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毕竟是男人，尽管教授弟弟非常伤感，但他仍然可以用拳头抵住桌沿，继续诉说着：“转眼之间和我哥也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刚见到我哥的时候，并没有看出他很重的病态，只是脸上、手上的老年斑，让他显得苍老了一些。可是，当我再仔细观察的时候，从他的眼神里我却无法找到从前的那种坚定，那种自信，那种文学作品常常形容的炯炯的眼神。他的那种漠然、失落甚至有些无助的神情，让你看后不由得不心头一颤。一种直觉告诉我，他的心病不亚于他的身病。当天晚上，我俩在客厅的沙发上谈了很久，一直聊到黎明，有诉说，有探究，当然更多的是怀旧。我曾几次试图探寻他内心的那块失落，可他又几次闪了过去。最后，我不得不直截了当地说：‘哥，我觉得你心里有事儿。’我记得，我哥当时迟钝了一下，脸上现出惨淡的笑容：‘咳，谁还没点儿心事。不过没什么大事。’‘可给我的感觉，这不像是心事，却像是心病。’我仍然执着地追问着。我哥当时立刻皱起眉头，他站起身来在客厅里来回踱着步，转了两圈，他停下脚步向我要烟。‘记得以前你是不抽烟的呀‘我一边把香烟递过去一边说到，他没有答话，只是点燃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重重地吐出，这一口气不是象从肺中，倒是像从月复中突出的，因为伴随着的是一声长叹。我知道此时的他进入了深思，这个时候是不要打扰他的，就这样沉默了五、六分钟，他抽完了这支烟，坐回身来冲着我苦笑了一下。他一边把烟蒂放到烟灰缸里一边问我：‘你喜欢喝苦咖啡吗？就是那种不加糖，不加伴侣的原味儿咖啡。’我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问出这么个问题，可我还是回答了他：‘喝过一回，太苦，不大喜欢。’‘是呀，很苦，以前我没喝过，’他点起第二支烟像是对我，也像是对自己说着：‘喝到嘴里苦森森的，往下咽时甚至有一种敲心的感觉。不像加了糖和伴侣的咖啡那样柔和，不过，也许正是这种感觉才能给人更深刻的印象。我们以前喝甜的咖啡太多了，很难理解喝苦咖啡的感受，那种荡气回肠，沁人心脾的感觉。其实，我们早该有这种感受。’我纠正着他的话：‘其实，早前人家对咱们说过这种感受，只是咱们对此表示不屑。记得吗，你曾说过，我们第一次喝什么样的咖啡，我们就要把这样的感觉保持到永远，没必要跟着别人的感觉走。’‘那时候年轻，认为那是个性，是风格。认为自己的感觉总是最正确的，只相信，或者说只信奉自己的感觉。岂止是喝咖啡呀，我这一生绝大多数时间，都是按照自己的感觉走路。而且我的感觉几乎没有错过。可到老了才知道，人如果太自信，太自我，并不一定是好事。还有，年轻时过于顺利，过于兑现自我的感觉，并非是一件好事。就像喝咖啡一样，喝了太多的甜咖啡，你就无法体会喝苦咖啡的感受，也就更无法体会那苦味之后满口飘香的美妙。’我知道，他的这番感慨不是在议论咖啡，而是在议论人生。我也感觉到，他的这番议论，不仅仅是因为得了癌症，一定还有别的什么缘由。我更知道，眼下我是问不出个所以然的，因为他要是不想说的时候，你用尽什么办法都是徒劳的。”说道这里，教授弟弟端起咖啡喝了一口，不过他没有一下子全咽下去，他在品尝着苦味儿，更是在品味着苦后的回香。
“你知道有一首名叫《苦咖啡》的歌吗？”教授弟弟突然问邱月。
邱月茫然地摇了摇头，“那是我哥到美国后一直听着的歌，”教授弟弟继续说着：“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在他随身带着的MP3里，只有这一首歌，并且被反复录制了不下十遍。后来我才知道，他为什么那样喜欢这首歌，因为以前，他对流行歌曲并不感冒，当然，除了邓丽君的歌曲之外。后来，我从歌词里体会出了他当时的心境。第二天，我们就去了事前为他找好的医院，医院当天就把他留下住院了。经过一番重新的检查，仍然是那个无情的结论——肝癌晚期。面对着这种状况只有一种办法——换肝。医学上叫做——肝脏移植。可肝源从哪里来呢？两个方面，一是直系亲属，可我家的肝病是有家族遗传的。医生否定了这一途径。剩下的只有一条路，一条被动的，渺茫的路——‘等’。等那百分之一，千分之一或许是万分之一的可能，就是希望能有相适合的‘配型肝源’轮到我们。
“有个问题我不明白，”邱月还是忍不住插话了。
“嗯，请说吧。”
“当初决定去美国时，你们没有想到这方面的问题吗？既然可以事先找医院，就没有问一声，能不能确保有肝源吗？”
“咳，这话可就得两说着了。要说我这个做小叔子的，不应该随便评论嫂子。可说句实话，我哥的病况，以及他们来美国治病，对我来说都是突然的。得到我哥生病的消息后，她并没有跟我说明，便匆匆回国。他们来美国之前，他们也没有说明具体病情。只是说我哥要来美国，顺便检查一体，让我联系一家教会医院。”
“为什么要选择教会医院？”
“你不知道，我的嫂子是信奉天主教的，所以，她迷信教会医院。直到我把我哥接回家，才了解到了具体情况。可以说我是措手不及的。以前，我们也没有接触
过这类病人，没有任何思想和认识上的准备，等到了医院才知道，问题并不是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按医院的说法，首先要可以出现一个健康的‘肝源’，然后再按顺序排队。后来我们从一些侧面打听才知道，所谓那些‘健康肝源’就是从那些死于非命的尸体中，比如说车祸，被枪击致死并且还得是无人认领的情况下获得，因为那里非法移民的人数倒也不少。但是，在美国需要做这样手术的人也是很多的，一个难得的肝源分配首先是这些大医院要排队。（这一点恐怕跟国内差不多）然后是病人的排队。这里面还要考虑到财富与社会地位优势的因素。具体说到我们何时可以做手术用医生的话讲：‘那就要看幸运女神何时光顾了。’目前院方能够做到的就是用药物尽量抑制病情的恶化，做‘保守性治疗’。我们问：依我哥现在的状况，和医院的能力可以维持多长时间？他们的回答是：‘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我那时才知道什么叫‘身临绝境’，什么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身处异国他乡，我们全家人就抱着一个‘等’字，在那儿艰难度日。究竟是等什么呢？等奇迹的出现？那真是微乎其微，用我嫂子的话——那约等于遭雷劈的概率。再就是等待死神的降临。”
“那你们就只是坐等吗？就没做其他努力吗？”邱月又耐不住地插话了。
“咳！你想我们能不做努力吗？我们动用了所有的关系，我们甚至求助了华人社团。然而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老天没有把那万分之一的机会赐给我们。还有，在那里的价值观是与国内不同的，所谓亲情和仗义也是有限度的，或者说也是要经过价值衡量后的表现。即使在华人中间也是如此。人们会考虑，一个六十多岁的人，对于未来，更确切一点儿讲，对我的未来还有多少可利用的价值。我值不值得为此做出奉献？尽管他曾是我的好友，尽管有故土乡情。我记得有位学者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度里，人们是懒得回头从过去中寻找情感，而更愿意向未来去追寻利益。’这种话从前我并没有什么认识，甚至是不以为然的，直到这一回，我对这句话有了颇为深刻的认识。可是，这段时间里我们眼看着我哥的身体一天天的垮下去。真是象老话说的——病来如山倒哇。原来那么壮实的人，几周之内就瘦得月兑了形，以致后来不得不依靠轮椅了。这时候，我哥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倒也不象先前那样焦躁了，他变得平和了，也变得健谈了，特别愿意跟我聊天，我也是更愿意天天陪着他。父母在三年和四年前都相继过世了。我的感觉，在他看来现在最亲近，最可靠，最值得托付的人就是我了。”教授弟弟把脸侧转向窗外，将目光投向天空像是在遥望着什么。他继续回忆着，他的叙述把邱月的思路和想象带到了另一个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