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节第八章（2）
从室友们口中知道一些，听弯脚本人说了一些，又从丝印部他的同乡处听说一些，曾皓后来对弯脚的情况有了个比较详细的了解。
弯脚是湖南邵阳人，有六个兄弟，夭折了两个，剩四个，弯脚最小。集体时，他父亲是生产队的老队长，那时的队长可说是威风得很，所以他家在村里不算差。四个兄弟，眼看三个都成家了，就剩弯脚了。这时村子里来了一对母女叫花子，住在生产队仓库的后檐下，拿一张破晒簟避人挡风，挨家乞讨过活。听她们说，她们是从贵州来的，孩子爸修水库死了，家里还有两个小孩，日子过不下去，只好把两个小的留在家里让老人带，她们出来乞讨。女孩子大约十六七岁的样子，虽然也穿得破衣烂衫，头发有点像鸡窝，但还是看得出来，模样儿算周正。当下有心细的妇女给老队长提议，不如把她讨给弯脚做婆娘。
队长一拍脑袋，哎，也是！虽然弯脚当时只有二十二岁，但那时候的农村，这个年龄成家的已经不少了，弯脚的二哥就是二十岁结的婚。最重要的是，弯脚有腿疾，此前有媒人给提了两次亲，人家就不同意。现在白捡个女人，不是老天爷帮忙么？
老队长就让那个妇女去找那母女俩。事情办得很顺利。队长请人掐日子，摆了桌酒，弯脚的媳妇就真捡到手了。这时大家一看，收拾齐整的弯脚媳妇长得标标致致，弯脚捡的是个漂亮媳妇。
老队长留亲家住了些天，把她母女俩讨来的那些粮食变成了钱，便于携带，亲家才回贵州去了。
第二年，包产到户。生产队没了，队长一职自然也不存在了，老队长成了普通村民，谁也不归他管了。包产第一年就大丰收，生活变了个样。是人都说弯脚命好，再晚一年，他那漂亮媳妇就休想到手了。这也是老队长失意之余，唯一感到庆幸和欣慰的，他训斥弯脚时就必说：
“你还和老子犟嘴？你知道你婆娘是怎么来的吗？”
弯脚一急就涨红了脸说：
“说来说去烦不烦？你干脆拿回去算了！”
不过，过了几年，大家丰收的喜悦就慢慢淡下来了，因为农产品越来越不值钱，种地成本却在不断上涨。改革开放的东风正在沿海掀起翻天覆地的巨变，农村劳动力像嗅到桃花汛的鱼群涌向南方。一九八七年秋收后，村里有两个人，随亲戚去广东打工去了。村里的眼睛都看着那两个试水者。去了一段时间没什么动静，只说在做建筑。
有的说：“什么叫打工？是做长年吧？”
有的说：“会不会被卖到外国当牛做马去了？”
过了两年半，正在人们将要淡忘他们的时候，他们赶在春节前回来了。这两个人都晒得黑不溜秋的，却每个攒了六七千元，说话像变了个人似的，底气足了，见识广了，谋划起盖砖房的事了。照这样干三年，就能超过村里唯一一家上过县广播的“万元户”——那可是他们一大家人几年辛苦劳作、省吃俭用才达到的。蠢蠢欲动的人们眼前一亮，看到了方向。从来不服输而如今在几个儿子面前都没了威信的老队长，当年五十六岁，也按捺不住了，加入了南下队伍，辗转到东莞厚街一个新开的家具厂做锯工。山里的农民，十个有九个是锯木好手。
大约半年后，老队长给家里写了信，要几个儿子都出去。信中大意是，还种个卵地啊，出来打一年工，能买好多年粮食。四兄弟去了三个，弯脚不肯去，他腿有毛病，怕人笑话。可不久老队长又写信来了，要他去，工都给他问好了。弯脚那时已经有了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都是包产后生的，没田土，又被计划生育罚了点款，日子过得紧巴。既然工都问好了，去就去。
弯脚人精着，还读到小学毕业，识得几个字。就揣着老爹的信动身了。老爹告诉他坐火车到广州，再从广州坐大巴到厚街。老爹显然是考虑到如果坐火车到东莞常平，再转车到厚街，反而多花钱，也耽搁时间。
在广州下车是凌晨六点，刚天亮。弯脚打着哈欠出了站，四处张望，打量汽车站在哪个方向。第一次到这么大的地方，也很新鲜。他走到大钟下面的台阶上，到处看。这时有个人若无其事地接近了他，冷不防抢了他的包就跑。他回过神来呼喊着赶忙追，瘸着条腿哪里追得上。抢包的人很快就没了影子。
弯脚不知道，他站立的地方就是广州火车站曾经非常有名的“三十米台阶”。那个地带本是旅客缓冲区，三十米以内至火车站，属于铁路部门管理，三十米以外属地方管辖。结果导致该地带成为“治安黑点”：遇上地方公安整治广场，违法犯罪分子就跑往三十米台阶；当铁路公安整治那一地带，违法犯罪分子就跑往三十米台阶下面，玩起“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游戏。由于铁路和地方缺乏沟通协作，只要违法犯罪分子跑到了对方地界，这方就不会再追，三十米台阶就成为违法犯罪分子的理想庇护所。据一段时间的统计，那一地带日均发案达三十多宗，可谓“一米台阶一宗案”，不知有多少打工者在这里留下一生也无法抹灭的恶梦。正如一位诗人所写：走在鱼龙混杂的广州火车站，你要小心，一脚踩空，就是万丈深渊。
弯脚的钱和信都放在背包里，口袋里只有三元多零钞。没了路费和bp机号码，弯脚成了无处求告的弃儿。他想向警察求助，时间太早，没见有警察。好不容易在广场边看到一个穿保安服的，弯脚瘸上前去，同他说了事情经过。保安说他是一家公司的保安，来这里等人的，这事他管不着。弯脚心里就一凉。弯脚迟疑了一下，又鼓起勇气问保安能不能帮个忙，给点去东莞的车费。保安就警惕起来，显然把他当成骗子了。这样的骗子本来就多得很，何况广州街头挨饿的也不知有多少人，谁又救济得了谁，大家都熟视无睹了。保安就挪开身，走往别处去了。弯脚看到一个中年清洁工，一副农妇相，就又瘸上前去，问这里去东莞有多远？清洁工以为他是坐火车或大巴去，就说不是很远，她老公在东莞打过工，坐一个小时就到了。弯脚心里一喜，心想那也就几十里路，求人不如求己，咱走路去。就问东莞在哪个方向。清洁工掉转头看了看，手朝东莞方向一指，说火车是往那个方向去的，是那边。
弯脚是这样盘算的：从乡上坐班车去县城要一个多小时，六十里路，清洁工说去东莞也是一个多小时，那不就六十来里路，他走七八个小时就到了。他没考虑到，去县城的公路坑坑洼洼，拐弯爬坡的，车开得慢，一路走走停停，而这边走的是高速，这里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差不多相当于家乡的三倍远。
弯脚看看还有半瓶水，就在路边花两元钱买了四个馒头。他不认得去东莞的路，就顺着清洁工的指点找到铁路，顺着铁轨走。这时他的精明就派上用场了，他看见往来的火车上有的写着东莞，就表明没有走错。他走啊走，走到下午两三点还没到；走啊走，走到太阳快落山，估模应该到了，却仍是一望无边的田野。他看到附近有两个农民，就过去问。农民听不懂他的话，他也听不懂农民的话。他反复地说，东莞，东莞。有一个总算听清了，皱着眉手往前面指。他只得继续往前走。
不能再走了。由于自己估算的失误，四个馒头只剩下了一个，水也只剩一两口了。弯脚在铁路边一处废弃的抽水泵站歇下来。他很快就睡了过去。第二天早上，吃掉那个馒头，去地边水洼里灌了一瓶水，继续赶路。走啊走，还是无边无际。肚子叽哩咕噜叫。路远点也就罢了，山里人不怕走路，可这肚子没了东西吃，麻烦就大了。路过一片香蕉地，他四处看看没人，悄悄钻入林中，摘了两串，吃饱了，又摘了一串，把褂子月兑下来，包住香蕉，接着往前走。路上有两次他遇到两个巡道工，问他们东莞还有多远。巡道工说，还远呢。擦身而过，双方同时回头，弯脚发现他们像看怪物似的看他。
一路上，隔会儿就有一列火车扯着嗓子带着风声呼啸而过，哐当哐当，好像在说，弯脚弯脚，你咋在这，我走了哦，拜拜拜拜。弯脚还看见飞机，飞机隆隆地从他头顶的天空飞过。他还是第二次这么低看见飞机。说是第二次，因为他还有一次这么低看见过，那是很多年以前在坡上放牛。那年大旱，闹毛虫，山上的树叶被毛虫啃得差不多了，走路都能踩死毛虫，有时后颈痒，一模，也是条毛虫。那天弯脚和村里的驼子佬坐在半坡田坎上，抽草烟，有一搭没一搭谈天，拿一根棍子把要爬过来的毛虫打死了拨开去，突然听见一阵隆隆声，就都抬头眯起眼寻那声音，就看见一架飞机从山那边大鸟一样飞过来，盘旋了一阵，有一会就在他们头上打转，像要落下来。弯脚都有点害怕了，和驼子佬不约而同地举手挡着，好像那飞机是泡沫做的，落下来挡一下就弹回去了。但没多久飞机就飞走了。事后有人说是侦察机，来这里看地形，为打仗预备后方，有人说是来撒药杀毛虫的。弯脚比来比去还是不知道哪一种更可信。杀毛虫的可能性更大，但弯脚的爷爷是修过飞机场的，那是在芷江，为了打日本，日本人想翻过雪峰山去四川，结果栽在了那，宣布投降了。后来弯脚的爷爷磕着旱烟杆说，雪峰山是什么山？日本人也想过去？又说美国飞虎队那些大兵真好玩，在飞机上画鲨鱼和不穿衣服的女人，他们眼睛像羊眼睛黄黄的，嘴也像羊吃草磨磨磨，嚼着口香糖逗小孩。现在头上这飞机又是干啥的？多半是载人的吧，上面的人有没有看见他弯脚？唉，你说这人，同是赶路，有人坐飞机，有人坐车，有人靠脚，有人得努力使劲拖着个坏身子在地上爬。但这话弯脚没说。在乡下，弯脚他们说得多的是，妈的，真是人比人气死人，有人吃肉喝酒住楼房，有人吃酸菜住茅棚，有人当叫花子讨饭。
弯脚还看见农民在劳作。那时这边的农民还没有完全洗脚上田过上收租的日子，大部分还在种着庄稼。这里是他们的家园，他们不用着急。着急的是弯脚，要一瘸一瘸地赶路，不知要到达的地方在哪里。想到这里弯脚鼻子就有点酸，想他的叫花婆娘和孩子了。
靠着褂子里的香蕉，弯脚在第三天下午，一瘸一瘸地走到了石龙火车站。就在他要进入火车站地段时，被车站的工作人员截住了。工作人员老远就喊不准从这里去车站，等走近他一问，也就弄清了是怎么回事。工作人员告诉他，这里已经是东莞，但离他要去的厚街还比较远。弯脚问厚街在哪里，说实在走不动了，也找不到路，无助地望着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想了想，就问弯脚那个厂叫什么名字。幸好弯脚把厂名记住了，工作人员就把弯脚带到车站一间屋子里，打114查了电话，与厂里联系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叫弯脚接电话，竟是他老爹的声音。弯脚一下子就哭了，眼泪鼻涕地，抹个没完。
弯脚在车站等，大约两个小时后，老队长带着二儿子赶来了。老队长对工作人员千恩万谢，硬扔了条白沙烟在桌上，把弯脚接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