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载着布雷兹进入大楼隐秘处,在讨论机密的会议室前停下。不是所有站都是第一言情首发,搜索+你就知道了。他整了整领带,大步走了进去。
一见他,驻外工作站主管不由浮起好感的笑容。自从他认真阅读了从总统办公室转来的布雷兹越级呈交总统的信件后,他对布雷兹的看法完全改变了,开始欣赏这位虽然桀骜不驯却始终保持年轻人劲头的理想主义者,尽管布雷兹离退休也没有几年了。此时,世界各大报刊都曾描述过的那个有名的空烟斗塞在主管嘴边,近视镜片后浓眉下的眼睛笑视着布雷兹,仿佛永远洞察一切。上次在东京市郊那个豪华俱乐部中的争执和不快,早没放在他的心上了。
出乎布雷兹意料的是,会议室里还坐着情报部主任,看到布雷兹,他友好微笑和点头示意。布雷兹的长脸顿时更长了,不客气地瞪起眼睛,似乎一场恶战就在眼前。
主管不动声色地笑了笑,接着不易察觉地皱了皱眉头,知道行动者与思考者的斗争又拉开帷幕了,这在情报工作中无法避免。然后,他作了个简短的开场白,说北京站工作卓有成效,但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迹象,所以请布雷兹前来汇报。由于《烈火计划》过于重大,关系到一个大国的存亡,所以还要请情报部进行评估。简短的开场白后,他让布雷兹发言。
布雷兹知道,为了《烈火计划》能够实施,自己必须讲明足够的理由。他详尽讲出《烈火计划》成功的必然性,与上次他在东京向主管陈述的差不多。但他发现,情报部主任似乎不以为然,意味深长地看了自己一眼。情报部主任脸色被晒得黝黑,根本不像常年坐办公室的。布雷兹马上敏锐察觉到这个重要部门头子会发表不同看法,不由在椅子上挪动了一子,想让自己看上去信心十足。之后布雷兹凝视着众人,继续说服他们。♀
“所有**国家都存在致命的弱点,就是共产制度的基础——它的权力体系,即由各级机关构成的单位和部门。北京站详尽研究了**各级机关的人员构成,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心理、性格以及能力,才提出《烈火计划》。计划的要点是:为了搞垮中国,必须建立第五纵队。历史上,我们不乏这方面的成功先例:仅在中美洲,驻外工作站就通过第五纵队,推翻了十一个民主选举出的政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推翻智利民选总统阿连德。而且,我们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对中国采取了类似第五纵队的行动:训练**叛乱分子,空投到**打游击和搞爆破暗杀,后又帮助**出逃成立流亡政府,还帮他得到诺贝尔和平奖。至于第五纵队在苏联的成功例证,我想就不用赘述了。”
布雷兹讲完,坐了下来,扫视了一下偌大会议室中的这寥寥几人。主管低头不看任何人,可布雷兹发现他依然微微点了点头。
发现了主管的态度,布雷兹不由透出自豪的神色。
情报部主任开始评估。他先神色凝重地扫视了一下会议室里的几人。布雷兹冷眼观察着这个主任,见他头发花白,淡红色的镜片遮蔽眼神,似乎心中有愧不敢看众人一般,主任慢慢说道:
“情报部的使命,是分析评估驻外工作站收集到的情报,判定所呈报的计划是否有可行性,并直言不讳地提供给情报局。我们的评估不受政治风向干扰,不听从情报局政策。所以,经过情报部反复研究后,我们认为《烈火计划》是空中楼阁,十分危险,甚至有可能把我国拖进一场可怕的政治赌博之中。”
布雷兹马上想开口,阻止这些不着边际的专家说三道四。他想:难怪驻外工作站的007们都怨恨情报部,他们不满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些月兑离实际的家伙曾经闹过情报局历史上的头号笑话。♀
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国务院决定:不以任何方式卷入**这场内乱,以免引起他们警觉而终止这场“革命”。当然,这是很高明的。可一年后北京站觉察“文革”势头即将减弱,社会秩序正在恢复,便协调东京站、汉城站、台北站用气球从金门、马祖往广东、福建乃至中国内地大量散发宣传材料,惟妙惟肖地模仿**高层和各大造反组织的口气,发布消息发出号召,在当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重新煽起遍布中国的名目繁多的造反组织间的争斗。由于当时**各级组织和公检法陷于瘫痪,所以没什么人怀疑这些材料的真实性,不少逃到香港的中国难民还随身携带它们,作为交给情报机关的晋见礼。结果,情报部专家们便根据这些材料评估“文革”,写出了一堆南辕北辙的报告,从此成为驻外工作站指证他们纸上谈兵的凭据,并成为除情报部外几乎所有情报官员的笑柄。
不过尽管如此,情报局高层却并不轻视他们的工作,知道这些专家虽然不是神出鬼没的间谍,还往往有些怪僻,但都是一些饱学之士,还非常敬业。他们甚至在周末或休假也心神不定,生怕错过关键线索,常跑到办公室查阅新到的资料,寻找新的情报迹象。“文革”笑话后,这些专家便对到手的每份原始材料都反复考察、验证,力争使每份分析报告准确无误。这些年,情报部编撰的情报摘要,不光分发给国内两百三十多位最高级的政府官员,还传送给遍布全球的几百位高级情报官,特别是那份《总统每日简报》,还要呈报总统和国务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总统阅读时,情报部专家还在一旁解释,记下总统提出的问题,有需要便当场答复。
发现了布雷兹的反感神情,情报部主任耐心解释道:
“中国与中美洲不同,有着特殊的国情。举一个例子:**从建国到现在,很多研究尖端的科学家不去领取国外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的年薪,却领着国内微薄的报酬,每天骑自行车到实验室上班。当年,中国原子弹设计负责人邓稼先,跟着建筑工人砍高粱、挖土、推车,一起建造核武器设计研究所;氢弹设计负责人于敏,领着技术人员昼夜奋战完成任务,最后却是自己掏腰包请大家到小饭馆每人吃碗肉丝面。多么可怕的精神啊,一项震动全世界的发明,庆功宴会却是一碗两角钱人民币的‘大肉面’!中国的志士仁人和他们的精神,能不让这个国家强大吗?所以情报部认为:当务之急,不是搞什么异想天开的计划,而是坚持不懈地推行和平演变政策,让中国人民在不知不觉之中消解这种可怕的精神,绝对不能让志士仁人们成为全体中国人世世代代感恩戴德的民族英雄!”
布雷兹看见,主管扣紧双手往前靠了靠,不觉透出聚精会神的神情。布雷兹觉得自己不能不说话了,他凝视着情报部主任的眼睛,友好地说道:“北京站不否认和平演变政策。北京站积极配合情报局的电台电视台,每日每时从周边国家向中国传送着强大电波,宣传自由民主和人权人道观,并使**根本堵不住。从目前中国每年有几百万人次写信给**的情况看,我们的思想已经深深打入一些中国人的头脑。实施《烈火计划》,不过是进一步加快改造中国的步伐。如果中国人一旦苏醒过来,必然像他们的前辈那样不惜流血牺牲地阻止我们,使西方文明难以在中国实现。当然,我代表北京站,非常感谢情报部的研究和评估。”
然而,性情温和的情报部主任反而被激怒了,他一直希望布雷兹作为北京站的代表和《烈火计划》的制定者,能够接受情报部的评估,避免情报局作出错误的决定,使国家不再重蹈越战的悲剧。他认为:如果实施《烈火计划》,将有可能使国家被拖进一场更大的悲剧之中。情报部主任反击了。
“我们敬佩北京站的精神,不过,我还是要郑重告诉大家:《烈火计划》根本行不通,就因为中国拥有志士仁人的传统。所以,对付中国唯一可行的是:我国长期奉行的和平演变政策,由此最终打碎由志士仁人们带领的十三亿人的众志成城。拿破仑早就叮嘱,让中国人睡吧,这条龙一旦苏醒,西方就麻烦了。现在,情报部欣喜地发现,和平演变政策已经取得一定成功。不少中国人尤其是一些专家学者,已经接受我们西方的价值观念,在知觉或者不知不觉之中为西方终极利益服务。只要我们这样坚持做下去,中国拥有的最可怕的力量——志士仁人,就必然成为孤臣逆子,成为悲剧式的人物,不再对这个民族发生任何作用。否则的话,除非山崩地裂,中国一定要走向复兴之路!”
主管陷入沉思,沉默不语。
情报部主任倚靠在厚重的皮椅里,面带微笑继续道:
“当然,我们深刻理解《烈火计划》制定者们的良苦用心。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认为:冒险计划不能实施,和平演变才是最奏效的办法。比如: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记者采访**广场大学生,明明白白告诉他们,你们这样做,势必把国家搞乱。那些大学生回答:我们就是要把国家搞乱,好让美国出兵!那时候,全世界都赞叹我们情报局工作的成功,为中国培育出了一批多么可贵的接班人。所以,在西方强势文化年复一年的进攻下,一些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青年自然会将志士仁人变成他们心中的异类。这是情报局最大的成功!总之,我们只能采取和平演变的成功方法,从而使全体中国人懂得:中国的福祉,只能由中国的精神贵族们加以引导,而这些贵族又是由我们情报局来培育的。这样,中国固有的意识形态就会成为大众的取笑对象,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等。这样,在亿万中国人没有任何察觉的情况下,不知不觉丧失抵抗能力,最终在短得惊人的时间内融入西方。同时,我们还能得到美名:把极权统治下的人民从万恶的社会制度和罪恶的生活方式中无私拯救出来。如果我们忽视了和平演变政策,任由中国志士仁人们的精神传播四方,不光我国,整个西方世界都会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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