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歷史上被後世褒貶不一的宋代其實是一個十分畸形的朝代，經濟文化的繁榮與軍事國防的虔弱相矛盾，為政寬仁與不重民生（注1）相矛盾。宋代黃河之所以頻繁泛濫，連改道這種本該是很罕見的災難也幾乎是每代人都有機會踫到，其實是理所當然的，因為縱觀北宋的一百五十年歲月，朝廷根本沒有認真治理過黃河，這一點甚至連滿清都不如
不過這也不能全怪歷代北宋皇帝和他們的大臣，宋代雖然太平歲月之長為歷朝之最，但是卻無時無刻不處于外敵的嚴重威脅之下，其中遼國的鐵騎尤其令人畏懼。由于燕雲地區落入遼人手中，北宋位于黃河以北的廣闊領土都陷入了無險可守的窘境，也即是說只要遼軍的鐵騎大舉南下，不管最後勝負如何，黃河以北的河北全部與山東大部（黃河改道入淮後，還要加上淮北地區。）都肯定玩完。而治理黃河所需的人財物力又絕非是小數目，即使是歷史上那些完成大一統的強盛朝代，也往往會因此不堪重負，而元代更是因此（雖然只是導火索，平時的苛政才是根本原因。）而亡。北宋時期面臨遼夏兩國的威脅，實在沒有余力投注到這樁大事上。
當然，如果不惜透支國力的話，北宋還是能夠將黃河治理好的，但是那時元氣大傷的北宋又有幾分把握能夠抵御兩大強鄰的百萬鐵騎呢？何況宋代掌權的文臣也許是出于「人道」的想法，廢除了歷朝以來的徭役制度，無論是征兵還是召集民夫都要付錢，而且薪酬絕對不低。就算北宋朝廷不顧一切都要將黃河治理好，他們也付不起這筆相當于大宋好幾年歲入的工錢（這也是市場經濟模式的一大不足，而且經濟越繁榮、百姓越富裕，問題就越嚴重。歷史上直到近現代以後各國政府陸續開始發行紙幣，而可以將這種大工程的負擔變相轉嫁到國民身上，這個問題才得到了有效緩解，但也只是緩解，所以新中國在計劃經濟時代一窮二白的條件下修建起來的幾十萬個小水庫，到了改革開放以後國家富裕了，居然反倒連維護都維護不起了
趙上台後在大宋的某些重要行業引入了計劃經濟模式，同時軍隊也由募兵制改為義務兵役制（治理黃河還是要花錢雇佣河工的，不過整肅吏治後大宋官場干淨了很多，不必要的糜費自然也大大消減了。），大大節省了開支，因此現在的大宋只要發展幾年，就足以具備治理黃河的國力。但是，現在大宋在北面依然存在著兩大勁敵，如果貿然以舉國之力進行這種大工程，與玩火無異。雖然趙對衛軍的戰斗力有十足的信心，但是就算遼金兩國受到震懾而不敢在大宋對黃河展開綜合治理的時間段出兵，大宋也將因為國力大損而不得不將北伐延後數年乃至十數年（對外用兵雖然損失較小，但對于政府來說，各項開支卻要大得多，所以在短時間內對朝廷的力量是很大的削弱。另外中國歷來都是一個自然災害多發的國家，運氣不好的話，出現類似明末天災不斷的困境也並非全無可能，趙雖然不怕，但這種不利局面對北伐的影響卻是不能忽略的，趙雖然有時很固執，但並不是一個窮兵黷武的統治者，開疆拓土也要量力而行。），到那時遼金統治趨于穩定，不但更難消滅，對佔領土地的消化也將變得更加困難，從長期來看是很不利的。
不過，黃河改道是遲早會發生的，就算她自己不挪窩，趙騰出手來以後也會主動讓其挪窩。因為黃河最近一次改道是向南與淮河合流，不但淤塞河道，使得淮河之水難以下泄，形成了洪澤湖並泛濫成災，而且地勢南高北低意味著黃河隨時都可能再次改道返回河北（或者山東）故道，這就像是一顆不定時的炸彈懸在淮河以北百姓的頭上。但是人都是有僥幸心理的，即使是已經日益成熟的趙也不例外，他總覺得只要準備幾年時間就足以一舉打垮金國，如果遼人不識相，他伏下的那支奇兵也可以將其一並收拾，到時候再專心處理國內問題也不算遲，運氣總不至于那麼背，正好在這幾年里黃河改道吧？
然而，正如墨菲定律所說的那樣，「當事情有好壞兩種可能時，出現壞的可能，概率永遠要比出現好的可能更大。」，眼看宋軍就要在東西兩條戰線上同時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那條一直都不安分的母親河卻再次搬家了
與歷史上的情形一樣，這次黃河改道選擇了向北穿越河北並最終流入渤海的路徑，只是發生的年代有了一些差異。黃河改道的破壞力遠比一般的水災大得多，而這次改道又是變動最大的一種（歷史上黃河下游主要有三條路徑，經河北入海、經山東入海，與南下和淮河合流。），破壞力更加巨大。這令本就因為金軍有意破壞而元氣大傷的河北經濟民生雪上加霜，更麻煩的是，趙親率的幾十萬北伐大軍陷入了困境，因為糧道被截斷了
注1︰很多人以為宋代富庶繁華，民生應該是大一統歷朝以來最好的才是，而且宋代朝廷也確實出台了不少帶有人道主義色彩的政策和律法。但是宋代的物價之高，為歷朝之最，鹽、茶、絲等大宗商品都由國家專營（實際上是承包給大商人，但負擔其實還是會攤到下層百姓頭上），史書上都說宋代鹽價高得令百姓連吃鹽都舍不得，各項稅負也為歷朝最高，百姓為了減輕負擔而棄嬰、甚至干脆弄死的也屢見不鮮。百姓負擔是民生中最基本的一方面，生存都艱難，政策再人道又有什麼用呢？說到底，宋代只是文人士大夫的盛世，而非平民百姓的天下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