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是兩千多年前的人物，因為一本書的緣故，我們知道了他。但假若他是一塊肉或豆腐，放這麼長時間肯定會發臭變質——幸虧他不是。
兩千多年前是大漢王朝，司馬遷那時是個小職員，工資不高，剛夠養家糊口，生活很清貧。他是知識分子，整天在寫一本書。當時還沒有作家這種職業，也沒有碼字兒這個行當，寫出來的東西不能發表，自然也不能換取稿費。他的日子很不好過。書寫成後「藏諸名山，傳之其人」，流傳至今，這也就是著名的《史記》。
《史記》這部書讓司馬遷在中國史學界、文學界揚名立萬，並養活了一大群人。它是歷史留給後人的一只肥雞，由于雞太肥，所以就有很多人研究它為什麼這麼肥。研究的結果就是使《史記》變得支離破碎，一只肥雞變成了一堆雞肋。
「通古今之變」是司馬遷的一種很重要的思想。這句話的核心主要突出一個「變」字，比如在歷史的長河中治亂盛衰的局面不斷變化，人的治理理念也必須隨之發展變化。司馬遷向來很看不起那些是古非今、思維僵化的書呆子。
司馬遷為何會有這種先進的思想？是他從古代聖賢書中學到的，還是文曲星附體、靈感乍現的結果？顯然都不是。我認為，「通古今之變」是他從自身的遭遇中悟出來的。
司馬遷的老爸司馬談，是大漢王朝的太史令（有點像今天領導的秘書兼檔案管理員，但職位要低）。司馬遷幼承父訓，博覽群書，後因他老爸工作的關系移居長安。司馬遷年輕的時候就已讀萬卷書，可還沒行萬里路。一個人老在家讀書憋得慌，也撐得慌，為了消化滿肚子的學問，他在二十歲之後就開始出去漫游，到過很多地方。
三十五歲那年，父親司馬談去世，這讓他不再是無業游民。我們知道，大漢王朝是劉家的天下，那時候的法律帶有明顯的家族色彩。劉氏律令規定︰父親死後，兒子可以接班。于是「太史令」這個職位可以算是司馬家族的鐵飯碗，正所謂「一碗在手，全家無憂」。在司馬談去世後的第三年，司馬遷繼父職，任太史令，從此入編，有了正式的工作。
四十二歲時司馬遷開始寫《史記》。這時他寫《史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為了完成父親的遺願，主觀性不是特別強。改變他命運的是一個原本與他並無多大聯系的人。
那時候大漢集團和匈奴集團經常有利益糾紛。大漢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劉徹為了提拔自己的小舅子李廣利，就派名將李廣之孫李陵配合李廣利率兵和匈奴人打群架，結果李陵因為人少敗而受降。劉徹為此事茶飯不思，最後咨詢秘書司馬遷。司馬遷與李陵交情不深，但認為他忠心衛國，搴旗斬將，立下汗馬功勞，很爺們兒，是個男人，就替他辯護，說了幾句好話。司馬遷當時年歲盡管不小，但還沒有受過什麼挫折，很有愣頭青的耿直，不會拍馬屁，也不會見風使舵，這就冒犯了他的頂頭上司劉徹。劉徹認為這事與我小舅子的聲譽有關，你替李陵說話，就是損我小舅子。你司馬遷吃我的喝我的，不過是一條供我驅使的狗，不替我吆喝，倒為別人鳴不平了，令我很生氣，後果很嚴重。于是劉徹金口玉牙一張，司馬遷就被停發工資，收監候審。
司法機關受理這個案子的是當時名聲很臭的酷吏杜周，杜周嚴刑審訊司馬遷，司馬遷忍受了各種**和精神上的殘酷折磨。面對酷吏，他始終不屈服，也不認罪。杜周處理這事很老成，他揣度領導的意思，判了司馬遷一個五星級的重罪——宮刑，讓他永遠當不成爺們兒。
漢朝時候被判宮刑，是一件很丟臉的事（當然現在誰要被判此刑也會很丟臉，幸虧已無這種刑罰）。司馬遷是個知識分子，尤其要面子。他認為「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總之，這件事給了司馬遷很大的教訓。
被抓進牢房的司馬遷面臨著三種選擇︰一是伏法受誅；二是拿錢免死；三是甘受腐刑。司馬遷自然不願這麼快就死，因為他還有未竟之業——撰寫《史記》。然而他活著的條件一點也不好，《報任安書》有言︰「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這是文言文，不能深入理解，用咱今天的話或許更能說得明白︰
我，司馬遷，是個窮光蛋。太史令是一個沒有油水的職差，以前老爸不會投機倒把，干了一輩子也沒留下任何積蓄。我才工作幾年，養一家老小還時有不足。婆姨又管得嚴，自然也沒有私房錢。對我而言，拿錢贖罪的可能幾乎為零。我朋友是有的，而且還不少，但到現在還沒見到一個人影，估計要麼怕借錢，要麼怕沾上我的晦氣。我還有幾位小時候和我一起爬樹掏鳥蛋的鐵哥們兒，目前也在老板身旁工作，可沒有一個替我說話求情的。我不能死，又無活路，看來只有挺身受刑了。受刑也就算了，問題是我那貪吃的老婆可能會和我鬧離婚，要是真離了，我咋辦？以後誰來給我送飯吃？這真讓人絕望死了，郁悶死了。
所以當時的司馬遷不但受到**的摧殘，而且還受到精神的打擊，真是禍不單行。
司馬遷受刑出獄後繼續寫《史記》。在他五十多歲那年，有位叫任安的朋友認為司馬遷以前為李陵辯護，雖「就極刑而無慍色」，仍然頑強地活了下來，盡顯男兒本色，真是個爺們兒，于是就給他寫了一封信，希望他「慎于接物，推賢進士」。因為司馬遷在老板身邊工作，容易進言薦賢。司馬遷回信的時候任安已經因事下獄，狀況危險。司馬遷沒有裝糊涂，但回絕得很委婉，認為自己「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意思就是說我現在已經沒臉見人了，哪還能顧及旁人。我也知道你目前的處境不妙，可我實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伴君如伴虎，吃力不討好的事我是不會再做了，想都不會再想的！
《報任安書》是司馬遷的一封回信，從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意識在受刑前後的變化。正是由于這種變化，才使得他能夠以一個旁觀者的立場縱觀歷史之變，冷靜地思考古今之事，提出「承弊通變」、「見盛觀衰」這些到目前為止還非常牛氣的觀點。
記得剛看過的一部美國影片《第一滴血4》，主人公蘭博有句很經典的台詞︰無價值地活，有價值地死。這句話讓我想到司馬遷的那句「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那麼，人既然是無價值地活，怎麼又能有價值地死呢？我認為這句話的意思就是人要死得其所，在你死後一定要為還活著的人留下一些有用的東西。
我還認為，在任何時候，主動輕生的人都是很難被原諒的，因為你不僅僅是為你一個人而活，生命並不全部是屬于你的。
司馬遷是一個智者，他在權衡生死輕重之後，選擇了活著，同時他還選擇了沉默。他成為制造「沉默的大多數」之一。
在這以後漫長的歲月里，司馬遷與孤燈為伍，扛著如椽巨筆在竹簡上馳騁，「神騖八極，心游萬仞」、「閑來說劍，怨去吹簫」，一篇篇氣勢恢宏的史學佳作從他那斗室之內吐出。而此時的他，對朝廷內外的一切繁蕪雜事，均已毫無興趣。他深知即使出面營救任安，也是無濟于事。像他這種犯過錯誤，曾與老板意見相左的人，說話是毫無分量的。馬屁拍不好，反倒惹上一身臊。他不能無價值地死去。
于是他只好把自己的一腔「隱忍苟活」的悲苦之心，和盤托出，而以「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自明心跡。實在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司馬遷的《史記》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完成的。
反想之，以上的所有事情都沒有發生，司馬遷是老板面前的五星級的大紅人、首席秘書，住豪宅，開名車，妻妾成群，兒孫滿堂，整天被幸福、甜蜜包裹著，他還能寫出這麼牛氣的《史記》嗎？或許他連動筆的沖動都沒有。即使有心遂父心願，也只不過雇上一群槍手捉刀完成。當然，這就不是「一家之言」，而是「烏鴉之言」了。
看司馬遷「變」的一生，留給後人思考的東西太多了。說他是籠罩整個封建時代的史學、文學大師，估計無人反對。他的「不刊之書，傳之萬古」的《史記》至今仍是一座無人能逾越的山峰。我只走到山峰的腳下，就已經累了。我這人本有低頭走路拾別人錢的愛好，但自從為了要看《史記》的高度而把頭抬起的那一刻，我就已經知道，只要有《史記》在，只要有《史記》的精神在，我的頭就永遠不會再低下去！
最後，司馬遷的形象在我腦子里已經幻化成一行文字︰在兩千多年前，一個認為自己不是多麼爺們兒的人為了救一個雖然兵敗受降但他認為很爺們兒的人而獲罪，並使自己變成了非爺們兒，但後人因為他所做的事很爺們兒，所以認為他不但是個爺們兒，而且是個純爺們兒。
而這，就是我所講的「變通」中的司馬遷。
一個真正的大丈夫，一個真正的爺們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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