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分两头，各叙一方，故事还得说回2002年春节前后。
话说原拟见异思迁的方延平，在被其姐姐方延英写了一封信教育一番后，确实又踏踏实实工作了几个月，业务水平也精进不少。虽然有不少小毛病，但樊婷总的来说还是满意的，并从衣柜里选出一批合身的衣服送给方延平。
很快到了教师节，方延平在送几束花到市卫生幼儿园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名叫文精进的湖南老乡,这位同样是在农村长大，家境贫寒，没有读多少年书的小伙子，长有一副善于说话的嘴巴和一个让人羡慕的身段，见到方延平后，也就那么甜甜的几句话，双方留下了电话号码，建立了交友的渠道。
后来，他俩在电话中一来二去，竟然成了每天不谈不休，比亲爹还亲的朋友。当然，方延平不愿意跟夏天夫妇讲的话，都愿意跟文精进讲。当她向文精进提出，在花店打工太累，想换一个当文员的单位工作时，文精进好像无所不能，答应尽快给她挪窝。直说得方延平心花怒放，恨不得将心掏出来让他咬上一口。
这事说归说，等到过了2002年春节还没有什么音信，方延平埋怨文精进只有嘴上功夫，光说不练，中看不中用。而文精进则信誓旦旦地说，不出两个月，保证给她好消息。
三月二十二日，方延平像往常一样准时上班、开门，忙活了一段时间后，在停下来休息的时候，电话铃声响了。她接了电话知道是文精进打来的，忙用湖南话对答着。过了一会儿，她用异常兴奋的声调说：“谢谢您啊！真的很感谢！”
而这一天，正是一年多以前方延平从湖南老家来到深圳的当天向樊婷要求预付工资给母亲治病的日子，后来，每个月就以这天给她发工资。
上午十点钟，樊婷将当月工资悉数发给方延平，她收妥工资后，向樊婷提出辞工，明天就要离开。
樊婷卒不及防，问道：“是不是做得不开心？”
方延平说：“不是。”
樊婷又问：“是不是有人欺负你？”
方延平说：“我都长那么大人了，自己想出去闯荡一番。”
樊婷又问：“你是找好了单位，还是走出去才找？”
方延平被纠缠不过，说道：“我的一个老乡帮我在浙江温州找了一个化妆品公司的文员工作，先搞驻店推销。我明天就走。”
樊婷说：“你要离开我这里，事先跟你家里联系了吗？”
方延平说：“还没有。”
樊婷说：“你也是大姨介绍给我的，一般来讲，你不做了，要提前一个月告诉，让我们好找人接替，这样才比较厚道。最好提前十天也可以，你说呢？”
方延平执意要离开深圳到温州发展，一定要明天离开。
夏天夫妇无奈，总结出一个教训：跟这些人打交道，不能仁慈，手中要有掌控得住他们的东西，否则，只能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后来，夏天翻开《深圳特区报》，一条像火柴盒大小的广告映入眼帘：“桂钟家政帮你忙，康泰楼上好商量。电话：0755－24×××××。”
夏天对樊婷说：“康泰城离我们近，明天上午我们去看一看。”
第二天早上，方延平连早餐也不愿意吃，就提着大包小包离开夏家赶往温州。几天后，令她特别失望的是：她这个名叫文精进的老乡是把她送进了温州的一家有点规模的发廊，所谓化妆品住店推销员，其实就是住在发廊的洗头妹。她到了温州才知道，当洗头妹的规矩与深圳并没有大的不同，完全是由本人接客多寡而计算提成的，与她在深圳当店员，旱涝保收完全是两码事。
她在温州呆了不到十天，很想回樊婷家打工，便打了个电话到花店，发现已经有人顶上了，心里不痛快，还在电话里挑唆了几句。半个月后，这位一山望着一山高的方小姐，无可奈何地回到了她的老家——湖南株洲当她的农民去了。
却说樊婷夫妇在方延平离开的当天上午来到位于南国大厦的桂钟家政公司，了解到这是一家广西钟山县到深圳设点安排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家政公司，介绍的人是清一色广西本地人。她们来到深圳后，一般会组织简单的培训，并安排到人才中心参观，目的是让她们感受在深圳找工不易。
夏天对他们不同于其他家政中介公司的做法很感兴趣，与樊婷商量后，决定就在这里请人回去。于是，樊婷跟他们的业务员梁小姐说：“我是开店要请人，要求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年龄相对比较小的，给我物色几个让我们挑选一下。”
梁小姐说了一句：“好的。”便点了几个人的名字，叫她们到前面来，接受东主挑选。
夏天看了走上前来的几人：一个把手指甲涂得红里透黑，显然不是刚从农村出来的，只问了她的文化水平，便排除了；另一个在面试时两个小眼睛忽闪忽闪得紧要，凭经验判断，此人诚实不足，调皮有余，不适宜单独看店；还有一位小女孩可能小时候家里太苦了，以致现在仍然面黄肌瘦，毫无血色，忧愁写在脸上。夏天也认为她没有财气，不能用。
一轮挑选后，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樊婷看了整个大厅，发现坐在后面的一个小女孩正腼腆地看着这招聘的情景，便对夏天说：“后面那位穿白衣服的小女孩怎么样？”
夏天看那小女孩有十五、六岁年纪，脸上皮肤长得比较白皙，在整个大厅里还算是比较清秀的，但稍有点忧愁挂在脸上。夏天说：“可以问问。”
于是，樊婷向梁小姐提出：“叫后面那个小女孩过来问问。”
梁小姐说：“那个是昨天下午被人招聘的了，今天下午就要走的。”
樊婷说：“你这里这么多人，看得上眼的还真不多。她要是能来，我们问一下话，合拍的话就要她了，要不然，不在你这里招人了。”
梁小姐一听，马上对那小姐说道：“罗小丽，你来一下。”
罗小丽走到前边，梁小姐朗声说道：“她是初中生，刚到深圳。”
夏天问道：“你愿意看店吗？”
罗小丽说：“愿意。”
樊婷说：“看店要跟钱打交道，你怕吗？”
罗小丽说：“不怕，我从小就跟我母亲到镇上卖过菜，我的口算还很熟。”
夏天听她的声音有点沙哑，加上脸上也稍显忧虑，不尽满意，但是，举目四望，再也没有出其右者，便对樊婷耳语了两句。于是，樊婷提出带罗小丽走。
办过了手续，罗小丽跟在樊婷夫妇后边，下了电梯，平生第一次坐上了平日里在老家难得一见的轿车，来到了樊婷家。吃过午饭，樊婷安排罗小丽冲凉、洗头，打扮一新后，带她到店里开了门，交办了注意事项，准备明天——也就是三月二十四日正式上班。
却说初出远门的罗小丽对于能不能当好营业员心里并没有底。原因有几点：第一，她只有小学文化，招聘时梁小姐朗声说她是初中毕业，与其说是讲给夏天夫妇听的，倒不如说更是讲给罗小丽本人听的，那是梁小姐要成就罗小丽应聘营业员。但是，罗小丽到了店里，听了商品介绍，当这个店员并不像卖菜那么简单。一是品种不少，二是在组合花束时，要根据每天的时花价格一项一项计算出货款的。一时间，畏难情绪在脑子里打转。第二，她来深圳时，母亲给了她200元钱，在桂钟家政住了半个多月，已经所剩无几了，刚参加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又被家政公司押着，经济上也不宽松，要是不能胜任这工作，那就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着落了。这样，到深圳一趟，不赚反亏将导致家里经济更加困难。第三，以十五、六岁刚出远门的际遇，离开家里时间越久，想念父母、女乃女乃、弟弟的心情便越迫切，恨不得今天就回到家里。
刚开始时，罗小丽在樊婷家虽然吃得好、住得好，但是，由于装着心事，情绪并不显得有多快乐。这种不快乐，毫无遗漏地写在她的脸上。而夏天恰恰是对充满愁容之人甚为反感的人。在罗小丽应聘时，就对她的忧愁和声音小有不满，而现在看到整日里满脸愁容的她，更是心生反感。于是，不断敦促她要用心学业务，不要老想着家里，并要求在三个月内熟悉业务。
整日里想着家的罗小丽并不把夏天的劝说当一回事，仍在神情恍惚地应付着买卖。
一天，有一个客户在她的手里买了一套花盆，提出若不合适]可以拿回来调换，但是，在夏天接班时并没有交接清楚，导致从不换货的夏天与这个客户发生了口角。这时，罗小丽刚到店里，夏天便板起脸孔训斥了她一顿。
罗小丽不敢吱声，默默地做着自己的事。
晚上下班后，她在笔记本上写道：“今天早上开门的时候，一位小姐来买一个大花盆和一包培养土，共30元。说好了如果不合适可以来换。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阿姨，但忘了告诉叔叔。到了晚上叔叔换班时，这位小姐真的拿来换了，叔叔不知道事情经过。当时，我刚好来到店里，叔叔就当着客户的面说我，脸上臭臭的。他说：‘你要做就要做好，不做就可以走！’他的话刚刚说完，我四姐打电话来了，我接了一下放下来，不敢跟四姐说这件事。但我的心里十分难受，放下电话后眼泪止不住流出来。”
罗小丽挨了一次训，人也学乖了，自此十分认真对待工作，加上她在品德方面过得去，看得出来，在家里也是教育得好的，以至夏天夫妇完全放得下心。不少时候，就由她一个人看店，一般闲时，不用樊婷他们多操心。左邻右店的人也对她评价不低，认为樊婷终于请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店员。
却说市民银行董事长申一枫的任职区间也到了冲刺的关头了。原拟做好政治秀，争取更上一层楼的他，万万没有想到市民银行在市里评上了先进党委后，却惹出了或明或暗的不少是非，以至黄鹿栽进去了，而且很有可能拔出萝卜带出泥，或许事情还没有完。
“这就跟当年第一次评职称一样，评上个助理会计师，被人揭透了一生的伤疤。”申一枫在心里慨叹道。
说起来，也难怪申一枫有这般感叹。
在深圳刚刚筹建特区时，申一枫还在湖北一个县的财政局企财股当股长。八十年代初，全国开始了第一次职称评定，而按当时红头文件规定，这种职称是可以按工龄年限将配偶、子女的农村户口转为居民粮户口的。因此，利益上的关系导致职称评定的竞争十分激烈，而申一枫任职的企财股正是评审工商企业财务人员职称的关键部门。一场职称评审下来，不少笑话、牢骚怪话便不乏于耳。申一枫感叹的那句话，就是当年一个曾经当过右派的资深财务人员评上助理会计师后发出的感叹。
申一枫的思绪回到自己所处的政治现实当中：自从自己从1997年中旬到市民银行当上一把手以来，也有四、五个年头了，这些年要是死抠经营指标，那是乏善可陈；原指望串串门子，拉拉关系离开市民银行，又被市里的主要领导堵了退路，放下话来说：“连市民银行都搞不好,还指望调动？”接下来，自己冒着风险做了几场政治秀，眼见有了效果，又被一股暗流冲刷得焦头烂额。而现在，五年任期将满，到了“是驴子是马该拉出来遛遛”的时候了，要么升职或平调，要么就地免职或惹上官非，没完没了。
那么，现在还有什么招数呢？
申一枫左想右想：“要对我做评价，首先是民主测评，若要全行来个一人一票，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组织全行的支行长以上干部来投票，自己胜算如何呢？”
他在精算后，来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现在突击提干会遭人诟病，不如来个取消支行以下机构，通通升格为一级支行。这样一来，少说也能提升上百个行级干部。他们被我突然提起来后，还不对我感恩戴德，投我的赞成票？对！就这么干，反正也不用我花一分钱。”
几天后，市民银行对所属下属二级机构提升为一级支行的文件下发了。文件规定：原在支行下属机构（办事处、分理处、储蓄所）任职的负责人自行升格为支行副行长，至于正职和需要增加的副职，另予考核任命。云云。
一时间，二级机构（办事处、分理处、储蓄所）的负责人皆大欢喜。
看官：本书所涉及到的主人公也有两个在欢喜之列：
秦现虹，这位当年在湖贝金融服务社的《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办不下来时走马上任，凭自己软实力使金融服务社得以开业，并凭借该功劳坐上湖贝金融服务社第二把交椅的五尺汉子，在经历了市民银行接管后被免职，尔后再活动，再被任命降职使用；接着又在竞岗中被免职，再经活动，又在调离湖贝支行的同时担任支行二级机构负责人这样三起三落的跌宕历程之后，终于又在他的起点——副行长位置上呆着了。他看过这份文件后，从他那办事处副主任的大班椅上站起来，猛的吸了一口气，然后全身放松，两腿一软，任凭140斤重的身躯呈垂直状重重的落在大班椅上，并发出一声闷响。
在隔壁办公的统计员听到这声音，不知道主任办公室发生了什么事，忙走过来问道：“秦主任，要我帮什么忙吗？”
秦现虹说：“这椅子有点毛病，改天给我换一张新的大班椅。不用跟支行说了，你去买，发票直接给我就行了！”
这统计员应承着干自己的活儿去了。
秦现虹闭上眼睛，暗忖道：“人们都说：‘人行衰运脸面乌，屙尿也被小弟弟咬手。’这话一点不假，前几年衰运来时，真是哪壶不开提那壶，古丁力的门子走过，黄鹿的门子走过，弄个支行的中层干部当，跟竞聘市长似的，天天晚上为这一官半职费尽脑筋。真是应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没有想到，现在年近半百了，还从一个主持工作的副科级的副主任，跳上了主持工作的副行长的职务。也就是说，这回没有靠任何说项和工作业绩，连升三级，太意外了！真是造化弄人!”
想到这里，秦现虹竟在办公室自个儿哼起了越曲小调。
无独有偶，在湖贝支行笋岗办事处，主任谭飞燕看了文件也是心花怒放，满脸喜色。她嘴上喃喃自语地说：“我该谢谁呢？谁帮我提的官？”
其实，谭飞燕她真的对谁都不用言谢。
她是一个有气魄的女人。在银行里，她是股票炒得最好的人；在炒股票的人群里，她是对银行结算业务最精通的人。她那四两拨千斤的本事，敢于用透支手段放手一博的大无畏气概，真的有巾帼不让须眉的风采。
当然，她也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没有多少心思放在银行工作上，以致在湖贝支行历年的考核中，她在上上下下的看法中都是不怎么称职的中层干部，也就凭着她惯用的“批评接受，思想照旧”的交际手段，一直混到现在。
谭飞燕合上文件，在思考着：“想当年，我从一个营业部副主任，老是提不上主任，而现在，不用求爷爷、告女乃女乃，也不用考核，就说我是副行长了，连我自己都觉得好笑。我有当行长的能耐吗？有人说，你要是官运来了，就是拆下家里的门板阻挡，也未必挡得住。这回我算信了。”
她对自己说：“我在湖贝支行混了这么多年，也是胡行长来之后才上运的。要感谢只应该谢他。但是，我对他也不薄，该付出的已经对他付出了，而他对我的回报还没有全给，那个周易咨询应用中心的回佣也没有我分文的进帐。这官提了，就算两清了，谁也不欠谁的。也算我命好、运好，俗话不是说了吗：‘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谁让我命中带了官财？”
看官，谭飞燕感叹自己命好是有道理的，姑且不要说她做没做出成绩便当上了市民银行一个支行的副行长，就说她当年被她的老乡邵敏一边用他那靠右的“咸猪手”搂着她的细腰来到南方大酒店，一边用左手按了按他自己的胸部，录下的几盘炒资金时讨价还价的录音带，要是一曝光，任由谭飞燕就是有飞天的本事，也不可能在市民银行找到她的立锥之地。但是，好运气始终罩着她，听过这几盘录音的夏天和王显耀，虽然对谭飞燕的评价不高，也对她的石榴裙不感兴趣，然而，始终没有对外、对上说出个中乾坤，以致这小妞还在升官的道路上忙碌着。
如果说，这不是运气，那是什么？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时间很快到了2003年春天，湖贝支行的领导班子成员胡辉、陈山石因为两年来工作业绩不佳，受到总行前所未有的压力。而此时的申一枫也成了昨日黄花，在全行员工中，口碑不佳，面临四面楚歌，使不上什么劲了。
一天上午，在支行搞清收旧贷款工作的任尔为手中拿着一张报纸，来到办公室兴冲冲地对李朝阳说：“你看，深圳建华公司的李一剑被抓起来了！”
李朝阳一听，心里一急，说道：“让我看看。”说完，从任尔为手中抢过这张2003年3月27日出版的广州某大报，读了起来：
公安部通缉的逃犯李一剑被抓获归案
本报讯：被公安部网上通缉，悬赏5万元的逃犯李一剑，在潜逃了两年之后，于数月前在北京落网。
据了解，李一剑于1998年1月在美国以个人名义成立了一家中文名称为美华联合交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华公司），该公司成立的唯一目的，是通过并购一家在美国(场外柜台交易系统)挂牌交易的上市公司，以实现借壳上市。他的公司在美国并无任何实际的经营活动，其唯一的资产和主要的卖点，就是拥有在中国大陆的深圳金建华运输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建华）。
早在1997年3月，金建华以所谓的现金收购方式，控股了五家小汽车公司和一家汽车修理厂，其中，国华、中华和中安等四家小汽车公司和其最多时拥有的478块的士营运牌，构成了金建华以及深圳建华公司最主要的资产。实际上，建华公司从未真正致力于实业和投资，支撑建华公司的是源源不断来自银行的贷款。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有关资料显示，从1988年起到1997年间，建华公司及其下属公司采取重复抵押、重复担保等手段，分别向深圳市民银行、中国交通银行深圳分行、中国银行深圳分行、深圳发展银行和光大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数亿元。1994年后，各金融机构因建华公司贷款到期不能偿还，纷纷到法院起诉。
据不完全统计，自1992年12月起至1997年5月，国华等四家小汽车公司自身共贷款11笔，总计本金4025万元人民币、320万美元和400万元港币。在这些贷款中，四家公司以其拥有的205张车牌作为抵押。此外，自1988年9月至1995年3月，四家小汽车公司还分别为建华公司等九家关联企业的贷款提供了信用担保和实物抵押，担保总金额为9070万元人民币、150万美元和2500万元港币。而其中进行抵押的实物中绝大多数是的士营运牌，四家公司前后用于抵押的车牌总数为785张，已然超出了其实际拥有的478张。显然，金建华的所有车牌不仅抵押殆尽。他不仅实行了重复抵押，而且还自行伪造车牌及政府主管单位证件，到多家银行作押骗取贷款。
1999年7月12日，《深圳特区报》刊登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则公告。公告称：“因执行案件需要，本院拟对深圳国华小汽车服务公司、深圳中安小汽车服务公司、深圳中华小汽车服务公司的三家公司378块营运车牌依法处理”。同年7月30日，深圳市中院再发公告，责令上述三家公司的司机（承包人）将“应交纳的承包费、管理费等自8月1日起一律交付法院”。据悉，这笔费用每月总计200多万元。记者调查发现，在国华等四家小汽车公司收到的总计29份《民事判决书》和《民事调解书》中，有4份在1995年已生效，11份在1996年已生效，9份在1997年已生效。
据消息人士透露：此后，一直为在美上市的美华公司做审计的香港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便拒绝为它继续审计，这是美华公司无法披露财务报告的真正原因。此举直接导致美国证券交易所于1999年8月24日宣布暂停李一剑的美华公司的股票交易。2000年9月18日，也正是《福布斯》的“中国首富”的评选过程中，美华公司被美国证券交易所宣布摘牌。
获知真相的美华公司的十几家股东（主要是华人以及华人企业）随即联名上书国内有关主管部门，要求出面干预。据悉，这些受骗股东也曾计划就美华公司的上市欺诈行为向美国法院起诉，但后来并无下文。
骗行败露后，李一剑决定“走为上”。但在逃往国外前，李居然再次以早已不属于自己的营运车牌为诱饵对国华公司等四家小汽车公司的员工行骗。1999年底，李一剑成立了“中心工作领导小组”，利用出租车进行所谓的“融资”活动。他对《出租汽车经营承包经营合同》的有关条款进行了修改，承包形式有两种：合同期均为30年，承包金一为30万元、一为50万元；前者两年后交车、后者当即交车，前者每月返还8500元的返租款。结果，200多名员工被骗，涉及金额约1.02亿元。
据悉，李一剑潜逃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对其进行了网上通缉，悬赏5万元。2002年9月，北京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察处接到举报线索，公安人员发现“失踪”两年多的李一剑以其儿子的名义在北京开办了公司，分别在北京通圆大厦和密云县某地拥有办公场所。10月9日，公安部通缉的逃犯李一剑终被抓获归案。
李一剑的案件仍在审理中。
李朝阳读完，额头上已经沁出豆大的汗珠。他在心里想：“自己经办了深圳建华公司的系列贷款，现在被列为贷款合同诈骗案。而当年由自己牵线，由哥哥的私营公司——深圳十八子实业有限公司出面，押上深圳建华公司的营运小车牌，也做出了近两百万元贷款，加上哥哥单独从湖贝金融服务社贷得的贷款，本息已欠到近700万元无力归还。这事要真的追究起来，也是一查即倒的问题。而李一剑进了局子，而徐东海又离开了银行。这样，公安局到银行来了解当时经办贷款的情况必然找我。这样一来，在行长们的眼中，自己显然受影响，很可能会被抛弃。为今之计，就是把水搅浑：要让人们看到，在金融服务社的贷款中，金融诈骗的行为比比皆是。由此便可减轻自己的压力，保住饭碗。”
于是，他迅速将自己主持清收的深圳三八股份有限公司的情况和自己的建议向副行长陈山石说开了。
陈山石原本在几年前夏天向他介绍深圳三八股份有限公司贷款情况时，就曾主张以诈骗案的方式清收该笔贷款，只是湖贝支行提出以法院判决为准，不予采纳。现在，轮到他在湖贝支行主持清收工作了，正暗叹出不了成绩。一听李朝阳的说项，正合心意，便与行长胡辉聊了半天，这两人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借助公安部门帮助他们清收旧贷款。
然后，陈山石从原本被胡辉招来干了几天清收工作的李清拆散得像牛头肉一样的贷款档案中拿了几页材料，便向深圳公安经侦分局报案去了。
到了这年的四月底、五月初，夏天的住家电话常常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通常是由市话通打进来的电话。当夏天接时，对方要么称自己是电信公司的，要么是推销什么业务的，要么是顾左右而言他；而当樊婷抑或是别人接时，对方就会问：“这是夏经理家吗？”当回答完后，问对方：“你是谁？”对方就说：“我是夏经理的老朋友，想改天拜访他。”
由于夏天在湖贝支行工作期间，家庭住址是开放的，自己的部下在春节后都会受夏天邀请到家里来唱唱卡拉OK、喝喝酒什么的，压根儿就没有像一些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信贷人员那样，总是瞒着住家地址以提防什么人或什么事。因此，樊婷、夏天收到这种电话也不在意。
五月十一日下午，夏天刚刚进完货回到家里，一个类似的电话又打进来了，夏天拿起电话“喂、喂、喂”了几声，对方就挂断了。
夏天放下电话，嘟哝着说：“神经病！”便干自己的事去了。
第二天上午八点半钟，湖贝支行副行长陈山石按约定，安排了两个不认识夏天的年轻人，开车到市公安经侦分局门口，接到两个穿便服的民警，直接到了笋岗派出所门口，把车停好后，一个银行员工带着两个民警来到夏天住处的对讲器旁边，随即回到车上。
这时，其中一个民警用市话通打通了夏天的家庭电话，待夏天接了电话，发出“喂”的声音后，电话便挂断了。而其中一位则按了对讲器，当在楼上的夏天拿起对讲器问道：“哪位呀？”
楼下那头问道：“夏天在家吗？”
夏天说：“我就是，你是哪位？”
这时，楼下的人并不回答。关了对讲器，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了几层楼。夏天刚把对讲器挂好，门铃响了。
夏天打开防盗门，隔着铁门看见两个胸前挂着工作牌的年轻人气喘吁吁的站在门口，便问道：“你们找谁？”
其中一个问道：“你是夏天吗？”
夏天说：“是啊！你们有什么事？”
先前说话的那人亮了胸前的牌子，说道：“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想向你了解一些情况。”
夏天说：“不知你要了解些什么情况？”
另一个民警说：“你以前在市民银行湖贝支行干过？”
夏天说：“是啊！”
民警说：“你能不能打开铁门让我们进来谈？”
夏天说：“可以。”
两个民警进到客厅后，随即看了周围的环境，落座后，其中一位说：“我姓张，弓长张，就叫我老张吧，这位姓黄，大肚黄。”
被同事戏称“大肚黄”的民警真诚地说：“以后就叫我小黄好了。”
姓张的民警说：“我们来，是想请你介绍一下当初你办理深圳三八股份公司贷款时的情况。我们那里比较静，能不能到我们那里去谈？”
夏天知道，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是公民应尽的义务，可以在家里调查，也可以到公安机关去。为了少生枝节，夏天说：“可以，我可以换件衣服吗？”
黄民警立即说：“可以。”
夏天来到房间，打了一个电话给刚到花店的樊婷，告诉她：“公安局的人找上门来，叫我到他们那里去谈点情况。”
樊婷立即紧张地问：“中午会回来吗？我马上回来！”
夏天将身上的钥匙和小车行驶证等全部掏出来，放在桌上，来到客厅，对两位民警说：“我们走吧。”
于是，三人下了楼，来到小区余坪上，黄民警回过头望了夏天所住的楼层，问道：“这房子很贵吧？”
夏天立即警惕地联想到公安局的人可能先入为主地听说了什么，马上不动声色地答道：“不是很贵，五千多元一平方，当初我的工资不低，多的时候一个月就有七、八万元，买得起。”
三人走出保安岗亭时，迎面碰到急匆匆往家里赶的樊婷，夏天停下脚步，对樊婷说：“我跟黄警官他们去去就回。”
樊婷看了夏天和两个民警一眼，没有说话，走了。
夏天也继续走着，这时，黄警官很友善地对夏天说：“夏经理，你的年龄比我大，我们一回生、二回熟，你就叫我小黄吧！”
三人在消防中队门口等了五分钟，一辆残旧的面包车开到大家面前，一个小伙子打开车门，对姓张的民警打了招呼，大家坐上面包车往深圳公安经侦分局开去。当汽车在宝安北与梅园路十字路口等红灯的时候，车上那位先前与张民警打过招呼的小伙子，主动与夏天打招呼说：“以前你在市民银行做了不少贷款啊？”
夏天看了他一眼，平静地说：“是啊！”
小伙子又说：“当初，深圳三八股份公司的贷款是你办的手续吗？”
夏天答道：“是我领导的那个部办的。”
小伙子又问道：“你跟陈善为他们还有联系吗？”
夏天说：“陈善为的公司的背景是很复杂的，当初他们来到湖贝金融服务社也是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推荐到工商银行然后推荐到我们那里的。其实，金融服务社的贷款户总的来讲都不理想，不是一家两家的问题。”
小伙子听后附和着说道：“那是。”
当面包车开进了经侦局的院子后，小伙子对张警官说：“我还有事，就不上去了，辛苦你们了。”
夏天跟着张、黄两人来到四楼的一间大约十平方米的办公室，张警官与在场的另外两个人打了招呼，黄警官拿来一张活页凳给夏天坐。然后，打开了一个信封，拿出一张事先打印好的问话提纲，准备开始问情况。
黄警官要了夏天的身份证，填写了号码和地址，当问到夏天的手机时，夏天不作回答，他也不勉强，转而说道：“今天，我们找你来了解情况，就是有人告深圳三八股份公司诈骗。你知道，我们公安机关的责任是要把情况弄清楚，不让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当然，也不能冤枉好人，这就需要调查。你不要紧张，我们没有什么先入为主的看法，只是问问情况。”
这时，办公室门口又有人与张警官打招呼，张警官站起身，准备接待来人的同时，对黄警官说：“小黄，你到二楼会议室把笔录做了吧，做完后我们再议一下。我们在这里谈。”
黄警官说：“好吧！夏经理，我们到二楼去。”
于是，黄警官与夏天一起来到二楼大会议室，两人并排坐在椭圆型会议桌的一边，黄警官重新拿出问话提纲和深圳三八股份公司的贷款合同复印件与抵押房产证复印件，开始了问话。
夏天一边回答着他的问话，一边看着他们的问话提纲。并在脑海里不断揣测着政法部门对这事的看法。
夏天想：从做询问笔录只由黄警官一人在场来看，这事在经侦部门眼里还处于案件入门阶段，对自己也没有明显的恶意；但从他们印制的调查提纲的开头部分来看，把自己的照片、身份证号码都空出了位置，显然是很认真的。不排除他们把自己当作同案人在做调查模底。
（本章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