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八十三章王者歸來
紹興二十年，即公元1150年，趙終于回到了闊別已久的建康城，雖然當年離開這里（三歲時跟著下海逃難）的時候這兒也是大宋的都城，但過渡的行在自然無法與其現在正式國都的地位相比，就像趙自己一樣，當年不過是個虛有其名卻朝不保夕的小女圭女圭，這次回來卻是為了成為天下的主人
出乎大多數人的意料，趙入主中樞的過程中並沒有出現太多不和諧的因素，連當初反對趙最厲害的士林階層都顯得異常平靜。不過趙自己倒是看得很明白，儒家思想一貫都是「形勢不明時獨善其身、不會輕易出仕，等到天下大勢已定的時候再追隨勝利者，摘取（篡奪）勝利的果實」，現在他的力量已經無可匹敵，那些老于世故的人精自然不敢像當初（那時趙的勝算是五五開，考慮外敵可能會趁火打劫這一因素的話，就更低，而且不懂軍事的文人還很容易低估他當時的力量。）那樣跟他作對。何況，趙也沒有采取過分激烈的手段，科舉制度也並未完全廢除，大宋「以文制武」的傳統也在原則上保留了下來，因此還是有不少識時務的舊文人前來投靠。
其中某些素來不被正統觀念認可的儒家分支流派更是熱情高漲，因為他們「事功」的觀點與趙的政策導向在很多地方不謀而合，這令他們自以為有了翻身做主人的機會。殊不知，這些代表工商業主階層利益的思想雖然較之正統（叫官方認可似乎更準確些）的儒家思想實用不少，卻依然存在著一個自儒家思想產生之日就一直存在的問題，那就是它們都過于注重本階層的利益，而缺乏在必要時為大局犧牲自己的心胸，更沒有長遠的眼光，不明白「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道理（注1），歷史上明朝滅亡就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反面例證。不過暫時來說，他們的投靠對趙是有利的，將來有的是時間慢慢改造，至于少數改造不了的，趙也不介意將其剔除
雖然趙到達建康後很快就控制住了局勢，而他的父親也早有倦政之念，可是趙卻並沒有接受不少部屬的勸諫登上皇位，而只是讓父親任命他為平章軍國事（也叫「同平章軍國事」，即是指同時執掌軍政大權的宰相，權力甚至比大宋歷代的絕大多數皇帝還大，因為所有的朝廷重臣和軍方高級將領都將由其任命，在人治社會，人事權就是一切，何況還有軍權和行政權在手？也正因為這樣，歷史上擔任過這一職位的那些權相基本最後都沒什麼好下場）。這自然令那些渴望擁立大功的部屬深表遺憾，不過因為已經經歷過當初那次更大幅度的退讓，所以這一次因此心生二意的倒並不太多。事實上，趙之所以不當皇帝，除了信守承諾、重視親情和注重實際、不好虛名的習慣之外，本來就有一些試探的用意，因為他很快便要給予自己的追隨者以莫大的恩典，可不想那些純粹為了利益才投靠他的家伙也跟著佔便宜
趙這次作出的試探還有不少，其中最重要的莫過于分批次地收回眾將的兵權重新編組，尤其是原來朝廷掌控下的那些官軍。趙這樣做不光是為了蕩滌舊思想對那些軍隊的影響，也是為了徹底斷掉「兵為將有」的傳統，同時如果有哪些將領存在軍閥傾向的話，也好讓其早點暴露出來，及早鏟除隱患。但大概是衛軍的實力優勢太過明顯，除了幾個腦子太蠢的統制（中級軍官，統兵幾千到一萬多。）試圖抗拒而受到嚴懲外，無論是高級軍官還是基層軍官都很听話。不過二者順從的原因卻有所不同，高級軍官都是人精，自然不敢逆天而行；而基層軍官則是因為手下根本沒多少人，自然也就沒那麼舍不得了
由于衛軍的水上力量遠比官軍強大，因此水軍的整頓效率很高，前後只花了不到一年時間。根據紹興二十年底的統計結果，整頓完畢後大宋共有水兵三十一萬多人，戰斗艦艇一千多艘，運輸用船只的數目更是接近兩千，總排水量則超過了十萬噸。由于大宋境內水網密布，而且漕運和與國土防御的任務也很重要，同時又與外洋海軍的職責有很大出入，反倒是與陸軍的交集較多，因此趙將內河水師劃歸陸軍部管轄，而另外設立海軍部與陸軍部並列，凸顯趙「海洋立國」的理念。不過，長江中下游的黃金航道江闊水深，海船可以通行無阻，所以長江艦隊在編制上也隸屬于海軍，各條大江大河的入海口附近也照此處理。
另外，海軍陸戰隊擴編為一個師，而且特種騎兵團也並入其中，使其擁有了包括火槍騎兵在內的幾乎全部陸軍兵種，總兵力第一次突破了三萬人，幾乎相當于陸軍兩個滿編師的人數，而且戰斗力也不在陸軍的幾個王牌師之下。同時，根據衛軍一貫以來的傳統，趙在其戰斗部隊之外，還另外配備了三個二線師作為預備隊，這三個師五萬人也不弱于陸軍一線戰斗部隊的平均水準。綜合來看，海軍陸戰隊目前其實已經接近一個衛的編制了，只是沒有自己的固定防區而已，但若是要比活動範圍的話，天下卻再沒第二支部隊能夠與之相比。
海軍陸戰隊之所以日益得到重視，除了趙個人的喜好外，說到底，還是因為大宋現在開始大力開拓海外領土，因此登陸作戰漸漸由特例變為一種常態，在這個世界上，需求始終才是最大的動力。而隨著海軍陸戰隊的大規模擴充，隸屬于海軍部管轄的軍隊總人數也超過了三十萬，大大增加了它作為一個新的獨立部門的底氣
注1︰根源可能在于儒家思想是按照由個人到家庭、由家庭到宗族（科舉制度出現後的特殊師生關系是它的衍生品。）、由宗族到國家、由國家到天下的思路構建起來的，再加上儒家一直以來過于注重形式（說難听點就是虛偽）的傳統，因此小團體主義十分盛行。而大一統的皇帝家天下制度，又使得國家變成了皇帝的私產，因此那些士大夫們在干出禍害國家的惡行時便幾乎完全沒有道德上的壓力，反正國家只是皇帝一家的，我憑什麼要損失自己的利益來照顧你？然而，當國家陷入危機的時候，敵人可不管你是不是皇帝，「覆巢之下無完卵」，于是最後的結果常常都是大家一起完蛋，反而便宜了外人
所以從歷史上的教訓來看，中國人最需要加強的，並不是個人、尤其是以家庭為單位表現出來的個人自由（其實若以家庭或是小團體為基本單位的話，其實中國人遠比那些西方國家的公民自由得多，當然個體在家庭或是小團體內的自由是需要加強），而反倒恰恰是後世無數人大肆貶低的集體主義精神和國家觀念，因為這是中國人長期以來真正缺乏的。對于矯枉過正（新中國建國初期）的錯誤（真的錯了嗎？至少如果將當時人的思想與二十一世紀初期的交換一下，內憂外患之中的前者只怕會很快亡國，而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卻只會更加強盛。當然，至于這種強盛對國民有多少好處，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不能依靠再次矯枉過正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