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96年，魏國的國君魏文侯去世，太子魏擊(魏武侯，？—公元前371年)即位，任田文為宰相。大臣吳起大不自在，當面質問田文說︰「我和你比一比功勞如何？」田文回答說︰「可以!」吳起說︰「統帥三軍，使士卒樂于效命，敵國不敢窺邊，你和我比，如何？」田文搖了搖頭︰「不如吳起又說︰「治理百官，使人民親附，國庫充實，你和我比，如何？」田文又搖了招頭︰「不如吳起說︰「把守西河，使秦國不敢東進，韓、趙俯首听命，你和我比，如何？」田文又搖了搖頭︰「不如吳起說︰「你樣樣都不如我，你當宰相，居我之上，是何道理？」田文說︰「如今，先君辭世，新君年少，全國猶豫觀望，大臣尚未歸附，百姓還不信任。在這個時候，宰相是你干好，還是我干好？」吳起沉吟半天，說︰「還是你干好!」?
論才能功績，田文自愧不如；論當宰相，吳起甘拜下風。這個事實，值得後人深思。?
在我國歷史上，有許多這樣的事實︰某人，看不出他有什麼出眾的才華，也談不上有赫赫功業，但宰相的位置卻非他莫屬。這里，除掉其他因素不談，個人的素質不容忽視。?
宰相不但應有一定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個人的心術與器量，我們稱之為「宰相器度」。?
一、鎮國家、撫百姓是宰相的責任?
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57年，漢文帝劉恆在位。即位初期，有丞相兩人︰右丞相周勃，左丞相陳平。漢代以右為上，故周勃位在陳平之上。一日上朝，文帝問周勃︰「一年之中，審判案件多少？」周勃不好意思地回答說︰「不知道文帝又問︰「一年之中，國家出入錢谷多少？」周勃更加恐慌，無奈地說︰「不知道文帝的幾次垂問，急得周勃汗流浹背，深感慚愧。文帝轉問陳平同樣的問題，陳平卻回答說︰「各有主管部門文帝又問︰「主管部門是哪些？」陳平回答︰「如問審判案件，則問廷尉；如問錢谷多少，就問治粟內史文帝說︰「既然各有主管部門，做宰相又有何事？」陳平說︰宰相的職掌是「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文帝稱善。在這里，陳平勾畫出宰相的四大任務︰一是根據四時變化，安排國家事務；二是鎮撫四夷諸侯，和平相處；三是使百姓親附，服從統治；四是協調各個部門各盡其職。總之，宰相是整個國家機構的主持者，不是個別部門的管事人，所以宰相只管方針政策，不親細務。漢宣帝時，丙吉(？—公元前55年)為宰相。一日，丙吉駕車從長安大街穿行，途中，看到眾人在打架斗毆，大街上死傷遍地，丙吉不予理睬，駕車疾馳而過。後來，丙吉路過城門附近，看到有人追趕耕牛，累得氣喘吁吁，丙吉立刻停下車來，詢問追趕耕牛走了多少路程。眾人斗毆死傷，丙吉視而不見；耕牛喘氣，他倒關懷備至，隨從人員表示不能理解。丙吉說︰「街頭打架斗毆，是長安縣令、京兆尹(首都市長)的事情，長安令和京兆尹稱職與否，自有年終的考核來施行賞罰。而如今還是春季，天氣又不太熱，耕牛喘氣不止，是否氣節反常，如果氣節反常，就大有傷害了。宰相的職任是‘調節陰陽’，耕牛喘氣事關大局，宰相理當過問。丙吉的行為是否過當姑且不論，但它說明一個原則︰作為宰相要顧全大局，要站得高、看得遠，不斤斤計較眼前的利害得失，不為繁瑣的事務所糾纏。「居廟堂之上，念及江湖之遠」，才是宰相的本務，現舉數例如下說明其要。?
公元前207年，劉邦大軍自武關(今陝西丹鳳東南)突入關中，大破秦軍，攻佔咸陽。諸將爭先恐後分掠金銀財寶，只有蕭何(？—公元前193年)急忙趕到檔案庫中，收集秦朝的律令圖籍，借以全面了解全國的土地戶口、人民疾苦、經濟狀況、關卡要塞，為將來統一全國作準備。?
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秦王李世民一舉消滅東方兩大割據勢力王世充和竇建德，全國統一形勢已漸明朗。大軍進駐洛陽，所有功臣名將靜待行賞，分割財富，只有房玄齡忙于結納東方的「英雄豪杰」，納入秦王幕府，為奪取大唐帝國政權作準備。?
西晉末年，北方大亂，大片土地淪入少數民族統治者之手，這時西晉的一位皇室成員司馬睿(公元276年—公元322年)以安東將軍的名義移駐江南，駐守建康(今南京)。西晉滅亡，北方全部淪陷，司馬睿在建康稱帝，但實際上他是既無實力又缺乏聲望的光桿司令。原東吳以來的江東豪門大族有土地，有人口，有私家武裝，實力不可動搖。同時，北方的豪門大族帶領他們的宗族部曲源源而來，他們有威望，也有實力，這些南北士族才是有實力的群體。如何把這些有實力的人物聯合起來，團結在司馬睿的旗幟之下，建立政權，以便和北方落後民族抗衡，才是眼前至關重要的大局。司馬睿的宰相王導(公元276年—公元339年)積極活動，一切舉動都是圍繞這個大局，東晉政權終于在江南站穩了腳跟。但自此以後，偏偏有許多朝臣不理解這個大局，兩只眼楮只盯著這些豪門士族廣佔田園、隱庇戶口、違法亂紀，時時想通過整頓「綱紀」，爭權奪利，排擠王導，但結果卻是戰亂頻仍，且多以失敗而告終。有人詢問當時的名士殷羨︰「王導有何功績可言？」殷羨答道︰「王導的功績無足稱道。但他三次上台，三次國家穩定；三次下台，三次國家動亂王導自己也曾說「人們都說我憒憒(糊涂)，但將來你們終究會懷念我這個‘憒憒’」。王導正是利用他的「憒憒」，對豪門貴族大節不變，小事不論，維持了豪門士族間、士族與皇室之間的平衡。一旦有人有能力徹底澄清吏治，這個平衡就遭到破壞，東晉王朝就搖搖欲墜了，歷史就是如此演進著。?
唐朝中期，有位李泌(公元722年—公元789年)，是唐玄宗的太子李亨(肅宗，公元711年—公元762年)的密友。學問深厚，見解超群，但自稱是道教信徒，往來名山之間，不慕權貴。「安史之亂」後，國家多難，每當皇室危難之時，李泌便出現在皇帝面前，出謀劃策，調和矛盾。安祿山叛變，進軍關中，攻佔長安，唐玄宗南逃四川，唐王朝危在旦夕。太子李亨率少數部眾北上靈武(今寧夏靈武西南)，自立為帝。這時，李泌投奔到李亨身旁，他認為「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李泌建議李亨不要急于收復兩京(長安、洛陽)，應利用敵人自長安至範陽(今北京)戰線數千里的弱點，由李光弼(公元708年—公元764年)統軍自今山西太原出井陘(太行山進入華北平原的隘口)騷擾敵人後防，由郭子儀(公元697年—公元781年)率眾入今山西南端擺出進攻洛陽的姿態，皇室軍隊活動在長安外圍，各路交互出擊。「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讓他來回奔跑，使其疲憊不堪，然後派大軍沿長城一線東進，和李光弼合力直搗敵人巢穴，戰事不過兩年即可結束。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這是極其正確的戰略方針。但是，李亨只看到大軍已集，急于回長安過他的宮廷生活，還是派兵攻取了長安。叛軍收縮了戰線，雙方陷入殘酷的拉鋸戰，又延續了六年之久，唐朝才平定了叛亂，且留下河北三鎮半**狀態的後果。後來，李泌受宦官及奸臣迫害，去衡山再過他的道士生活去了。李亨死後，代宗李豫(公元726年—公元779年)即位，李泌奉詔入京，不久再次受宦官排擠，出任杭州刺史。公元780年，德宗李適即位，此人昏庸躁動，信用奸相，輕率起動干戈，激起「涇原兵變」，叛軍殺入長安，德宗倉皇出逃奉天(今陝西乾縣)。繼而，李懷光(公元729年—公元785年)叛變，德宗又逃至漢中，唐王朝再度陷入絕境。這時，李泌又來到皇帝身邊，出謀劃策。後經李晟(公元727年—公元793年)、馬燧(公元726年—公元795年)、渾瑊(公元736年—公元799年)諸將艱苦奮戰，收復長安。但當時存在兩大難題，一是關中連年兵燹，生產凋殘，宿兵數十萬，軍糧匱乏，隨時都有因糧食問題再度發生兵變的可能，形勢危迫。而當時只有江東地區連年豐稔，糧食儲備豐盛。江東地區是浙西觀察使轄區，浙西觀察使韓混混滉(公元723年—公元787年)在李適南逃漢中的時候，曾增修石頭城(今南京)宮闕，預作李適再次南逃的避難所，卻遭到李適的疑忌，群臣紛紛上表稱韓滉圖謀不軌。李適疑心特重，加之軟耳根，深信不疑。韓滉的兒子韓皋(公元744年—公元822年)名為在長安做官，實為人質，不敢離長安一步，父子兩人惶恐不安。這時李泌以皇帝祖父師友之尊，以家人百口擔保，保證韓滉忠貞不二，建議李適放韓皋回江南省親，命他告訴其父急運軍糧入京。韓皋到鎮江以後，韓滉感激涕零，自臨江濱發運大米百余萬斛。並命韓皋立刻回京，以解李適疑忌。以後年年起運不斷，江南米粟送達長安，解決了政府的燃眉之急。公元786年，皇帝禁軍因缺乏軍糧，躁動不安，李適恐懼萬分。李泌告訴他︰三萬斛大米已經至陝(今河南陝縣)，李適喜出望外，奔赴太子東宮，嚷道︰「米已至陝，我父子得救了!」對唐帝國而言，迫在眉睫的另一威脅是西方大國吐蕃王朝的入侵。當時，吐蕃北連回紇(今蒙古地區)，南控南詔(雲南)，唐朝處于三面包圍之中。吐蕃數萬大軍在長安西面游弋，時時威脅長安的安全。李適在「安史之亂」中曾受回紇官吏的侮辱，始終耿耿于懷，所以他寧願擺月兌回紇，一心一意與吐蕃議和，以求苟安。吐蕃掌握了李適的心理，借機玩弄李適。當時支撐國家危局的是李晟、渾瑊、馬燧三位將軍，當時的宰相張延賞(公元727年—公元787年)忌才害能，先解除反對和議的李晟的兵權，又听信吐蕃的挑撥，讓馬燧也主張和議。公元787年，唐朝同意吐蕃請求，派渾瑊為結盟使，赴平涼(今甘肅平涼縣)結盟。李適自以為得計，以為萬事大吉，不料在平涼會盟所，吐蕃突然發動襲擊，擊殺唐朝出使的官兵，並捉拿渾瑊，渾瑊奪馬奔回。吐蕃的如意算盤是︰因為李晟反對和議，解除其兵權；平涼活捉渾瑊，使其回歸不得；馬燧因主和失策，罷去兵權。一箭三雕，瓦解唐朝的抵抗力量，然後大軍進攻長安。張延賞忌害功臣，其他人全部拒絕出任抗敵統帥，吐蕃大軍壓境，唐朝又處在了危難之中。李泌在肅宗、代宗、德宗三朝，為了避開朝廷的權力斗爭，寧願作幕僚，不願出任宰相。然而如今，名臣和奸相紛紛落馬，大將紛紛退位，朝廷空虛，再無人支撐危局。李適無奈，只好請李泌出山為相。為了挽救危局，李泌只好改變初衷，走馬上任。李泌帶領李晟、馬燧謁見李適，要李適保證不殺二人，用以消除君臣隔閡，加強內部團結。同時，以師友之尊，力勸德宗改變初衷，采取「北和回紇，南通雲南(南詔國)，西結大食(阿拉伯)、天竺(印度)」的方針。李泌不知費了多少口舌才使這位蠢夫改變了主意，同意這一方針的實施。公元788年，唐朝和回紇再度和親通婚，回紇同意牽制吐蕃，南詔國也于公元793年月兌離吐蕃的羈絆，歸順唐朝，與吐蕃為敵。這一方針的貫徹，反過來使吐蕃處在三面包圍之中，加之內部矛盾重重，吐蕃王朝日薄西山，走向衰落，唐朝西部邊境的壓力大大減輕了。?
春秋時期，鄭國的元老子皮贊揚宰臣子產說︰「君子務知(主持)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唐朝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有一篇《梓人傳》，說的是一個木匠，他的床腳壞了，他不會修理，還要請別人代勞。但是他手執長尺、曲尺、墨斗、設計圖樣、丈量尺寸、選材取料、指揮工匠各任其職，一座宮殿樓台便落成了。柳宗元說，正如一個宰相，他是大政方針的制定者，各種事務的安排者，而不是具體事務的操作者。所以，作為宰相，不應斤斤于日常細務。?
二、忠順臣子的誠惶誠恐?
封建時代，宰相的地位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宰相首先要穩妥地處理好和這個「一人」的關系，即個人與國君的關系。?
在我國古代，常常有這樣的宰相︰對上，他一味逢迎拍馬，博取皇帝的歡心，以鞏固自己的權位；對下，則假借威福，忌才害能，排斥異己，為非作歹。這種宰相，是敗壞政事的根源，更談不上什麼宰相器度，姑且不論。另有一種宰相，精干有為，率領百官管理國家，處理政事，成績卓著，威權日重。但是，宰相實力的膨脹，勢必對皇權形成威脅，甚至形成騎虎難下非篡位不可的局面。這時，如果國君也精明能干，加上猜忌，君、相之間的矛盾斗爭就難避免了。歷史上國君誅殺宰相、宰相篡位的事情層出不窮，歷史悲劇屢屢發生，便是君、相矛盾的結果。所以，作為宰相，如何做到使國君充分信任，無所疑忌，又能統率群僚，忠于職守，做到不尸位素餐，國家政權正常運行，平安無事，便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封建時代，君臣界限是不可逾越的鴻溝，作為臣子的宰相，對國君要忠順不二。所謂忠，就是要勤于職守，不逢迎苟合，敢于據理力爭；所謂順，就是要尊重皇帝的權威，不僭越，不**，自始至終把自己擺在臣子的位置上。?
以諸葛亮為例。蜀漢自劉備死後，諸葛亮全掌國政，集軍、政、財于一身。有能力，有威望、有自己的官署、有自己的全班人馬，而國君阿斗(後主劉禪)卻年幼愚昧，而且先帝有言在先︰「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劉備又曾告誡阿斗︰「汝與丞相從事，事之若父照理，阿斗在孔明的眼中應該是「蔑如也」。然而，諸葛亮卻把阿斗當做神明一般。《出師表》中說︰「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街亭失敗，上疏自貶三等，引咎責躬，承擔責任。臨終前，諸葛亮上表後主︰「(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余饒。至于臣在外任，別無調度，隨身衣服，悉仰于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余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這是何等謙恭的態度。歷史上有許多權臣，總希望自己的國君是個愚昧的阿斗，以便于自己操弄國柄；而諸葛亮恰恰相反，他總希望阿斗改變愚昧的狀態。在《出師表》中，諸葛亮苦口婆心地要阿斗賞罰公允，要「親賢臣，遠小人」，要「咨諏善道，察納雅言」，不要「妄自菲薄」。總之，要打起精神來，作一個像樣的國君。後人評價諸葛亮這種忠順的作風說︰「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政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範文瀾先生在《中國通史簡編》中也說︰「他集中權力于一身，但是後主並不感到他的威脅，朝臣並不感到他的僭越這種器度，為當時人所欽佩，為後代人所贊賞。所以，在封建時代，與其說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還不如說他是道德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