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寄出了這份殘忍的絕筆信後，綁架了莎倫的那個男人並沒有就此消失，相反，他時不時的就給莎倫的家里打個電話聊天。
他問莎倫的媽媽，現在你該相信我是真的了吧？
母親強忍著悲痛回答說，不，我不能確信，除非你讓我跟莎倫通話我才會真的信你。男人用不帶感情的聲音說，過兩天你就會知道了。
當天晚上，這個男人又打來了電話。在電話里他說︰「莎倫現在和我永遠的合為一體了，上，精神上，心靈上，我們的靈魂合二為一了」。
警方成功的追蹤到了這個電話，電話來自一個20邁以外的公共電話亭。當然，等警方趕到的時候，電話亭已經空無一人。
在莎倫失蹤的第五天，6月5日的凌晨4點58分，這個男人再次打來了電話。
在電話里他告訴莎倫的媽媽和姐姐︰「6月1日的凌晨3點10分，她寫下了你們收到的那封遺書。6月1日的凌晨4點58分，我們的靈魂合體了。」
她們不明白，這到底什麼意思？可是這個男人不為所動，轉而對負責這個案子的警長留言說︰「停止搜索。你們今兒晚上睡個好覺吧。再見。」
她還穿著失蹤那天穿的T恤和短褲，看尸體的情況，顯然已經死去很多天了。就像那個打電話的男人說的那樣，她應該是死于6月1日凌晨4點58分。這樣說起來，莎倫在失蹤不到12小時後，就被殺害了。
莎倫的尸體已經損壞的太嚴重，法醫無法確定她的死因，只能根據她臉上的殘留的膠帶痕跡判斷，她是窒息而亡。
凶手想盡了一切辦法清理痕跡，因為膠帶纏的太緊，他只能用剪刀把莎倫的頭發剪短來拆掉膠帶。
雖然找到了莎倫的尸體，這個男人的電話還是沒有間斷的打到莎倫的家中，騷擾她的媽媽和姐姐。
在為莎倫舉辦葬禮的那天晚上，這個男人又一次的打來了電話，他用通過機器轉化過的聲音，不厭其詳的告訴莎倫的家人，5月31日的那天，他用槍指著莎倫，所以她只好配合他離開。
他無數次的了她，用各種方式侮辱虐待她，最後他用一卷膠帶把她的頭纏起來悶死了她。
之後他還不斷的打來電話，但這一次，他帶出了另外一個案子。這個男人丟出了另外一個地址。
警方在這個地址上挖出了一具小女孩兒的尸體，經過鑒定，證實是不久前失蹤的9歲女孩兒黛布拉。
在莎倫失蹤後的2個星期後，6月14日下午，金發小姑娘黛布拉和弟弟妹妹在自己家門口玩耍，一輛車開過來停在他們身邊，一個男人從車里走出來，光天化日之下把黛布拉擄上車飛馳而去。
黛布拉的爸爸就在不遠的家里，鄰居目睹了這一切，可是當他們趕出來的時候已經太晚了。
黛布拉的尸體在被挖出來後，也已經損壞嚴重，甚至無法判斷出死因。然而直到此時，警方手里依然沒有過硬的線索能找到嫌疑人。唯一的線索就是莎倫寫的那封遺書•••
接到援助申請後，趙繼統他們趕到萊克星頓鎮，對案犯的電話錄音分析後，趙繼統告訴警方，這個男人應該是通過了一種改裝的機器來改變自己說話的聲音，根據這一點來判斷，他要麼是受過這方面的教育培訓，或者工作經驗相關。
在分析案情後得出一個他給出了自己側寫評估，這名凶手具備一定的反偵察知識。
他應該是個外貌看起來非常普通平常的年輕白人男性，他應該結過婚，但是婚姻失敗了。
他可能是奔3的年紀，或者30多歲，體型偏胖，受過教育，智力可能高于平均水平。
應該有過性犯罪記錄。再來看看唯一的證據，遺書是寫在一種便簽本(legal pad)上。Legal pad是美國非常常見的一種便簽本，通常有黃色和白色（有時也有藍色），上面有橫線分隔便于書寫。一般寫完一頁可以撕掉，接著在下一頁繼續寫。
但是在遺書上，警方沒有找到任何他人的指紋、掌紋等痕跡。最後，趙繼統將它送去了聯邦調查局國家暴力犯罪分析中心，那里的鑒證室使用了一種新的機器來掃描這兩頁紙。
這個掃描的過程很有意思，鑒證專家在給紙張增加一定的濕度後，放到機器上，用一層塑料薄膜貼緊紙面，加熱。
然後在塑料薄膜上刷上一層鉛灰。那麼這一頁紙曾經有過的筆痕就都會顯現出來。
果然，在莎倫的遺書上有一些痕跡浮現，其中有一個看起來象名字，和一個電話號碼。
那串電話號碼可以勉強分辨出前幾位數字，分別是（205）837-，這個號碼的地址指向阿拉巴馬州，但是後面的4位數字怎麼也看不出來。
警方只好拼湊後4位數字，找電話局確認這些電話號碼確實存在，然後打過去一一詢問。最後有一個電話打通了，當他們問到︰「你們有認識誰在南卡嗎？」
對方回答說︰「有啊，我爸就住在南卡。」
警方根據這個線索找到了50歲的埃利斯，他就住在距離莎倫家不到15邁的地方，埃利斯是個資深電工，白人，結過婚。
他的兒子在阿拉巴馬的軍事基地駐軍，這就是兒子的電話。
但是在莎倫被綁架的期間，埃利斯和現任妻子正在阿拉巴馬看望兒子，兒子也一直在基地沒有回來，顯然他們沒有作案的時間和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