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候，那些之前死抱著自己家中土地，一直不肯放手、處于觀望期的成都城內的各個世家，幾乎毫無例外地全都後悔了。
原因也很簡單，一筆簡單的帳。土地的收益即便是持續，而且很高，但是，能高得過蜀錦為整個張家帶來的收益嗎？
即便金玨只給了張家鍵為郡的蜀錦專賣專賣權，但是，那也是整整一郡之地的專賣專賣權，其中的利益之大，身為益州本地的世家，又如何不清楚呢？
以往，不管是劉焉，亦或者劉璋在益州牧位置上的時候，他們兩個只管收稅，不管這些曲曲繞繞地東西，可是，金玨卻與劉焉，劉璋父子，不，應該說是，以往有記錄以來歷任的益州刺史或者巴蜀的太守全都不同。
金玨不僅精通政務和軍事，居然還精通商人之道。
在將成都城合圍之前，金玨就已經派之前在‘撒豆成兵分計劃’之中，幾個行軍時軍紀最為嚴明的別部司馬，分兵佔據了益州境內的所有生產井鹽之地，以及三蜀、進而是三巴全境，以及南中五郡北部幾個非常重要的、正在開采之中的鐵礦、銀礦和金礦礦山。
在當時，劉璋一打開成都城的城門，金玨都沒有進成都城太守府衙門以及劉璋建立的府邸，只是在成都城內轉了一圈，便離開了。
離開之前，金玨吩咐楊沛在成都城內各個街道里，一下子張貼了上百張的安民告示，在安民告示里，金玨像成都城內十數萬軍民宣布，從即日起，成都城，蜀郡，直至益州境內的叛亂全部被平定之後，鹽鐵和酒全都實施官賣。
不過，有一點，金玨還在告示之中特別警告道——酒類商品，一年之內，也即到建安六年元月一日之前，禁止任何人私自制作並銷售，如有發現，參與者全部斬立決，其家屬全都被貶為奴隸。
當時，成都城里的大中鹽商和大中經營鐵器的商人，以及家中經營這兩門生意的世家都對金玨安民告示中的有關鹽鐵專賣的內容嗤之以鼻。
可現實，他們很快就被金玨的一連串應對給打臉了。
經營鐵器和酒類的商人們還不敢有太大的動作，但是，那些成都城內一直經營鹽業和糧食的商人和世家，在第二天便公然將城內所有私人經營的鹽鋪和糧食鋪面全都關了。
結果呢？
首先，在金玨的指揮下，在當時，楊沛手下的三大酷吏之一的左馮翊郡人嚴干被任命為第一任的蜀郡太守兼成都令，根本沒有管那些敢于關鋪面的商鋪，將之前城中一些無主卻暫時被其他成都城內家族侵吞或者還未來得及侵吞的鋪面，一次性全都收繳上來。
接著，這些鋪面全都在當天中午正式開業，向成都城內的百姓全部開始實施限量購買，而這些被官府控制的商鋪里販賣的全都是百姓生活必需品——糧食、食鹽和衣服，還有豬肉，當然，除了極少數家中還算有點小積蓄、且非常喜歡吃肉的中產之家外，還是很少有人會買豬肉來吃的。
唯一向成都城內暫停供應的，也就只有羊肉和雞肉。
在華夏古代，雖然有六畜興旺的六畜之說，但是，真正被百姓所接受的肉食，恐怕只有羊肉、雞肉和牛肉，但是，因為耕地要用到牛，故而，不管是哪一級的官府，都是，也都會嚴令禁止宰殺耕牛的。
不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民間私自宰殺牛，尤其是世家宰殺耕牛的現象還是時有發生。即便是在後來的大宋朝，在這個極度缺乏養馬地的孱弱的王朝之中，大塊吃牛肉的現象在民間還是常見的現象。
在古代華夏，在逢年過節的時候，普通老百姓能夠吃到帶肉味的食物，就已經不錯了，三月不知肉味，那只是士人一種矯情的說法，普通老百姓一年不知肉味都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又何況是三個月呢？
故而，除了豬肉之外，金玨暫停成都城內其他肉類的供應，受影響的只是有錢人，世家子弟和官員。
而金玨之所以暫停成都城內的羊肉和雞肉的供應，自然是將士兵們從城內收繳來的六畜，全都當成是種苗，交給他從略陽縣時培養出來的一些養殖大戶們，讓他們先一步在新都縣里，用這些六畜種苗飼養，並形成規模。
在劉璋經營益州的這四五年中，成都城已經成為了整個蜀郡，乃至整個益州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故而，金玨用商業戰的方法，只需要將成都城里的大中商人們全都打趴下，剩下其他郡縣之內的鹽鐵和糧食商人們也就不敢再聚眾鬧事，甚至是關停商鋪了。
糧食還倒罷了，畢竟，在圍困成都城之前和期間，金玨在益州境內讓手下實施的屯田面積並不大，產量雖然很高，但是，也因此所得的屯田糧食收入並不多，想要徹底打壓成都城內的糧食價格並不現實。即便金玨，在第一年的時候，也只能將成都城城內，以及益州境內的糧食價格維持在一個相對不高的水平上。
實際的價格，也就在一斗五十文上下浮動，至于西漢文景之治以及大唐貞觀之治的相關記錄當中，一斗糧食的價格居然能夠便宜的賣到十幾文的程度，反正在金玨治下是看不到的。
不當家不知道柴米貴。
在這個時空里，白手起家，憑借著自己的聰明才智，一手一腳拿下整個益州的金玨算是知道了，有些歷史記錄根本就不足為信。
谷賤傷農，這一點，早在司馬遷的史記中就多次被提及，後世不管是史學家，還是當政者，又豈能不知道這一點。
一斗糧食賣到十幾文的超低價，這在後世新華夏，在西漢初期文景之治的時期，這是有可能的，但是，在唐朝，糧食若是真得賣到了十幾文一斗的話，那絕對是史學家為了給唐太宗涂脂抹粉的方式而故意用曲筆所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