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声称看到乔君烈的保安员也未能提供更进一步的消息。寻找网站，请百度搜索+
我们和蓝母都非常失望。
根据犯罪心理学分析，乔君烈是在逃犯罪嫌疑人，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他肯定不敢长时间地在大城市里露面，大城市流动人口多，很可能被熟人认出来。但是过去他长期生活在大城市里，过着快活逍遥和花天酒地的日子，已不习惯长时间地待在小县城里。因此，他只能躲在中等城市里。日照市是一个不太显眼的中等城市，水陆交通方便，易于逃离。这种地方恰好适合于藏身。他来过这里并不奇怪，问题是他还在不在这里。
尽管乔君烈的踪迹还是未知数，但是既然有人提供了相关的情况，我们就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我决定在这里大海捞针，蓝母更是蛮不讲理地说，死马也得当活马医！
我给乔君烈发去电子邮件，希望和他在网上谈一下。我想借此确定他到底在哪里。
我们寻求当地公安机关大力协助。我们当然也没有闲着，分头走访全市的宾馆、饭店、旅馆和小旅馆。特别是那些私人经营的小旅馆，时常出现违规经营，即客人无需凭身份证、无需作登记就可以入住。如果乔君烈不愿意多花钱，又想达到掩人耳目的目的，这种小旅馆无疑是他的首选。经过两天多的努力，终于有了眉目。一个私人经营的小旅馆的老板娘说，确实有一个酷似乔君烈的中年男人于几天前在她这里住了三天。我询问老板娘，这个中年男人都干了些什么，他有没有携带笔记本电脑？她说这个中年男人如果不外出，就把自己关在客房里，从不找人聊天，叫门时老半天才开门。他好像一直在睡觉。他向老板娘解释他不舒服，想好好休息一下。问他想吃点儿什么，他礼貌地摇摇头，顺势做了一个送客的动作，把老板娘请了出去。♀他吃的当然是方便面了。老板娘不太明白笔记本电脑是什么东西。我作出了说明。她很快就明白了，想来想去却说，那个中年男人虽然戴着眼镜，但是他穿得并不显眼，随身行李也是一副寒酸相，怎么可能是那种使用贵重、高科技的东西的人呢？
我们试图在这个小旅馆里找到乔君烈留下的痕迹。但是正如我们所估计的那样，虽然老板娘为那个中年男人作了住宿登记，却没有记录份证号码。他叫李大有，入住前声称身份证丢失了。
那个中年男人曾经入住的客房，现在正住着一对外地来的年轻夫妇。不用说现场被彻底破坏了。老板娘突然猛拍一下自己的头，如释重负地说有了。她说公安机关不是能检验指纹吗，她有那个中年男人的指纹！原来老板娘去年年底收取一个来自广东省汕头市的住客两张面额都是百元的假币，还倒贴给人家五十五元，真是倒了血霉了！从此她吸取教训，不管收到谁的大面额的钞票，都用铅笔在上面画蛇添足地做一个记号。经营这小旅馆是小本生意，每个星期的营业所得在下周星期一汇总一次，存进银行里。换言之，就是几天前那个中年男人所支付的一百五十多元钱的住宿费，还藏在老板娘卧室床底下一个破纸箱里。
我们分别在老板娘所提供的一张一百元和一张五十元的钞票上提取到七枚清晰完整的指纹，通过互联网传发回去。经过对比鉴定，其中一枚指纹有十七个特征与乔君烈的相同。由此确认乔君烈于几天前在这家小旅馆住宿过。
但是乔君烈还在日照市吗？这才是关键的问题。
我突然想起一个外国的笑话。一个初出茅庐的小警察一不小心让狡猾的犯罪嫌疑人溜掉了。他的上司暴跳如雷，骂这个小警察是窝囊废。小警察委屈地申辩，他的脸上留下了那个犯罪嫌疑人的指纹，而并非一无所获。那是因为他被那个犯罪嫌疑人打了一记耳光。但是我不好把这个笑话说出来，以免打击士气，带来负面影响。我们用各种手段侦查乔君烈的行踪，甚至动用了国家的各种通讯和网络监测系统。然而乔君烈好像看透了我们的一举一动，一次次地逃月兑了。刑警大队大部分同事都让乔君烈搞得灰头土面的。我先后三次憋着一口气对上级领导和下级同事立下军令状，抓不到乔君烈，我把自己的警服扒下来！
我们在日照市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在市区内进行排查。
乔君烈一直没有给我回复电子邮件。莫非他知道我们正在搜捕他，他作出了规避，并因为害怕暴露行踪而不敢贸然上网？我还是把杨丽童视为乔君烈的情人，因而她也是潜在的通风报信的人。我注意到杨丽童大约有十多天没给我打电话了，她是不会知道我出差在外的。现在徐希愉代替邵幼萍住在我家里，要是乔君烈打电话到我家去，徐希愉当然不会泄密，还知道怎么对付他。
我再次给乔君烈发去电子邮件。
四天过去了，乔君烈的初恋情人收到一束玫瑰花和一封信。花店的老板说，一个星期前一个中年男人在她的花店里预订二十朵玫瑰花，当即支付了买花的钱和送货上门的费用，还留下一封信，请老板在七天后把一束玫瑰花和那封信送到他所指定的人的手上。乔君烈的初恋情人在单位里意外地收到玫瑰花，心里想着自己早就是半老徐娘了，谁拿自己穷开心呢？当她看到那封信时，不由得吓了一跳。十多年以前，情人之间不是借助于互联网、电话沟通心灵，而是通过古老的书信方式传情。至今她仍然记住乔君烈折叠信纸的样式。所以一看到信纸的折叠样式，就知道是何人所为了。她也依稀认得乔君烈的书写特点。尽管书信上没有乔君烈的签名，但是完全可以确定这是来自乔君烈的东西。她急忙和我们联系。
这封信被作为证物交到我们的手上。其实信封内只有一张普通的复印纸，上面写着几句简单的问候语，大意是祝愿对方永葆青春美丽。
那束玫瑰花和那封信，让我们得出乔君烈已经离开了日照市的结论。但是蓝母却坚持认为那是乔君烈有预谋地把我们骗走，其实他就打算在这里安营扎寨，寻找机会和他的初恋情人再续前缘。我们也没有放弃，继续在市区内搞排查。
蓝母病倒了。自从蓝雪遇害后，蓝母悲伤过度，后来又到处告状、奋起追捕乔君烈，终日奔波精疲力竭。我在日照市见到蓝母时，仔细看她一眼，发现她比大半个月前的她自己或同龄人苍老得多了。我带上水果到医院去看望蓝母。此刻躺在病床上的她更是惨不忍睹。她撑持着坐起来，喘着气命令我把水果提回去给同事们吃，并且强烈要求我扩大排查区域，不能中途而废。
蓝母不客气地说，她这病完全是拜我所赐。但是，只要能抓到乔君烈，就算搭上她那老命，她也认了。她指责我整天碌碌无为，让乔君烈像孙猴子一样到处乱跑。私人侦探从地下作业逐渐浮出水面，她相信他们的工作态度和能力绝对比我们这些正规军强！蓝母表示即使倾家荡产、砸锅卖铁，也要在每个城市聘请一个私人侦探追踪乔君烈。由此产生的所有费用，她最终会算在我们的头上。届时她会起诉我们行政不作为，要求国家赔偿！
我知道这女人脾气犟，是一个说一不二的女中豪杰。我只有叹气的份儿。
蓝母只在医院里待了两天就出院了。
又过了三天，我们发现乔君烈在福建省泉州市访问了他的电子邮箱，由此可以认定他正在泉州市。我们和蓝母终于死心了，决定当天移师泉州市。正在这个时候，杨丽童给我打来电话。她说乔君烈正在网上等着我，要求我在十五分钟内上网，要和我谈论一下有关香格里拉花园高级住宅区保安监控数字录像硬盘那件事儿。如果十五分钟内他没能等到我，他将下线走了。
我花了五分钟的时间在大街上找到一个网吧，立即上网进入聊天室。
乔君烈问：“我已经说过了，香格里拉花园高级住宅区，在每个进出口处、每一条路径、每幢楼的楼道里、电梯里，都有监控录像。只要你们看一下当晚的录像，就会确定我在案发当晚九点多离开以后并没有返回来，也能够确定什么人在九点多后出现在我家门前。就这么简单。你们得出结论了吗？”
我不能对乔君烈说那些数字录像硬盘已经被抢走了。
我说：“那些录像我们研究过了，作为证据已经被封存起来。现在还不是对外公布结果的时候。”
乔君烈说：“难道你们在录像里，没有找到可疑的人吗？”
我说：“对不起，这个问题也是保密的。”
乔君烈说：“谁是可疑的人，你们有游戏规则，我不应该问。不过我有一个想法。我是一个最反对使用测谎仪的人，但是，用测谎仪来考验那些证人的证言是否可信，也未尝不可。如果那些证言经不起测谎仪的考验，公安机关就不能采纳那些证言。比如杨丽童的证言，我知道她在我躲起来后，做出的证言一定对我非常不利。用测谎仪考验她的证言是否可靠，也许你们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要求她做伪证，那是因为事出有因，只是愚蠢行为，我是被迫的，并非我就是真凶。我建议，还可以对那天晚上九点后出现在我家门前的人进行心理测试，那些结果或许有参考价值。”
我有意和乔君烈侃下去，尽可能拖延时间，希望电脑警察周锷能抓住时机确定此时乔君烈的具体位置。同时，我也希望能说服乔君烈自动归案。
我说：“乔先生，对于使用测谎仪的问题，显然你是有双重标准的。你绝不希望自己被测谎，但是你却要求对别人测谎，以达到为自己洗刷罪名的目的。我理解你急于为自己洗刷罪名的心情。但是我不赞成你的意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否被测谎不能因人而异。你躲在外面，使蓝雪被害一案复杂化。希望你相信法律，相信我们是依法办案的，协助我们侦破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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