’運來的稻米賣得比我們本地米還便宜麼！這樣‘國人’賺什麼？！工造局的耕犁機那麼貴，這些錢擱我爺爺那輩，能買百來個佃農了！所以懇請皇帝廢除新政，讓一切回歸原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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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紅旗下長大的好學生，‘資本主義萌芽’是個學政經必知的詞，真是一種玄之又玄的玩意兒。類似這種人文科學概念，一般都是事後諸葛亮總結而成，對當下過日子的人來說，不會突然‘叮’的一下，蹦出個趙老師畫外音來廣而告之，「春暖花開，萬物復蘇，非洲大草原的雨季過後，又到了‘萌芽’的季節」。
顧辭深刻記得，西方的萌芽帶來了歐洲資本面向全球的急速擴張，而中國的萌芽長勢緩慢，還沒等抽條，便被海那邊而來的八國聯軍踩到泥里當了肥料。在皇家產業運作這麼多年後，她早已不是那個只會出主意，讓大人們去操作運營的小女孩了，雖不懂判斷什麼是萌芽，不懂如何解決反對派的聲音，但她可以通過袁懿，將內庫聚集的資本散出去，盡可能的實現‘還之于民’。
‘資本即是聚財’，如果說西方式的擴張是為了得到足夠大的市場，用商業模式和商品攫取更多資本，那麼大虞本身就有足夠廣闊的體量可以容納和完成資本的循環流動，皇權手中的資本通過行政手段去到地方，同樣能帶動當地的資本聚集。
現在，全國甚至海外至少六成以上商人依靠皇家產業而活，國庫、內庫、文武百官勛戚顯貴的賞銀、各個學府的資金、軍備軍資、數以萬計的雇員等等都是它養著，比田地更能產生財富，價值只會越來越高。在皇家產業這個怪物面前，不論是想用手中權勢驅逐其影響，或侵佔其好處，難度如同螻蟻撼樹。換哪個皇帝，即使把股份全部收回手里，只要想讓它像現在一樣賺大錢，就得按設定好的獎懲機制來運作。
她夢想的良性循環是依靠皇家產業的對外競爭力聚集西方資本，通過朝廷和皇帝的手，花在大虞的基礎設施和軍事技術服務上，保持自家產品在海外的傾銷和優勢。即便缺少海貿這一環節，在目前大虞控制的版圖內，一樣能實現這個模式，套句老話，外國需要大虞，大虞不一定需要外國。
‘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這種‘以外商養內民’的模式持續個小百年，該出現的新思想和新階層也差不多定型了吧？怎麼也能護住那一丁點小萌芽了吧？八國聯軍來再多少人，打個持久戰耗死丫挺的總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