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零二章不勞動者不得食（下）
而就算有了度牒的那些「合法」僧道（以及為數不多的其他宗教人士），日子也未必好過，因為朝廷規定他們這些職業的宗教人士必須每月（如果設為一年的話，以中國人擅長投機取巧的特點來看，民間很可能會出現類似「當大半年和尚、要收稅的時候再還俗，收稅截止期一過再當和尚」的對策。而一個月收一次的話，考慮到度牒的審批也需要不少時間，搞鬼的成本相當地高，就基本不必擔心了）上繳一兩銀子（後來紙幣通行後則為相當價值的宋元）的人頭稅。對于寺廟和道觀，朝廷是在統計人數後一起收稅；而那些行腳僧人和游方道士，則必須在每年的一月份主動到當時所在地的衙門交稅。
這樣一來，僧道們的負擔已經夠大了，收入也很成問題，因為大宋現在禁止乞討（沒工作活不下去的話，可以到朝廷在每個州縣都有設立的收容所干些簡單工作掙點伙食費，而且收容所會給每個人提供三天的免費食宿，還可以免費學到一些專業技能，所以除了極少數好逸惡勞得無可救藥的家伙，大宋境內現在已經很難看到乞丐了。），化緣也因此受到了連累，而算命測字等謀生手段又被朝廷以迷信為由予以了嚴格限制（必須到官府登記注冊，否則要以妖言惑眾罪判刑，而就算獲得從業資格，稅賦也十分沉重，除了極少數的忽悠天才，想靠它賺錢，簡直是難比登天。），這樣一來，游方的僧道便只能靠自身的非宗教技能掙錢糊口，除了極少數能人和富家子弟，幾乎沒有幾個僧道還能堅持下去的。
趙此舉無疑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自古以來任何一種宗教，想要傳播教義、擴大影響，都離不開那些雲游四方的傳教士（廣義），現在被趙這麼一搞，能夠苟延殘喘保住道統傳承就不錯了。但趙此舉並非真是為了將宗教趕上絕路，而只是為了貫徹其「不勞動者不得食」的思想而已。在趙看來，甚至宗室貴族不勞動都比宗教人士有理由，因為那是他們祖輩勞動的成果，而僧侶們得到的捐獻（如香油錢之類）則純屬欺詐，盡管在很大程度上雙方確實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不管趙的這種觀點是否正確，但大宋境內的各種宗教活動受到嚴厲打壓之後，確實對大宋的經濟產生了明顯的推動效應，生產者一下子多出幾十萬（也可能有上百萬，確切數字是不太好統計的。），影響確實不小（由于農田改造與基本水利建設需要的人力幾乎是無限的，所以就業問題基本不用擔心。）。而且對僧道征收的重稅也大大充實了國庫，趙實在是想不通，為什麼那麼多人不願意相信自己的力量，而寄希望于虛無縹緲的神靈，甚至心甘情願地獻上那麼多的勞動所得
像歷史上北周武帝滅佛一樣，趙對與宗教的大動作在短時間內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社會的動蕩和百姓的不安，但當局勢平息下來之後，無論是朝廷還是大宋百姓都從中獲益匪淺，大宋的統治基礎由此愈發鞏固。也正是有了這個憑仗，趙才得以進一步深化他對于教育、軍隊乃至于國家政治體制的改革。
到紹興二十年年底的時候，大宋九成以上的州縣都已經建立了實行新式教育的學校，由此刮起了一陣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文化風暴。值得一提的是，趙對于他一向厭惡的儒家思想，並沒有簡單粗暴地全盤否定，而只是規定禁止對未滿十五歲的少年兒童教授儒學（傳統也多少會知道一點，如果連自學也限制，很可能會給某些小人以制造文字獄的機會，因此趙只禁教，不禁學。）。理由則是儒學是聖賢之學，非童蒙所能領會，一味強學的話，學不會倒不打緊，但如果曲解先賢之意，那就不行了。趙還找出一大堆的歷史資料，證明了後世的儒學與先秦儒學有了多大的偏差，同時還列出了歷史中有記載的無數腐儒與小人儒，然後再雄辯地指出孔子三千弟子之所以全部成才（這話只有書呆子才信，不過作為借口還是不錯的。），是因為他們拜師的時候已經受過良好基礎教育的少年甚至成年人，而後世則是對什麼都不懂的小孩子進行填鴨式教學，不教出書呆子來才怪
趙此舉不但避免了儒學對少年兒童的毒害（其實有主見的成年人平時看看四書五經還是很有好處的），也大大削弱了儒家文化對于大宋的影響，再加上科舉考試中儒學的作用也一落千丈，儒家思想終于漸漸由中國的統治思想退居次要地位，結果後來反倒比以前發揮出了更多的積極作用。而且前文也說了，另外兩種思想——佛與道受到的沖擊則更大，若非如此，趙推行新文化的打算能否實現，恐怕還是一個未知數，畢竟中國文化徹底走向內斂保守，是在儒道釋三教合一以後
在中國的歷史上，思想領域的激進改革常常伴隨著文字獄（文字獄並非始于清代，只是清代的文字獄危害最大、效果最「好」、惡名也最昭彰罷了）的肆虐，這是趙絕不想看到的。為此趙特地出台了一條乍看上去似乎有些奇怪的規定，那就是一旦有人因為文字而獲罪，那麼首告之人也會跟著遭殃，但朝廷主動審查則不在此內。這樣一來，就沒幾個人會去尋章摘句地找別人的碴了，那根本就是自找苦吃。而如果是明白無誤地誹謗朝廷，則可以由朝廷直接下令徹查，並不會因此受到太大的影響。就這樣，在中國歷史上為害甚大的文字獄，居然被趙意外地輕松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