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原建设委员会官员朱沛莲在1971年撰文回忆：
……仅以无锡、武进地区为例，除供给灯电外，还供给电力，以便稻作灌溉之用。友情提示这本书第一更新网站，百度请搜索+无锡之洛社、藕塘桥间供电负荷较轻，正好将余电供应灌溉，实为两便。故收费较廉，用户也很划算，比用柴油机打水便宜太多了。所以电力灌溉，年有扩充，因此可说四十年前，无锡、武进地区农村都已经电气化，这是值得骄傲的！
在张静江所计划推展的重大工程中，除电气电力外，还有国营的无线电事业。
中国的无线电台，是在光绪三十年，即民国前八年的1904年创立的。由于清朝政府同各帝国主义国家当局签订了多项不平等条约，而民国成立后有关条约还在继续发生效用，致我国的无线电事业始终处于利权受损、一蹶不振的状态。张静江在西方经商多年，深谙无线电对一个国家兴旺发达所起的作用，于是吁请中央政府召开会议，议决建设与发展无线电讯的问题。
张静江同政府主席谭延闿是老相识，所提又是建委相关事宜，谭主席当即答应相约有关方面磋商。
谁知过了一个星期，杳无动静。眼看就是6月底了，张静江不由得心急起来，打电话过去询问，谭延闿接电道：“人杰先生，请原谅小弟失职。实因杂事过多，又以主要精力应付日常政府相关事宜，以致延误。”
张静江忍住气，道：“组庵兄不必过谦，静江受不起。静江别无要求，你给半天时间，开个会，作个决议，事情我会去做！”
谭延闿没办法，只好放下手头上的事，通知军事、计划、财政、经济等有关部门，以“张公人杰亟待”的理由，敦请各部领导迅即到会。会上，张静江提出了建设委员会要建立无线电事业管理处，将国内现有无线电企业集中管理，拓展我国无线电事业的建设。经商洽，会议同意了张静江的提议，并以中央政府名义决议：由南京军事机关指令，将国民军总司令部驻上海的无线电机制造厂移交建设委员会接收，将国内三大长波电台即吴淞电台、杭州电台、崇明电台及北平、汕头、广州三大短波电台，统交建设委员会整处，全权委托建委着手筹建全国无线电台网络。♀
张静江取得了中央政府的明令后，立即召开建委会议，在会上，他宣布了筹建全国无线电台网络的三项宗旨：
（—）设立国立电台和工商通讯，皆以便利民众为前提；
（二）对外，要建立国际电台，办理国际通信。把收回国际通信权作为第一要务。
（三）人才要自己训练，机器尽可能自己制造，力求自给。
张静江认为，无线电有如人的大脑神经网络，切不可依赖外国发展，否则，这个人就极易为外国所控制。这年7月，无线电管理处正式成立，张静江特呈请中央将原在军事委员会从事创办无线电工作的李范一、王崇植调来担任建委无线电管理处的正副处长。
李范一同王崇植到任这天，张静江亲自召见他们，道：“二位在军内创办无线电，颇有成绩，尤其是在经费短缺的情况下，苦干实干，这种精神，令我感动。”
李范一道：“委员长过奖了，咱们只不过是做了点应该做的事。”
王崇植也说道：“无线电这一项，美国、德国都很发达，咱们泱泱大国，古老落后，但应该赶上去！”
张静江非常欣赏这两位年轻干部的态度和决心，点头说道：“二位不愧为国家干才，中国要富强，科学技术就必须先走一步。我相信，凭二位的才干和经验，我敢把建设国家无线电台的重担交付你们！”
李范一和王崇植立时起立敬礼，答道：“决不辜负委员长厚爱！”
“很好，”张静江也站起身来，扶着二位的肩头，语重心长地说道，“我们的国家，灾难深重，几十年战乱下来，百废待兴。如今要搞建设，人才奇缺呀！”说着，一边请李、王二人就座，一边反身入座，然后接道：“你们先去上海，将总司令部驻上海无线电机制造厂接管下来，同时着手对吴淞、杭州、崇明的三个长波电台进行整顿。一俟有了头绪，即派人整顿广州、汕头、北平的三个短波电台，在此基础上，扩大建设国内其他短波电台。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向我报告。”
说到这里，张静江思索了一会儿，又叮嘱道：“我有一个‘三自’方针，供你们参考。人才自训、机器自制、力求自给。当然，‘三自’并不是拒绝外援。技术要向先进国家学习，必要时可以同他们合作。特别要注意培养训练自己的无线电人才，可以考虑创办这一类的训练班。今后我国的无线电事业，全靠他们。”
李范一、王崇植受命后，果不负厚望。上海无线电机制造厂接收后，经过整顿，很快产生了效应，人才训练班也办起来了。他们还同德国著名的西门子公司签订了合约，借助对方的技术，逐步在九江、宁波等通商要地建立了短波无线电台，电台收发也扩展到商电、官电、新闻电、公益电、气象电等领域。
1928年10月，在筹办西湖博览会（此事后文专述）的同时，张静江又亲自抓了国际电讯的开拓。经过一系列的筹划准备，张静江于11月3日正式同美国无线电合作社签订合同。该年12月，建委国际无线电台筹备处成立，由王崇植任主任，俞汝鑫任副主任，张承植任工程部长，崔雁宾为总务部长。
张静江对筹建国际电讯台一事极为重视，他亲自批准购买的美国电机，容量达到30千瓦，通讯距离最远可达九千英里。在确定台址的问题上，他也亲自到场，最后选定在上海真如，由美国无线电合作社负责建造国际无线电台。
如此前后一年，张静江所设想的全国无线电网络已初具规模，到1929年8月，全国能通无线电的地方，已达到三十三处。东起青岛、上海，北至哈尔滨、沈阳、张家口、绥远一线，西至成都，南至广州、昆明，几乎囊括了国内所有重要城市。
这其间的经费来源，几乎全部是张静江以个人信誉向私人企业借贷的，而国家财政部忙于应付同桂系作战并准备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作战而分文未予对建设基金的增拨。
张静江在完成了全国无线电事业的建设后，实践了自己的原则，为而不有，将所有无线电台及相关制造工业悉数移交给政府交通部接管。值得一提的是，张静江在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期间，曾派员接收民营的长兴煤矿。
那时候，张静江考虑得最多的仍是电气业的问题。当时国内的发电，全部是火力发电，其能源供应便是煤。民营长兴煤矿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直接影响到张静江以戚墅堰电厂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电气网计划的实施，所以，他主持召开了省政府有关会议，作出了接收长兴煤矿的决定。
长兴煤矿在政府接管后予以整顿，终于扭亏为盈。这时，政府内有人提出，政府办煤矿，有利可图，不必再交还民营了。张静江坚持表态道：“我们做任何事，都必须重诺言，以取信于民。当初在无锡，我答应过地方士绅，一旦企业盈利，仍还归民营，长兴煤矿当在此列。背信弃义，虽可获一时之利，但必然导致长远性的失败。这一点，历史上有教训，尚望诸君铭记。”
张静江的这番话，虽然说的是企业经营上的事，但也隐含了他对党国事业的某种忧虑。因为他发现，党内不少同志，似乎不以弃信为耻，其中就有他一贯信赖支持的盟弟蒋介石。他的这番话，虽然是针对具体事有感而发，却传到了蒋介石的耳中。当时，蒋介石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张人杰喜欢摆老资格，这不好。”
长兴煤矿发还民营后，却未能像当初无锡的震华电气厂那样保持盈利。地方参股的经办人因经营不善，再一次导致企业亏损，产煤量锐减，直接影响了发电厂的能源供应。这种情况使张静江深为忧虑。由于亏损，该矿股东间发生了摩擦，终日争吵不休。最后，矿经理不得不出面再度请求省政府接收长兴煤矿。
此举在政府内引起了极大争议。多数人认为：这些地方士绅，把政府看成是什么了？是收破烂的，还是办慈善的？张静江闻听后笑了，他在一次政府会议上说道：“长兴煤矿的问题，不是单一的，因为煤矿的盈亏与否，直接影响到发电厂的存煤供应。再说，与人为善，好人以德，乃民族美德。说收破烂也好，办慈善也好，总之一句话，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如果有人认为再由政府去办长兴煤矿不合适，我看可否这样：先由政府出面将煤矿接收下来，然后交给国家建设委员会去承办。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救了长兴煤矿；二是建委承办，可以将煤矿放在发电厂一道，在生产上统筹运用，相互配合。这其中可以减少环节，避免浪费，有效地分配资源，提高双方效益。”
张静江的提议，得到一致通过。从以后的实践可以看出，他的这个思路，其实是一种企业重组上的先进经验，也可以说是现代联合企业的一种雏形。他那在经营中以诚信为本的观念，更是古今商业行为所奉行的信条。只可惜因时代限制（战争及其他政治因素），张静江设想的这种企业模式未能在全国的企业管理中推广开来，而诚信为本的信条，则至今也未能在国人中完全贯彻。
长兴煤矿交由建委承办后，大获盈余。这一成功，大大增强了张静江要拓展中国煤炭生产的信心。他把目标投向了淮南。
1929年3月初，张静江根据建委专家组提供的资料，亲赴安徽考察。
在淮河上游安徽省北部的怀远、风台、寿县、定远地区，有个叫田家庵的地方。此地处于四县交界处，可以说各县都可管，各县又都可不管。这个贫瘠的丘陵地带，草木稀疏，人畜不旺，交通极为不便，但当地人有一样事不愁，那就是生活所需的燃料。他们在地表浅层，就可以挖掘到品质很好的烟煤。在政府没有组织大型开采前，这里已有了一些不算作煤矿的小“矿”，都是当地农民自发手工采掘，三五成群，各自搭个草棚，用作休息、存货的集散地，发现哪里有煤，便掘个坑挖下去，然后用箩筐装了，推到集市上去卖。
张静江来到田家庵煤场的时候，正逢三四个人在一个草棚内休息。这些人满脸满身的黑，正就着水罐在啃杂粮饼子。见了张静江及其随从，知道是来了官绅，便挤成一堆，一边嚼着饼子，一边瞪眼看着来者。张静江很客气地上前搭讪，他的浙江官话同淮南土语交流十分吃力，幸有领路的本地官员从中疏释，这场重要的谈话才得以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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