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夏天夫妇经营花店也快满一年了。一年间，业务发展得不错，附近的平安保险公司和华南汽车展场的不少固定客户群相继形成。这间不到十平方米的零售花店，居然在批发商眼中也争相抢夺供货。这样，花店的工作量也是大幅增加。
当初请来的方延平是一个穷苦家庭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曾经在深圳打了一段时间的工，又回家体会过家里的穷困生活，形成了强烈反差，重新来到深圳后的一段时间，工作十分努力，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勤快、主动，夏天夫妇也比较满意。
一天上午，方延平上班后开了店门，接了一个电话，便独自一个人哭了起来。渐渐地眼睛红肿得像小核桃似的，稍带着鼻子也红得有点可爱。
在方延平哭声停止后不久，夏天正好来到店里，看到哭丧着脸的方延平，问道：“怎么回事，谁欺负你了？”
方延平又开始边哭边说：“我老家的猪死了两头，唔唔……”
夏天对她说：“猪死了，就死了，哭什么？大不了寄200元回去不就行了？你们湖南不是有句土话吗：‘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娘要嫁人了都那么随便，猪死了，要那么伤心吗？不要哭了！”
后来，夏天跟樊婷说起这件事，樊婷说：“她家里穷，两条猪是大件事了。这个月，我送她一套衣服吧，让她个人的开销小一点。”
……
在花店的业务量上去以后，方延平打了一个电话给她的姐姐方延英。在电话里，她除了肯定在深圳的生活很习惯，毋须家姐操心外，语言中流露出这山望着那山高的端倪。
方延英知道自家妹妹的秉性，知道她不踏实的毛病又犯了，应该提醒妹妹注意。于是，方延英除了在电话中及时提醒外，还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方延平。
她在信中说：“妹妹：我俩虽为同一对父母所生，但是姐妹俩性格迥异。当初，我到深圳在大姨家打工，看到吃得好、住得好，大家相处得好，我的心很快就与他们一家人融汇在一块。但是，后来在我的要求下，你也过来了，就怎么也感化不了你，导致大姨家对你并不满意。姐姐是离家出嫁的人了，按理说教育你是父母的责任，但是，我那天听了你的电话，一种爱妹妹的冲动不得不让我拿起笔，要给你写信。
妹妹：姐姐出嫁后，在一家石场打石，整天劳动比你更累，但是，我现在吃的、住的，一定比你差。你这次重回深圳，是在母亲卧病在床、借钱无门的时候试探着打电话问大姨，大姨给予的特别关照。正是因为阿姨、姨丈破例提前给你钱，母亲才有钱继续治病。你在阿姨家打工，一定要改掉以前在大姨家打工时的毛病，做任何事情都要厚道，要对得起阿姨、姨丈，努力帮阿姨把生意做好。只有你答应姐姐的要求并做到了，做好了，姐姐才能安心……”
方延平看了姐姐的信，也在思考着。
一天下午，夏天与韩小妞聊了一次电话，得知王显耀被总行重新安排了工作，到了宝安路支行当了一名高级经理。按照市民银行改革后的管理体制，高级经理是既有别于行政职务，而又不同于经济师之类业务职称的行内自定的业务系列职务，其工资等级相当于支行副行长。也就是说，王显耀复出后是被降级、降职使用的。但是，这样复出对于王显耀来说，也不等于全是坏事，他起码实现了软着陆，再也不用对在任上那湖贝支行曾经穿行于红灯、黄灯之间的冒险行为提心吊胆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那些危险动作正在被人淡忘，就连陈作业玩出了火的1000万元拆借案好像也悄无声息地过去了。这一险过剃头的违规操作，曾经让王显耀白天烦心夜里愁，最终暗下决心以称病躲避的手段，不是很荣耀地离开了行长岗位。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总行的头儿也许在一念之间看到了当年王显耀对市民银行的贡献，也许是为了官场博弈的需要，虽然降级使用，但总算把他复出了。
夏天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觉得在老领导不得志之时，打个电话问问安也是人之常情。这天晚上，夏天把电话打到了王显耀的家里。两个老同事，在一番寒暄之后，聊到了王显耀新的工作岗位。
王显耀在电话里说：“你还别说了，这个只领钱不管事的‘高级经理’，还是我反复向总行要求工作才让我干的。我在这个支行上班几个月，也是看了几个月。虽然没有什么实质的责任，但是，看到他们要收回一万元旧贷款回来，也比登天还难。看到他们当行长的难过日子，我的心里也难受，好像比当初我们俩在湖贝支行搞‘两清’时更辛苦。”
夏天说：“当初，我与你配合，相互补位。你是知人善任，我是任劳任怨，确实做好了湖贝支行清收旧贷款的奠基性的工作，工作进展和节奏都是控制在自己手中。甚至胡辉来后，我还有信心再完成个上亿元的清收实绩回来。谁知道，在他们的一番折腾之下，这种设想变成了空想、梦想乃至幻想。”
王显耀说：“胡辉这小子是不行的，根本是新官不理旧帐的做法。试想，市民银行丢了旧帐，还是市民银行吗？况且，他一控制住局面就参与洗黑钱，完全是唯利是图，想着自己怎么发财。现在正被监察局立案查处。总行任用他后出的问题，也说明了申一枫那一套是行不通的。申一枫这样揽权，你也不要把他看成正人君子，总是有他个人的目的。”
夏天说：“现在的湖贝支行就像刘备死后的蜀国乱局一样，辜负了当初我们的一片苦心。这帮人跟刘备那昏庸无能的儿子刘禅可以说一个半斤、一个八两，真的是气死人。这情景，就像温庭筠在《过五丈原》诗中说的一样。”
夏天接着在电话里吟出两句：
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
这时，王显耀关切地问道：“听说你开了一个饭店？”
夏天说：“当初，与几个同事做可行性研究的时候，开饭馆也是考虑的范围之一。为什么呢？俗话说：不熟不做。我这个人除了您已经知道的本事外，还有两个专长都与我当过人秘股长有关：一个是会做菜，我不吹牛，广东省的一个现任副省长都吃过我做的菜，您信不？另一个是对养花种草有点基础。后来，我选择了与养花种草有关的行当——开了一个花店，当了一回卖花汉子。哈哈哈！”
王显耀酸楚地说：“可惜我这个高级经理也是走走看看的官，没有权，不然，我俩可以重新来过。”
夏天说：“当初，我没有把人事档案调走，本指望有转圜的余地，现在看来，我是剃头推子一头热，空留期盼。”
王显耀安慰说：“老夏的能力我是了解的，养生糊口对你没有什么困难。这样吧，我们以后保持联系？”
夏天说：“好的，谢谢您啊！我们相处了四、五年，对王行长您的人品有很深的印象。你也要多保重。”
2001年3月的一天上午，夏天为了向党组织交纳党费而重返市民银行湖贝支行。而此时，湖贝支行已搬入深南路旁的新址办公：营业部在一栋高层建筑的一楼租了近100平方米的铺面，而其他办公室则设在该栋高层建筑十余层。这种考虑主要是为了节约租房费用。
夏天来到办公室，在诺大的信贷办公室周围列着行长室、副行长室、办公室、机要室，在信贷办公室坐着的只有李国兰一个老部下和原来的机要员韩小妞。夏天跟与原来工作时一样热情的韩小妞打过招呼，当把眼睛移向李国兰时，李国兰低下头，避开夏天的眼神。夏天看在眼里，便不再理她，转而问韩小妞道：“最近一年可好？”
韩小妞大方地说：“没有什么好不好，我不在办公室了，在信贷部搞营销，存款任务难完成哪！夏经理，你关系多要帮帮我。”
夏天问：“怎么不见去年的那些人呢？都走了？”
韩小妞说：“当初你一走，高尚就调回总行去了。汪洋下到营业部被降了工资，申平和小刘等三个随存款大户来的，已经到了水贝支行，这里没有多少个是你认识的人了。存款也走得差不多了。哎，你今天来干啥？”
夏天说：“我今天来交党费，顺便想调档案，还想请你帮忙办一下呢！”
韩小妞说：“谢统办主任到总行开会去了，我看看胡行长能不能帮忙办理一下，省得你走来走去。”她说完，敲开胡辉办公室的门，进去了。不一会儿，胡辉随韩小妞走出办公室，来到信贷部大厅。
夏天看这时的胡辉，一身没有熨好的西装挂在身上，头发也显得松乱，尽显邋遢。两个脸蛋的赘肉泛着红中带黑的颜色，好像从两颧挂着松弛下来，凸显这小子酒色过度而又心事重重的焦虑心态，完全不是去年述职时春风得意的派头了。
当胡辉的眼睛有点善意地与夏天对视时，夏天不卑不亢地与他打招呼：“胡行长，我今天来是想把我今年的党费交了，谢统办不在，你帮我代收一下？”
胡辉说：“对，谢主任到总行开会去了。我帮你代收一下吧，他回来后我转交给他。”
这样，胡辉代收了夏天交来的党费，并在党员手册上签上了胡辉的大名。
夏天重新走出信贷大厅，交办韩小妞在谢统办回来后，帮助自己办理档案调动手续并到总行把档案调出，韩小妞愉快答应。
正当夏天交办完相关事项，准备离开的时候，副行长室的门开了，陈作业好像知道夏天的到来，脸带笑容，对夏天说：“老夏来了？老朋友来了！”
夏天说：“是，过来交党费。”
陈作业说：“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到我办公室坐。”
夏天稍显矜持地跟在陈作业后面，到了他的办公室。坐下后，陈作业问道：“怎么样，出去以后还好吧？”
夏天平静地说：“还行。你呢？我看那么多熟悉的都走了，过得还顺吧？”
陈作业说：“有什么顺不顺，不让我管，我就少管。偷懒谁不会？我也是今年要走的了。你现在在什么单位？”
夏天没有正面回答陈作业的话，而是说：“我委托韩小妞帮我办理档案调动手续，那里有档案接收函。”说完后，又问了一句：“怎么样，对胡辉的手段和心计有认识了吧？”
陈作业灰心地说：“管他呢！我也就呆到年底，说不好还呆不到年底就要离开这鬼地方了。让他去动心思吧！”
在与陈作业的交谈中，夏天总是感觉他在颇有心计地提防着自己什么。也正是他心计过人，那宗本己案发的、与他原本月兑不了关系的西湖春天证券经营公司拆借案才没有最后把他压垮，被摘去副行长的乌纱帽。
夏天想：“陈作业与王行长相比，不愿意用心交友，为人处事也比王显耀差远了。俗话说，话不投机半句多，多聊无益。还是到我的老部下关广军那里去聊吧！”
于是，夏天起身与陈作业道别，到了电梯间后，按了十五楼的楼层，来到广东发展银行一家支行的办公室。在这里，与他曾经的老同事关广军、刘小强、张青松聊了个痛快。
在回家的路上，夏天一边开着车，一边在脑海里过滤着面见胡辉与陈作业的影像。然后，在心里对自己说：“《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看这胡辉与老陈的貌相，就知道他俩已经麻烦缠身，真是应了商朝的贤君太甲说的：‘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这是何苦呢！”
十天以后，夏天打电话给韩小妞，问她帮忙办理的调档手续办妥没有？韩小妞回答说：“不好意思，夏经理，我有心给你办，但是，谢统办跟行长商量后说：‘他还有事商量，叫他打电话给我。’看来，要你亲自跟他联系才能办妥。”
夏天说：“他说了什么理由吗？”
韩小妞说：“这个倒是没有，不过你打个电话给他吧！”
夏天说：“抓着我的档案就可以让市民银行出效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谢统办也是，有事情要主动找我，还要我打电话给他？胡闹！档案不调了，就在市民银行放着！让他们给我保管。”
原来，夏天在1999年底写给总行领导的信，曾在总行副行级以上干部中传阅。当时，有三种态度：
一种是以申一枫、黄鹿为代表的意见：冷处理，看胡辉的作为。如果身为支行长的胡辉能把湖贝支行的一片天都撑起来，一个夏天的去留有什么了不起？
另一种是沈荣这种正直的纪检监察干部出身的人，眼里不能揉沙子，当听到一个优秀的**员被人整得丢了饭碗，还不让人再找碗饭吃的时候，一种北方汉子的刚直情怀跃然纸上，那真是怒从心上起，恨向胆边生，愤然提笔批示，让夏天顺利调出。
而看过此信的另一批副行长们，虽然深知几年来夏天在湖贝支行协助王显耀工作所起的关键作用，奈何不是自己当家，少管为妙。这就像江西与广东交界处约定俗成的客家山歌唱的那样：
矮膣嫲——
钥匙在门脚下；
奈何不是姑子当家，
要是姑子当家，
你快过来喝茶！
因此，他们虽然看了夏天的信，但一个个噤声不得，生怕自己沾上是非。
但是，随着市民银行行长黄鹿出了问题，总行业务工作的重担更多的落在了沈意民副行长肩上,尤其在他主管的“三清”工作方面，每当他看到湖贝支行的“两清”（湖贝支行的拆借已经清完，所以比别的行少了一清）工作毫无起色时，他更多的是想起了王显耀当行长的时候，也想到了罗文虎跟他提起过的夏天的事。他不止一次在会议上提出：“把一些有作为的人轰走，是造成市民银行清收工作举步维艰的原因之一。为什么一些支行的领导班子更替以后，不能善待他们呢？”
这种风吹多了以后，胡辉看到自己江郎才尽的境地，便不愿转出夏天的人事档案了。
而夏天则始终没有主动与湖贝支行的谢统办通电话。
半年之后，工作不顺心的韩小妞也托人找门子离开了湖贝支行，调到田贝支行继续当她的银行信贷营销员。
2002年4月上旬，夏天再一次来到湖贝支行交纳当年的党费。
这时的湖贝支行领导班子，除了胡辉仍然当他的行长外，陈作业终于被调走，来顶替他的是原来在总行资产防损部的总经理助理陈山石。他到湖贝支行履新算是提了半级，任副行长。
陈山石是在胡辉名誉扫地要求离开市民银行而总行的头儿不肯放他走，由此他便无心做事，又把经营业绩差的原因一个劲地归咎于旧贷款多，导致支行经营积重难返的时候，总行作为加强支行班子建设而被派往湖贝支行的。他的到来，大有重新开拓旧贷款清收局面的势头。但是，他在总行务虚的环境下呆了几年，讲的不可谓不多，但做出的有成效的工作却很少。通常讲到旧贷清收，他总是离不开派人审计、申报诈骗、申请企业破产这三板斧，就服务社的老贷款户而言，贷款时间差不多近十年了，不想还贷款的企业，不少早就关门歇业、溜之大吉了，你却来个申请破产、派人审计，真有点画蛇添足之嫌！效果自然好不到哪里去。
却说这天夏天来到湖贝支行信贷办公大厅，只看见李国兰一人，夏天与她打过招呼，直接往谢统办的办公室走去，向谢统办说明来意，谢统办说：“时间过了那么久了，过期了。”
夏天说：“去年这个时候我交了一年党费，胡辉直接经办的，怎么说过期了？我心中想到党组织，找上门来交党费，是热爱党的表现。”
谢统办说：“我问问胡行长。”说完，拿着夏天的党费证便往胡辉办公室走去。
这时，夏天与李国兰聊起近一年的事情，“硕果仅存”的李国兰也是颇有伤感，但不敢多说。两个眼圈似有些许红润。
夏天看在眼里，在脑海里搜索一阵，一对名句终于套在了这位胡辉当政后“硕果仅存”的旧部李小姐头上。
看官要是觉得好奇，问是哪两句？只听得夏天喉咙里叽哩咕噜得紧要，那秦观《春日》中的两句便夺腔而出：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
这时，谢统办拿着夏天的党费证从行长室走了出来，夏天迎上前去，问道：“怎么样？”
谢统办说：“我帮你代收吧！省得你多跑一趟。”
夏天办完手续，谢统办也没有再提人事档案的事。夏天走到信贷办公厅，与李国兰挥了一下手，来到电梯间。
在等电梯下楼的当儿，夏天心里感慨地吟道：
独上高楼思渺然，人流如水水流连。
侪辈同僚今安在？车马冷落忆前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