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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4章,王韶连败西夏军

熙宁六年三月,王韶攻取河州,于是被擢升为枢密直学士。此时,原已归降的羌人又发动叛乱,王韶回军攻打。瞎征让叛羌据守河州,王韶麾师攻下诃诺木藏城,穿越露骨山,向南进入洮州境内。洮州境内道路崎岖狭窄,部队只好弃马徒步而行。瞎征令其部下留守河州,而亲自带兵尾随官军。王韶奋力激战,打败了瞎征,收复河州。接着攻下宕、岷二州,叠、洮二州的羌人首领于是都开城投降。宋军转战五十四日,跋涉一千八百多里,共攻取五州,杀敌数千,缴获牛、羊、马数以万计。战后,王韶进升为左谏议大夫、端明殿学士。

熙宁七年,王韶入朝,被加授为资政殿学士,赵顼在汴京的崇仁坊赐其一座宅邸。王韶在回京途中抵达兴平时,听说景思立败于踏白城,羌军包围了河州,他又日夜兼程赶至熙州。熙州正加紧设防,王韶命令撤防。又从熙州挑选了二万兵力,以解河州之围。

王韶召集众将,讨论解围之策。众将都认为要直赴河州,王韶说道:“敌人之所以围城,是因为他们有外援。现在他们知道我们要去直接解救河州,一定会埋下伏兵等着我们。而且他们刚刚打了胜仗,士气高昂,因此不能直接与他们交锋,而应当出其不意,去攻打他们赖以依靠的外援,这就是所谓‘避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随后,王韶挥师直扑定羌城,攻破结河族,切断了西夏的交通。接着进逼宁河,分几路进入南山。瞎征知道外援已绝,只得撤兵而去。

当初景思立兵败,羌人之气焰又高涨起来,朝廷有的大臣议论要放弃熙河。赵顼为之寝食不安,多次诏令王韶稳住,不要轻易出战。至此羌人大败,赵顼欣喜万分。王韶返回熙州,指挥部队沿西山绕出踏白城后,焚烧羌人八千帐。瞎征投降,并被押送至汴京。赵顼论功行赏,拜王韶为观文殿学士、礼部侍郎 。赵顼又特授给王韶的兄弟及两个儿子官职,前后共赐给他八千匹绢。不久,赵顼再次召他入京,拜为枢密副使。

熙河路虽有建置,但其租赋收入稀少,供给全靠各道援助。转运判官马瑊找了一些官吏询问具体缘故,王韶颇为不满,想罢免马瑊。因王安石庇护马瑊,才未能如意。因为这次事件,王韶与王安石逐渐产生矛盾。他多次以母亲年迈为由,上书请求辞官回家,赵顼让王安石极力挽留。

再说熙宁三年五月的时候,夏人修筑闹讹堡。驻扎了不少军队,庆州知州李复圭听说朝廷有意平定西夏,于是想出兵邀功,当即派遣裨将李信、刘甫等人率临海蕃、汉兵三千,去袭击该堡。结果被西夏得知,一阵驱杀,大败李信等人,李信等率军狼狈逃回。

李复圭自然后悔莫及,却想到了一计,把无故兴兵的罪状,都推在了李信、刘甫身上,并把他们斩首示众。接着他又自己领兵,去追杀夏人,杀了西夏老弱残兵二百名,当即上书告捷。西夏自然不肯干休,乘着秋高马肥,于是大举入环庆州,攻打大顺城及柔远等寨,钤辖郭庆、高敏等战死。

咂此时韩绛巡察边关,在延安开设幕府,选蕃兵为七军。韩绛不熟悉兵事,处置自然不当,于是起用种谔为鄜延钤辖,知青涧城,命诸将起全部受种谔的节制,蕃兵大多心怀怨望。韩绛与种谔谋取横山,安抚使郭逵说道:“种谔不过是一介狂生,怎知军务?朝廷只是以种氏家世,才赐荫子孙。如果加以重用,必误国事。”韩绛却不以为然。

刚好陈升之因为母亲去世离职,两个同平章事,便去了一双,另一个是曾公亮。赵顼另外擢升了两人,做了接替,一个是王安石,一个就是韩绛,王安石由此成了首相。韩绛在军中,赵顼下诏遥授他为同平章事。韩绛兴高采烈,立即弹劾郭逵牵掣军情。

赵顼当即令郭逵奉敕回京,种谔于是率领二万人马,袭破了罗兀,然后筑城固守,接着又修筑了永乐川、赏逮岭二寨。同时又分憋派遣都监赵璞、燕达等,修葺抚宁故城,及分荒惟三泉、吐浑川、开光岭、葭芦川四寨,各自相距四十余里。韩绛保荐种谔,大力赞扬他的功绩。

不料西夏已攻入顺宁寨,接着又围困抚宁。这时边关守将折继世、高永能等人,驻兵细浮图,离抚宁不过数里。罗兀城兵力很多,又有赵璞、燕达等人防守抚宁。种谔在绥德得报,有些惊惶,想写信召回燕达,他还没来得及决定,警报接连传来。所有新筑的各堡,陆续被陷,将士战死千余人。

种谔救援不及,韩绛也无法隐讳,只得上书弹劾种谔,又自请惩处。赵顼下诏放弃罗兀城,贬种谔为汝州团练副使,安置潭州。韩绛也被降职,徙为邓州知州。西夏得了罗兀城,却也收兵退去。

再说王安石得以独相之后,掌控大权。新任参政冯京、王珪。王珪比较听王安石的话,冯京则有些貌合神离,但也未不敢直言。翰林学士司马光、范镇,因为迂腐、顽固反对新法,依次被罢职外任。于是保甲法、免役法,依次实行,改诸路更戍法,更定科举法。

宋初,赵匡胤鉴于藩镇的旧弊,于是采用了赵普的计策,把军队分为四军:京师卫卒称禁军,诸州镇兵称厢军,在乡防守称乡军,保卫边塞称藩军。禁军轮番防守边关,厢军也互相调换。如此一来,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将因此互不相识。

虽然此举降低了藩镇造反的可能,但也使得军队战斗力大减。有人建议,等到紧急的时候,就没有所恃。不如诸路将兵,总是隶属禁旅,使兵将相互熟悉。如此则有训练的好处,无番戍的烦劳。王安石于是改订兵制,分置诸路将副。京畿、河北、京东西路,置三十七将,陕西五路,置四十二将,每将麾下,各有部队将训练官等数十人,与诸路旧有总管钤辖都监监押等。

宋初开科取士,依然是按

照唐朝的旧制,进士一科,限年考试,考试的科目,就是诗、赋、杂文以及帖经墨义等。宋仁宗赵祯听取范仲淹的建议,有心复古,于是广兴学校,科举须先试策论,次试诗赋,除去了帖经墨义。范仲淹离开,又恢复旧制。

王安石当国之后,想把科举革除,一意兴学。当时由赵顼下令召集众人商议。苏轼说道:“仁宗立学,徒存虚名,科举未必无用,不必改变。”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人。

苏轼在宋仁宗景祐三年出生于眉州眉山,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祖父苏序 表字仲先,祖母史氏。苏轼的父亲苏洵,就是《 三字经》里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很用功。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精品, 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嘉祐元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和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进京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欧阳修,小试官是梅尧臣。这两人正锐意诗文的革新,苏轼那清新洒月兑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 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等苏轼谒谢,即以此问他。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预见苏轼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祐四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苏轼中制科考试,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 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四年后,他回朝判登闻鼓院。治平二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正是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和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

再说苏轼上书奏之后,赵顼颇以为然。王安石认为科法不完善,一定要改变。当下由辅臣互为调停,以经义论策取士,罢除诗赋、帖经、墨义。后来更立太学生三舍法,注重经学。王安石还写了《三经新义》,注释《诗》、《书》、《周礼》,颁行学官,无论学校科举,只准用王氏《新义》,所有先儒批注,一概废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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