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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七零章 财运亨通

霍鹰东的母亲出言声称不再跟儿子合伙做生意,而霍鹰东经过这番冒险经历,性格变得倔犟,意志更坚毅,行动更果敢。霍鹰东不想老是在母亲的庇护下生存,期望完全自立。

霍鹰东母子两分道扬镳,各立门户。霍鹰东的母亲仍做驳运生意, 霍鹰东买了一艘拖船跑运输。母子俩都还是靠水为生。

“母亲从未信任过我,我经常我行我素,她认为我是鲨胆,太莽撞、太冒险。我尊敬母亲,但我那时快30岁了,不能事事都听她的。”霍鹰东回忆说。

霍鹰东出生于水,对水有特殊的感情。霍鹰东凭藉一艘拖船,维持着一家人生汁,还略有积蓄。他熟悉珠江口各岛屿间的水道, 也对这片地区的海上贸易了如指掌。

财运终于来了。

1950年韩战爆发,内地参战。帝国主义对内地实行经济封锁,港英当局也宣布切断与内地的贸易。

而当时处于工业基础薄弱的内地,急需各种战备物资。香港的华商,为自己、也为同胞冲破帝国主义封锁,向内地运送违禁物资。

由于港英政府的禁运造成物资奇缺,价格暴涨,不仅是物资本身,运价亦直线飚升。

这就是霍鹰东碰到的发财良机,如果霍鹰东没有这艘拖船,对海上贸易一无所知,他很可能就会错失这次机会。

霍鹰东是最先涉足这一行列的。香港原来就积压了大量的战争剩余物资,此刻,又有人源源不断地将货聚集于香港——等待这些“冒险家”转运到内地或中转站葡京。

霍鹰东从未交过这种好运, 现钞如同猪笼入水,数都来不及数。

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他既做船东,又做货主。他的船只成几何级数增长,拥有一支可观的船队。

当然盈利大的生意, 也意味着风险极大,有不少船只,或触雷,或翻船,或被扣留,或受到炮舰攻击。

霍鹰东运气特别好,毫毛都没伤一根,旗下的船只,均人货无恙。

战争引发的“特需”,在香港造就了一批富翁,霍鹰东自然在其列,并且创造出布衣晋身富豪的神话,香港的亲英人士,指责韩战中与内地进行特需贸易的人,说他们发的是不义之财,更谴责他们走私军人,是战争贩子。

诚然,如果根据港英当局当时的法例, 他们当然是属于“走私违法”。但是如果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相论;他们的“偷运”又属义行壮举。

当时的禁运物资有数百种之多,其中以药品(特别是盘尼西林之类的抗菌素)的利润最大。

霍鹰东“偷运”的物资是哪类, 就不得而知。也许是有人见霍鹰东“草莽暴富”而耿耿于怀,就戟指霍鹰东是“军火商”。

韩战结束,与内地的民间贸易很快沉寂下来。靠水发家的霍鹰东,考虑他下一步的发展。

英文《南华早报》发表了Berta manron女士《霍鹰东发迹史》一文,文中说:霍鹰东在朝鲜战争结束后,至少赚了一百万美金。但是很多人认为不止这个数。

1954年,霍鹰东用现金在铜锣湾买下他平生第一幢大厦。

已经掘得第一桶金的霍鹰东,该把他的投资方向指向何方呢?不甘沉寂的霍鹰东,如今有可观的资金做后盾,必有一番大的作为。

1954年12月20日,农历的黄道吉日。

这一天,香港商业巨子霍鹰东,甩出一百二十万港元巨款,在繁华的铜锣湾购置了一幢大厦。

一个出身艇户的贫寒之士,一个命途多舛的冒险勐人,从此步人人生最辉煌时期,他仍是一个商界勐人。

霍鹰东购入大厦,即注册创办立信建筑置业有限公司。“立信”二字,取自“立足于信誉”之意。

霍鹰东看好香港的房地产业。香港是弹丸之地,四十年代末人口急剧膨胀到二百多万,住房紧张;香港工业开始起步,工业用房奇缺。

香港的地位已趋稳定,人们热衷于购置物业。房地产大有可为,拥有物业,不愁找不到买主。

然而,房地产投资浩大,韩战时运售战余物资积攒的所谓“巨资”,难以在房地产业大展拳脚,谈何“立信”?

霍鹰东洞悉出过去的弊端,决计大胆革新,创立预售楼花、分期付款的办法。

所谓楼花,就是将尚未建筑的住宅、工商楼宇分层、分单元预售出去。霍鹰东这一招,大受用户欢迎,开发的物业,在蓝图阶段就抢售一空!

那时一套住宅单元,约一万至两万港元。普罗大众收入低,要一次拿这么多钱确实很困难。

如果预购楼花,欲置一万两千港元的楼字单位,首期只要交六千港元。而当时租房住,顶手费(保证金)为房价的一半,也要拿出六千港元。买主购得楼花,以后每月缴三百港元,二十个月后能得到一个单元的现房。

三百港元的供房费,与房租费差不多,而租房者住到老,都还是寄人篱下。两者对比,天壤之别!

霍鹰东印了很多宣传小册子,既介绍他开发物业的地段、结构等详情,更不遗余力地宣传楼花的种种优点。

霍氏首创预售楼花以及小册子宣传,这两者都成为以后地产界竞相效彷、极为流行的做法。

卖楼花加速了霍鹰东有限资金的周转,实现了他的“花小钱办大事”的构想。

如开发一幢物业,建筑商估算建筑费为一百万港元。霍鹰东先付10%的首期——十万港元。霍氏对将建成的物业估价二百五十万港元,预售楼花可得首期一百二十五万港元,付建筑商的余款绰绰有余。

物业建成,约两年收齐全部款,除去一切费用(建筑费、贷款利息、行政费用等),大约可净赚一百万港元!

霍鹰东开创卖楼花,加上银行界创立按揭制度,加速了物业销售,加快了资金回笼,商界见猎心喜,纷纷涉足房地产。房地产热,又大大加速了香港经济的发展。

拥有六十余间公司的超级大富豪霍鹰东,在会见《一代商圣——霍鹰东传》一书作者冷夏时说:“人们谈到商人时,往往关注他的身家,而忽视他在经商过程中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在香港,我当然算不上最大的地产商,我也不太计较我有多少物业,从中赚过多少钱。最叫我欣慰的,大概算我率先卖楼花,香港的地产业有现在这个样子,楼花是有一份功劳的。现在内地搞房地产,楼花也大行其道。”

冷夏说:“怪不得有人叫你为香港的楼花之父。”

霍鹰东笑道:“这我不敢当,在我之前,政府向业主收税,就采取分层分单位计算,另外也有人将物业拆骨预售。但是,将预售楼花制度化的是我,大张旗鼓作宣传的是我,最早把楼花炒出名的也是我。我当时并没有设想卖楼花会给香港带来什么影响,只是我手头很紧,便大胆妄想,楼还没建就卖出去,用人家的钱为自己赚钱。”

从当时的角度,霍氏确实是个鲨胆(大胆)勐人。楼花一枝独秀,地产蓬勃发展。1961年的银行挤提风潮,1965年的银行危机,地产曾一度受挫,但很快反弹,发展势头愈加迅勐。

霍鹰东更是义无反顾,捭阖勐进。然而,1967年的香港事件,却使霍氏陷入意想不到的困境。

1967年的香港事件中,霍氏观点与港府相左。右派对霍氏非常不满,决定拿霍鹰东开刀。

其时,位于九龙天星码头旺地、由霍鹰东兴建的星光行大厦落成。星光行是霍氏的出租物业,未建成已租户盈门,霍氏尽悉租出,稳坐钓鱼船。

可待霍氏正式招租时,租户全部收到“忠告”电话,言称租用星光行的写字间,电话开通将遥遥无期。

电话公司是英资公司,在它背后是众多时势赫赫的亲英人士,甚至包括港府的要员。电话不开通,生意就无法做,结果,租户都吓跑了。

星光行租不出去,霍鹰东忍痛割爱,低价卖给怡和洋行旗下的置地公司。

这时,一度陷于低潮的地产业复苏,租房者如云,置地在半年间将数百间写字间全部租出。霍氏白白付出三千万港元损失的代价。

霍鹰东涉足淘沙业,始于五十年代末。

房地产业蓬勃发展,对建筑材料的需求与日俱增。霍氏的立信,本身就是一问建筑地产公司,对建材的走俏,更是体会深切。

也许是霍氏从小在水上生活,他看中的行业是海底淘沙。

香港没有大河平川,故无河沙资源。海滩有的是海沙,但政府实行保护政策,不允许任意采掘,要留以做海滨浴场和景点。

香港建筑用沙,一部分是用船从境外运来,一部分是海底淘沙。

业界视淘沙为畏途。那时普遍是手工操作,用特制的铲具,探到海床取沙,既吃力,工效又慢。

霍鹰东最初也是手工淘沙,海沙是廉价商品,他不可能开高工钱。每逢运煤的侮轮抵港,工人都跑去卸煤,霍氏租的十几条淘沙船就空在那里。不久,霍氏采取承包法,还是不见起色。

友人劝霍氏唔掂(难以维系)就索性执笠(收摊),反正没投资几个钱。谁知霍氏“发勐”,一下子抛出七千万港元,从海军船坞买来挖沙机,让友人吓一跳。

采用机械淘沙,工效大大提高,霍氏继而改进成机船淘沙,并去欧洲订购现代化淘沙机船。

霍鹰东很快就成为香港淘沙业巨擘。他稳执淘沙业之牛耳,其势无人可与争锋。经营过一段时期,霍氏发现,亏损也是他最大。

香港的劳务便宜,手工淘沙效率低,成本也低。香港建筑市场看好,许多人用旧船从境外运沙来港,迫使沙的价格高抬不起。

在这种情况下,霍氏的高价沙只能削价销售,造成持续赤字。

“我一生犯过两个重大错误,一个是去东沙岛打捞海人草,一个就是海底淘沙,这两个都是跟海底掘宝有关。”霍鹰东在与冷夏的交谈中说道。

那么,霍鹰东是否不再从事与海相关的事业了呢?他没有这样做,他已经有一支掘沙船队,有荣公司积累了丰富的掘沙经验。

霍鹰东积极去承揽与海相关的工程,承揽的第一项大工程是海湾水库澹水湖二期工程,为水坝加高,并在石面铺上5米厚的海沙。

霍氏还把触须伸到东南亚,开港填海修坝,他的挖沙船又派用场。

香港的超级富豪中,热衷于体育活动的,首推霍鹰东。

从皇仁书院读书起,霍鹰东便与足球结下不解之缘。他喜欢踢波(足球)、睇波、讲波。

五十年代,刚刚成为富翁的霍氏,就从并不宽裕的私囊,掏钱资助并亲组有荣小足球队。

在他的精心培育下,有荣队从众多的球队中月兑颖而出,曾打遍港澳无敌手。

到六十年代,霍氏又组建卓然队,并亲任该队的中锋,卓然很快成为香江波坛的一支劲旅。

他的足球队,每年活动经费均在一百万港元以上,全由他私人掏腰包。

霍氏一直对世界足坛将中国排斥在外耿耿于怀。1974年,霍鹰东邀请国际足联主席和秘书长到京城。

他们下榻在BJ饭店,却不能住进贵宾东楼,只能住在普通楼。国际足联主席,到哪国都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接待,何曾受过这种冷遇?霍鹰东极为尴尬,竭力解释,仍难息其怒。

尽管受此挫折,霍鹰东爱国热情丝毫不减。同年,他赴德黑兰参加亚洲足联理事会,为恢复华夏在国际足坛的合法席位据理力争。历史的潮流不可逆转。理事会最终以连续三个3/4多数票,通过同意华夏加入亚足联的议桉。

1979年,在日本召开的国际奥委会代表大会上,华夏被剥夺30年的合法权利得到恢复,霍鹰东大受鼓舞,自此大力赞助中国的体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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