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世華夏的情況這里就不說了，
唐朝貞觀之治的情況，其中就有不少後世之人為所謂的‘一代明君’唐太宗涂脂抹粉般在史書上為其歌功頌德。
說回糧食價格，現在益州境內糧食的價格，相對于金玨在出兵奪取益州之前，也就是劉焉父子掌控益州之前，的確是有些高了，據悉，劉璋在位的這幾年，因為益州境內少戰亂的緣故，即便是不少南陽郡、關中三輔和涼州境內的百姓紛紛為了躲避戰亂而涌入到益州境內，最終也是只將糧價刺激漲到了30文錢左右。
比金玨主政後的糧價低了將近二十文。
不過，有一點不同，卻是益州境內本地或者近十年外地遷徙到此地的百姓們感受最深。
在金玨控制益州三巴三蜀六郡之地後，六郡境內，四季糧食的價格居然是近乎于恆定的，基本上被金玨強力壓到了五十文上下的水平。
事實上，在古代華夏，若僅僅只是在一州之地想要維持四季糧價的穩定，想要做到，並不是太困難，但是，作為統治者的州刺史或者州牧，卻很少會有人去做。因為，主政者其實心里面都非常清楚，自從先秦春秋戰國，官府允許私人可以保有或者買賣土地之後，除了一州州治之外，譬如成都城，糧食的價格基本上都被地方上的地主和大的糧商所掌控。
而大的糧商一般自己也都是大的地主。
四季糧食價格的高低，受影響的受眾也並不完全一樣。
對于各郡縣城池里那些並不依靠土地維生的士人和工匠而言，當然是糧食價格越低越好，四季更迭糧食價格變化對他們的影響其實並不大，但是，對于那些一輩子都依靠土地維生的農民而言，糧價在四季變化對他們產生的影響可就非常之大了。
首先，夏秋兩季，尤其是夏收或者秋收之前，糧食價格都會有一個極大的波動，未收獲糧食之前，一般糧食的價格都會長得非常高，因為，那個時候，即便是農民家中都未必有存糧，所謂青黃不接之時，指的就是夏收之前。
在古代，很少有能夠讓普通百姓做到有三年糧儲的朝代，也許除了文景之治時期，反正縱貫唐太宗的貞觀之治，僅關中地區就發生了不少災荒，即便是貞觀之治年間，都出現過到了人shi人的現象。事實上，被後世儒生們大書特書的貞觀之治所取得的成果，遠不如隋文帝在位的那些年。
而在夏收和秋收之後，糧商們卻又故意將糧食價格降到了極限，這就使得那些即便是獲得了豐收的農民們也無法將手中的糧食變現，以獲得更多的收入。
百姓生活，不僅需要糧食，方方面面其實都需要用到錢的，即便是小農經濟以物易物的方式，也同樣不可避免。關于這一點，《漢書•食貨志上》中記錄的有關于戰國魏國變法家李理的‘盡地力之教’就有這方面比較詳細的論述。
比如，人生病了，就要去醫生那里看病吃藥，再比如，百姓生活，身上穿的衣服可以只種麻制衣，但是，吃飯做飯的時候，最少也要用到鹽吧！
世家和大中糧商這樣肆意控制糧食價格，正是民間之所以會出現在豐收之年，農民反而會因此大受損失的現象，這就是所謂的‘谷賤傷農’。
常平其實就源于戰國時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糴，也即政府于豐年購進糧食儲存，以免谷賤傷農，歉年賣出所儲糧食以穩定糧價。
到了漢武帝在位的中後期時，因為連年發兵與北方的匈奴作戰，雖然靠著衛青和霍去病這兩員天縱之將，而獲得了非常大的戰果，但是，漢武帝此時也耗光了漢文帝和漢景帝兩位皇帝在位時期為他們的這位兒孫積攢了五十余年的豐厚物資。
故而，漢武帝不得不啟用他身邊，出身于商人家庭的桑弘羊。
也正是因為桑弘羊有著商人的背景，故而，他不但繼承了李悝的‘平糴’，而且，還憑借著自己的聰明才智和漢武帝在其背後大力的支持，有所創新地創立了‘平準法’。
西漢時期的‘平準法’的具體內容，其實就是桑弘羊主官的新的政府部門，依仗官府掌握的大量物資，比如錢帛鹽等等，在京師賤收貴賣以平抑物價。
到了後來，漢武帝駕崩之後，桑弘羊因為參與政變，奪權失敗後，霍光為了打擊政敵，將桑弘羊實施的所有新法幾乎全都廢棄了。
到了漢宣帝元康年間，民間連年豐收，有些地方的谷價居然賤到一石五錢的地步，這種搶礦下，‘農人少利’，自然也就不可避免。
大約也就是在這以後，漢宣帝任命的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又一次把桑弘羊的平準法拿了出來，不過，與桑弘羊不同的是，他只是把平準法著重施之于操控糧食價格方面。
具體的做法，無非就是在一些地區設立了糧倉，收購價格過低的糧食入官，以此來讓百姓獲得一些利益。
而這種糧倉便已經有了‘常平倉’之名。
在當時，大漢邊疆，即便連金城、湟水一帶，谷每石都賤賣到了八錢的地步，據相關的文史記錄，耿壽昌曾在這帶地區收購谷物四十萬斛。
五鳳元年到二年，耿壽昌鑒于過去每年從關東向京師漕谷四百萬斛，用漕卒六萬人，費用過大，建議從近處的關中三輔、弘農郡、河東郡、上黨郡和太原郡等地糴谷以供京師，這樣，既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還可以略微提升以上提到地區糧食的價格，施惠于民。
這一措施一經實施，便立刻在當年收到了成效。
于是，耿壽昌便在五鳳四年，向漢宣帝奏請在邊郡普遍設置糧倉，因為以谷賤時增糧食收購價格而買入，以利農，谷貴時降低糧食價格而賣出，故而，這樣的官方糧倉被命名曰‘常平倉’。
一經實施，大漢境內，千萬百姓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