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听说李部内有同志，便上前高呼：“我等皆汉人，当同心戮力，共除异族，恢复汉疆，不用打！不用打！”
话未讲完，被敌人一枪击中，当场牺牲，而刘元栋、林尹发等5人也相继中弹。
混乱的枪战之中，黄兴也被打断了两根手指，但血气方刚，还是坚持以断指继续射击。随后，黄兴又将所部分为三路，分别攻往督练公所、小北门。
黄兴自己则是亲率方声洞、朱执信等人出南大门，以接应部分倒戈的巡防营。
攻督练公所的一路与吴公馆的志士会合，途遇防勇，绕路攻龙王庙。喻培伦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左手执号筒，右手拿手枪，奋勇当先，投掷炸弹。
战至半夜，终因众寡不敌，全身多处受伤，率众退至高阳里盟源米店，以米袋作垒，向敌射击。后因敌放火，他们才被迫突围，喻培伦被俘处死。
往小北门的一路也很快遭遇清军，经过一夜作战，打死打伤敌人多名。最后，张鸣岐放火烧街，徐维扬率部突围，经小北门逃到城外，回城救援时被捕。
黄兴所率一部行至双门底后，与温带雄所率计划进攻水师行合的巡防营相遇。温部为入城方便，没有缠带白巾，方声洞见无记号，便开枪射击，温带雄应声倒下。
对方立即发枪还击，方声洞牺牲。战至最后，只剩黄兴一人，才避入一家小店改装出城，4月30日回到香港。
起义前夕，曾通知惠州等地会党于4月28日响应。届时，顺德会党数百人竖旗响应，夺占乐同团练分局。4月30日，在李准进逼下，会党解散。
这次起义，除黄兴一部及顺德会党按期发难外，其余各路均未行动，革命党实际并未伤筋动骨。然而却也为日后民初的粤州乱局，埋下了伏笔。
盖因此次事变，让张鸣岐对新军有了戒心，开始严加管束，平日处训练外，都是没收子弹，以使新军无作战能力。
且革命党内部人心不齐，起义实是孙、黄等人一意孤行，而胡毅生、陈炯明等人都不看好，因此事先逃出了广州城。
姚雨平又因胡毅生刁难，未能及时领到枪械，在起义爆发后只得藏匿不出。多方因素相加之下，起义成为黄兴一路的孤军作战，面对汪洋大海一般的旧式军队，岂能成功？
反观徐文昊的华兴社，一直默默发展，在这番纷乱世事中，渐渐淡出人们视线。
当所谓的革命志士还在抛头颅洒热血之际，徐文昊这时却是化身旧时空的大资本家，正忙着建立他的军火王国。
为了能够实现枪支弹药的本土生产，他专门成立了1家名为‘烈剑’的化学品生产企业，以及1家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全自动化军械生产厂。
靠着夏骏驰的人脉，烈剑化学公司很快就从石井兵工厂高薪挖来了一批技术骨干，在招募到了这批技术人员后，公司便开始破译徐文昊拿出的那一套完整的高含氮量硝化棉的制造技术。
仅仅是两个月，就实现了规模化生产。
这时工厂主要是生产优质的强棉和弱棉，用以提高无烟火药的能量，将生产出来的强棉和弱棉按不同的比例配置，再压制成不同的形状，即成为不同性能的枪药和炮药，使得弹药完全实现了国产化的目标。
该厂的月产量，达到90吨左右，徐文昊正准备扩大生产规模，提升产能，以应对正在逼近的全国性的动荡局面。
与此同时，美国威钢公司的钢铁，也是源源不断的运抵广州，以满足美华公司远东分部的巨大胃口。
而徐文昊也抽调资金，在广州建立了一家华兴钢铁公司，该公司同样由徐文昊**出资，但管理上**于美华公司以外，目前主要业务是生产钢质合金，为军械厂的子弹生产提供合格的原材料，以代替昂贵的铜。
这时徐文昊已经开始注意将自己的资本自美华公司分离，以适应在中国地区的经营活动，毕竟日后很可能会因为国际政治形势而惹上外交麻烦，倒不如这时先未雨绸缪，彼此划分清楚职权和业务经营范围比较好。
美国毕竟是一个巨大的工业品市场，徐文昊可不打算放弃，同时也是为了方便获取北美方面的情报。
随着工商业版图的慢慢展开，越来越多的难题开始困扰着公司的发展，最主要还是人口素质上的问题，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始终匮乏。
公司要扩展规模，拓宽业务和渠道，必然需要管理人才。要提高产能，就必然要增设生产线，但机器的使用、保养和维修，产品的制作和质量，都需要大量的合格技术型人才来保证，否则一切都只是空谈。
而这时的中国，虽然历经新政，实际上，社会内部体系中的各方面人才，任然稀缺，不敷使用，严重制约着国家未来的发展战略实施。
据统计，到1913年，中国的现代工业企业才一共只有698家，而资本总额不过33082万元，工人总数27万人。
别说和欧美发达国家比较了，就是和日本相比，连人家零头都不到。
就以人才培养机制来说，清代教育沿袭明制，中央设国子监，地方设府、州、县学，乡设义学、社学。广州设府学宫，为广州最高学府；番禺、南海各设县学宫。
义学、社学是地方基层教育机构，用公款或私人捐款而设。
广州是对外通商最早的口岸之一，接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早。国内革新图强风潮的兴起，经济、社会的变动，对广州的教育产生巨大的影响。
同治三年（1864），洋务派在广州开设同文馆，培养翻译人才。这是广州出现最早的外语学校。光绪十六年（1890）和二十二年间，维新派康有为在广州开设万木草堂推行新学。
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光绪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相继颁布，即“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制定了中国近代正式学制。
广州把整个学程分为三段七级：第一段初等教育，分为三级，即蒙养院四年，初等小学五年，高等小学四年；第二段中等教育，设中学一级五年；第三段高等教育，即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分科大学堂三年至四年，通儒院五年。
这几乎是奠定了旧时代中期的教育机制基础范本，但考虑到这时中国的经济条件和生产能力，实际上只能少量培养精英人才，难以大范围普及教育。
到了光绪二十八年，两广总督陶模将广雅书院改建，才成立两广大学堂。广州第一所官立高等学堂由此诞生。之后的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四年，广州先后办起官立高等学堂6所；中等、初等教育逐步发展。
幼稚教育纳入学校序列，称蒙学堂。
而清道光以后，外国教会凭借不平等条约特权在广州设各种学校，甚至原本历史上，直到民国初年，广州城中由外国传教士操办的教会学校、学堂、幼稚园仍然不下60所。
这些教会学校，教育大权完全操在外国教会手中，校长由外国人担任，原本历史上要直到1926年全国掀起收回教育主权运动后，才陆续改由中国人担任。
教会学校的教育制度、课程设置，更是基本按照西方的一套，与清政府颁布的学制、法令不尽相同，其目的在于在中国培养基督教徒。
虽然同时也把西方教育引进了中国，对革新封建传统教育有其进步一面，可坏处更大，加剧了国内思想矛盾的激化，导致中国民众在还没有做好文化上的准备时，就不得不面临各种世界革命思潮的强烈冲击。
日后，某种可怕的思想就自基层蔓延开来，最终导致华夏文明几乎自此断绝。
所幸的是，在随后到来的新纪元时代，华夏人口中大量新人类崛起，开始在思想和哲学上追根溯源，不断寻找着古代文化的传承，保留了华夏文明的火种。
而这时，徐文昊自也是有感于人才匮乏，不得不考虑斥资建设大量学校，以为自己培养合格的人才。
有别于清末这时的精英教育，徐文昊这时更属意于民众教育和工农教育，对此特别重视。而为此也抽出200万华元的资金，在广州这里发展普通教育。
很快，就由徐文昊联合了一群广州士绅，开始公然提倡平民教育，甚至向总督张鸣岐谏言，说中等学校应实行男女同校，并且建议广州城中其余各学校向平民开门。
与此同时，还以公司的名义，在一些高等学校和私立中学中，设奖学金名额，以吸引成绩优秀的学生。
徐文昊这可不仅是口头说说而已，就在士绅们还心存观望之际，他就率先在黄埔东区设立了第一所平民学校，对象为失学青年、工人、学徒、店员、家庭妇女等，专门讲授识字、珠算、信札等课程。
同时还开始宣传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以达到破除满清两个半世纪以来的愚昧和奴化教育影响这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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