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是做人的最高標準，也是做人的最低標準，這樣說，未免有嘩眾取寵之意，細細想來，屈原、岳飛、文天祥等等英雄因愛國而受萬世景仰，靳尚、秦檜、汪精衛等等敗類因叛國而遭眾人唾罵，要不然，但丁的《神曲》中把叛國賣主的人放在地獄的第九層受罪，「該死的賣國賊！用不著你告訴我了。我要把你的真情實況帶往人間，使你永遠遺臭。」《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條規定︰「勾結外國、陰謀危害祖國的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的，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比「危害公共安全罪」還高一個等級，是眾罪之首。
日本帝國主義的坦克、裝甲車、大炮、侵略軍浩浩蕩蕩地開進了應城，日軍司令部設在西河中學院內，青磚砌牆、內走廊、杉木樓板、兩層樓，上面蓋紅機瓦的寬敞明亮的教室被日軍司令部霸佔了，樓大門前青磚砌成的柱子頂著的風雨台上飄揚著青天白日太陽旗，小轎車開上風雨台，日軍第十三師團中將師團長田中在眾軍官的簇擁下進司令部辦公。辦公大樓前是進校門的正道，法桐樹葉已紛紛落下，只有樹干、樹枝倔強地傲首蒼天；東邊是六百多平方米青磚砌沿、四方築有碼頭、上用鐵鏈圍欄的水塘，浮萍已經開始凍紅了，大操場邊的野菊花前，蜜蜂飛舞；西邊瓦刀鏗鏘，日軍在那里砌了一排車庫。西河中學南邊是縣立醫院，二層樓房；兩院之間是西大街，街上立著石雕牌坊，醫院的南邊是城牆內壕；西河中學的西邊是水塘、楊家台、西城門；西河中學的北面是國民黨縣黨部，平房；東面是街道、孔廟、公園。日軍將上述地段劃為軍事管制區，構築了工事、鐵絲網、碉堡，同時，將「保和門」、「順義門」、「迎燻門」三座城門封閉了，並修了地堡、掩體。
國民黨的縣長、保安團長听說蔡老板帶著八條槍的人馬駐扎在丁家沖，紛紛投丁家沖而來，尋求保護，縣長把銅印拿出來，在游擊隊員的白布袖章上加蓋了應城縣政府的大印，游擊隊員們趕做了不少袖章，一律蓋上了官印，縣長歇了一夜，逃往重慶去了。
從武漢方向逃出的官人、軍人、百姓沿著大路、小路、田野、山嶺鋪天蓋地地向鄂西逃竄，在這逃難的人流中，獨有一個青年，30歲年紀，蓄著小胡子，濃眉大眼長方形臉，個子不高也不矮，上衣口袋里插著一把牙刷，穿著灰色長棉布袍，逆人流趕向丁家沖，他——就是最受湯池訓練班師生以及周圍民眾尊敬的「陶先生」
京山縣丁家沖西面是京山城，20公里；北面是京山至宋河的公路；南面是湯池，30公里；周圍是龍炮寨、天生寨、天保寨等海拔300米左右的崇山峻嶺。「應城縣潘家集商民自衛隊」的旗幟在丁家沖趙家祠堂前的三人合抱的皂莢樹冠上的青竹篙子上迎風飄揚，佩戴蓋有紅印白布袖章的游擊隊員們在祠堂門前的草坪上忙著迎接各路來賓，三開兩進、中間一個天井、大門口有一對石鼓，屋頂有飛檐、獸脊、飾有龍頭、雕梁畫棟的趙家祠堂前是一片一里多寬的蜿蜒曲折的大平畈，彎彎曲曲的四河唱著歌兒流經這里，流入石板河匯入長江。
天還沒有亮，鄂中特委楊書記、組織部蔡部長等人一听說陶先生回來了，都擁上前去，小趙眼含熱淚，說︰「陶先生，我剛才做夢你回來了呢，你真的回來了！」陶先生喜得合不攏嘴，蔡老板泡了茶遞上去，陶先生雙手接著。喜鵲在皂莢樹枝上叫著，歡快地跳上跳下，在祠堂內舉行的歡迎陶先生重返鄂中的大會以後，特委會議在草坪上舉行，每人挽了一個稻草靶墊，認真听著、記著，首先由楊書記匯報了情況，蔡老板匯報了進山的情況，楊道榮端著「走抱壺」向參加會議的領導敬茶。陶先生听說特委做工作準備了幾支隊伍進山的情況匯報，便問︰「他們怎麼沒有來呢？」蔡部長說︰「您走以前，托董老買回的二十四支駁殼槍加皂市米廠的一支手槍以及後來買的2支手槍被許先生帶到湖區去了。」陶先生拿筆記著，蔡老板說︰「淪陷前，我受特委委托找郭老八談過，他說保證帶一百人槍進山。」「好，」陶先生記著；「鄧先柱呢？礦區的工人武裝還有的呀？」他望著蔡老板問。「他還留在礦區繼續動員，」蔡老板回答，望了一眼楊書記；「休祥在什麼地方？」陶先生問。「他被國民黨的潰兵打穿了鼻孔，險些喪命，現在八字門養傷，」蔡部長回答。陶先生關切地問︰「傷勢怎麼樣？」「好轉了。」陶先生接著說︰「休祥同志是大革命時期入黨的，以後失掉關系，我到應城後，他多次要求恢復組織關系，我同意作他的介紹人批準他重新入黨。恢復黨籍問題，以後作了調查再下結論，我在北門口旅社跟他當面講的話還是應該算數。」蔡老板說︰「石板河聯保主任黃主任也拉起了一支武裝，」陶先生問︰「多少槍？」「長槍、短槍十多條，還有一挺輕機槍。」「一條兩條都要爭取。他是漢留大哥嘛！要馬上派人去同他聯系。」陶先生說。
楊書記代表特委對陶先生作了分工，說︰「陶先生是黃埔軍校畢業生，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參加北伐，還參加過南昌、廣州起義，在福建干得不錯，所以我們都應該尊重他。特委決定︰在特委的統一領導下，陶先生主管軍事和統戰工作。今後發展武裝和指揮作戰，都由陶先生負責，原則問題，特委統一研究。」陶先生提議︰「首先組織一支一百條槍的武裝，就作為特委的決定吧。」大家同意並研究，考慮到陶先生在鄂中干部群眾中的威望，決定由陶先生親筆寫了五封信，派人立即向許先生、郭老八、汪同志、休祥、黃主任等五人同時送去。
陶先生以蔡老板帶進山的八條槍和隊員以及鄧先柱在礦區陸續組織的六十多人和槍為核心力量組成了「應城縣抗日游擊隊」，選舉蔡先生為隊長，老黨員陳同志為政治指導員，隨即在陶先生的親自領導下，開展緊張的野外練兵。
許先生等五人接到陶先生的信後，沖破重重困難，將隊伍陸續拉進了丁家沖。
1938年12月初，鄂中特委將部隊進行了第一次整編，共編為三個大隊，第一大隊共160人槍，第二大隊共130人槍，第三大隊近200來人槍，特委機關、縣政府機關、醫院、槍械修理所，近千人分別駐扎在丁家沖周圍的山沖里，生活給養成了大問題，拿著錢也買不到鹽，餐餐是白水煮蘿卜、白菜。楊道榮後悔沒有從家中的鹽棚里帶幾十斤鹽來，他隨蔡老板編在二大隊、五中隊，蔡老板任副大隊長兼五中隊隊長。楊道榮渾身是勁，朝氣蓬勃，夜晚擠在祠堂內的稻草地鋪上，蓋著稻草，听著隊員戲稱為「黃花炒肉」時，心里美滋滋的，當听到有的隊員說︰「在家里抱著老婆睡覺也沒有現在擠得緊」時，笑得肚子疼。他向黨組織再次遞交了入黨申請書，並將帶來的100塊銀元交給黨組織，盼望著黨支部批準他入黨。他哪里知道，在研究他的入黨問題時，有位支部成員說他是拿錢買黨票，動機不純，而且在武昌讀大學的歷史沒有調查清楚，不知是不是加入了「CC」組織，需要進一步調查、考驗。
鄂中特委面對著嚴重的經濟困難，派出了「應城縣抗日動員委員會」，由得力的黨員干部樊同志擔任主任，並派一支抗日武裝力量挺進應城礦區，發動群眾，開展武裝斗爭，發展黨的組織，恢復政權。在礦區區委書記鄧先柱等同志積極配合下，在礦區召開了礦商會議，講明了「抗日救亡，人人有責，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抗日樂捐宗旨。民族亡，家不保啊！大批愛國資本家踴躍認捐，1938年11月底，第一次就募集抗日樂捐一萬二千元（法幣）；從12月至1939年6月，邊區每月從礦區收取一萬元（法幣）樂捐，從7月起，每月從礦區收取四萬五千元，並按月如數交納。1940年2月起，因部隊擴大，每月從礦區收取抗日樂捐八萬五千元，1941年春，新四軍鄂豫挺進縱隊改編為新四軍第五師，部隊發展到五萬多人，抗日樂捐增加到十二萬五千元，為邊區部隊解決了財政不足的困難。
楊根來每月捐獻抗日樂捐二百元，以後每月交抗日樂捐一千元。蔡老板在部隊生活困難、原國民黨縣保安隊歸順游擊隊改編為第一中隊後要挾縣政府發軍餉、漢留武裝歸順游擊隊後懷疑蔡老板的部隊是否多發了軍餉、日本帝國主義對丁家沖進行了殘酷的掃蕩、五位共產黨員壯烈犧牲、大雪蓋滿烈士的遺體、丁家沖南北十五公里內大小十九座灣村、三百八十棟房屋被燒毀、一百四十余名群眾被劈、槍、殺、燒死的嚴重時刻，帶著人臘月三十回家，從地窖里挖出銀元，用騾子馱著運到了丁家沖，捐獻給了抗日政府，因此，京山、應城縣的人民有口皆碑，都曉得抗日游擊隊里有個用騾子馱現洋抗日的蔡老板。
國難當頭，民不聊生，日本帝國主義對膏鹽地嚴加控制，游擊隊籌錢更加困難了。
趙師傅帶著幾個叫化子徒弟來到楊根來家，說明了少老板楊道榮急需錢的意見，楊根來急得兩手搓，鹽棚被日本帝國主義停了產，石膏被日本人強行運走了不給錢，欠著工人的工資沒有發，哪來的錢呢？丁桂英望著急得團團轉的丈夫，摘下金耳環、金項鏈、金手鐲遞給他，說︰「救國比救火還急，這些給您。」楊根來捧手接了，顫抖著，含淚交給趙師傅。另外從地窖地里拿出兩根金條，交給了趙師父。
劉先生派人挑了一擔銀元送來了。
趙師傅和幾個徒弟在楊根來家吃飽喝足了，把金子、銀元藏在破棉襖中縫好。丁桂英拿出親手做的棉鞋給趙師傅穿上，說︰「沒有您老人家救命，就沒有我們一家。只是家中的錢都交給了抗日游擊隊，連收條也沒有打一張，到時候怕說不清楚啊！」望著皺紋爬滿了臉龐的丁桂英，趙師傅笑著回答道︰「說得清楚的，少老板說了，等全國解放了，人民政府會加倍償還給你們的。」趙師傅辭別了楊根來一家人，夾著打狗棍，帶著幾個徒弟，連夜向京山縣丁家沖走去，望著師父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楊根來的眼圈紅了，嘆道︰「師父啊，您身為乞丐，心系抗日，日夜奔忙啊！」
錢伯發靠著巴結侵華日軍駐應城宣撫班主任細川，發了大財，撈得不少，把金子、銀子藏進牆斗里。要他出抗日樂捐時，他一臉苦相，說︰「家鄉人我不敢得罪，國民黨我不敢得罪，日本人我更不敢得罪！出抗日樂捐，我實在沒錢，管一個月像麼樣？」
「未必一百塊錢都沒得？」
「沒得，確實沒得！」錢伯發把手筒在袖筒里，一臉苦相。
「出點鹽該有吧？」
錢伯發見賴不月兌，指派工人，把白鹽挑成堆，撮了一擔腳鹽交給了抗日樂捐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