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天下勢
明朝引入西洋火炮始自徐光啟。徐光啟，字子先，上海人，出身家境清貧，父親曾經商，因虧本回家種田，母親紡紗織布，以中國古代傳統的男耕女織方式維持生計，家庭雖然貧寒，但父母非常重視子女教育，從小便讓他讀書上學，不斷深造。
少年時代，徐光啟幸在上海附近的龍華寺學習六年，十九歲考中秀才，但此後一直科場不順，只好以教書為業養家湖口。萬歷二十五年（1597），時來運轉，他在省試中考取第一名舉人，萬歷二十八年（1600），在南京遇到了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兩人就科學、文化、宗教展開了深入的交流，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萬歷三十一年（1603），徐光啟再度前往南京拜會利瑪竇，但此時利瑪竇已經赴北京傳教，徐光啟在南京受耶穌會士羅如望洗禮加入天主教會，教名保祿。
萬歷三十二年（1604），徐光啟赴京會試，在北京再次拜會利瑪竇，為了便于和利瑪竇交流，他專門在其居所附近租了一間小屋棲身，跟隨利瑪竇深入學習西方科學文化知識。中進士後，在翰林院任庶吉士期間，他與利瑪竇合作翻譯了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一書，為西方數學傳入中國作出了重要貢獻。
三年後庶吉士任職期滿，徐光啟被授予翰林院檢討之職，同年因父親去世，他按照規定回鄉「丁憂」守制。在此期間，他整理定稿《測量法義》，並將《測量法義》與《周髀算經》、《九章算術》相互參照，整理編撰了《測量異同》，並作《勾股義》一書，探討商高定理。另外，他還開始研究農業科學，在家鄉闢地，開闢雙園、農莊別墅，進行農作物引種、耕作試驗，作《甘薯疏》、《蕪菁疏》、《吉貝疏》、《種棉花法》和《代園種竹圖說》。
萬歷三十八年（1610），守制期滿，徐光啟回京，官復原職。此年閏三月十九日（1610年5月11日），利瑪竇因病逝世，按照當時慣例，西方傳教士死後本應移葬澳門，但此時利瑪竇在北京的傳教工作已經頗有成效，很多社會名流跟從他學習，社會影響力較大，在內閣首輔葉向高等人的斡旋下，萬歷皇帝破例準許利瑪竇葬于北京西郊的藤公柵欄，使其成為首位安葬在京的西方傳教士。
其後，徐光啟又研究西方天文學和水利學，上書朝廷建議修歷，在房山、淶水兩縣開渠種稻，進行新農業實驗，先後撰寫了《宜墾令》、《農書草稿》、《北耕錄》等書，為《農政全書》的編寫打下了基礎。
萬歷四十七年薩爾滸之戰，明軍被努爾哈赤大敗，十一萬人全軍覆沒，遼東局勢危急，徐光啟向萬歷皇帝連上三道奏疏，認為要挽救危局，唯有精選人才，訓練新兵，還提出自願承擔練兵任務，萬歷皇帝升他為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批準他到通州練兵。
練兵衙門成立了一個月，徐光啟要人沒人，要餉沒餉，後來到通州，檢閱那里招募的七千多新兵，大多是老弱病殘，能夠勉強充數的只有兩千人，更說不上精選了，他大失所望，只好請求辭職。
萬歷四十八年（1620）三月，萬歷皇帝病重不起，七月二十一日在弘德殿去世，終年五十八歲。七月二十三日，皇太子朱常洛，也就是天啟和崇禎的父親嗣位登基，本來是打算以次年開始改元泰昌，但朱常洛在位僅二十多天就死了，天啟帝朱由校繼位，將萬歷四十八年八月至十二月稱為泰昌元年，次年則為天啟元年了。
這一年，徐光啟極力向朝廷進言︰現今的局勢，唯以火器為第一要務，而能夠克敵制勝者，唯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已。他聯絡教友李之藻、楊廷筠，以私人出資的方式，派遣李之藻的門人張燾、孫學詩到澳門購買紅夷大炮，這是明朝四次向澳門購買大炮的第一次。
當時澳門的卜加勞鑄炮廠號稱是「世界上最好的鑄炮廠」，是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由葡萄牙鑄炮專家伯多祿•卜加勞（Pedro Bocarro）在西望洋山麓竹仔室村尾設立的，卜加勞的兒子萬奴•卜加勞在內港河邊新街附近的麻雀仔街，開設了「萬奴行」，專門從事軍火交易。卜加勞鑄造的火炮性能優異，威力驚人，不止中國、日本、印度、菲律賓等亞洲國家紛紛采購，英、法等歐洲國家也時常光顧，英法半島戰爭中，名將威靈頓手下的炮隊里就有卜加勞炮的身影。
在澳門教會的運作下，葡萄牙商人集資購買了四門大炮，作為兩國友好的象征奉獻給大明，張燾還聘請了葡籍炮手4人、侍從及翻譯6人，許以豐厚報酬，一起解運大炮回京。泰昌元年（1620）十月，一行人從澳門抵達廣州，由于沒有正式官方手續，廣州當局禁止外籍炮手入城，這些葡萄牙人連第一個月的工資都沒領到，就被遣返回澳門了。
張、孫二人押運大炮繼續北上，走到江西廣信（今江西上饒）時，恰逢徐光啟因病去職，考慮到這幾門大炮運到北京可能面對無人接收的局面，二人一時進退失據，只好將大炮滯留在此地。
天啟元年六月，努爾哈赤攻陷遼陽，危急之下，朝廷再招徐光啟返京復職，徐光啟推薦李之藻出任光祿寺少卿兼工部都水清吏司事。李之藻是浙江杭州人，萬歷二十六年進士，也和利瑪竇交往頗深，跟隨利瑪竇學習西方科學，與利瑪竇合譯《坤輿萬國全圖》、《渾蓋通憲圖說》等著作，並洗禮成為天主教徒，他和徐光啟、楊廷筠三人被稱為明末中國天主教三杰。
李之藻和兵部尚書崔景榮先後上書，奏請調運滯留于江西的四門大炮，要求朝廷查訪精通炮術的傳教士陽瑪諾、畢方濟來京幫助造炮，朝廷同意此奏。四門大炮遂于當年十二月運抵北京，經過試射，發現其威力遠大于明軍原有的佛郎機和舊式火炮，朝廷隨即將其中一門大炮發往山海關效力。
百聞不如一見，在親眼見識了紅夷大炮的威力之後，天啟皇帝推動實行「購西銃，募炮師」。而在1620年前後，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一艘「獨角獸」號艦船，因遭遇台風在廣東陽江海域沉沒，擔任廣州府推官的鄧士亮設計絞車打撈起了沉船上的大炮，除了中小銃外，共撈得紅夷大炮36門。天啟二年（1622），張燾、孫學詩以欽差大臣的身份南下，接收了其中的24門大炮，並到澳門招募炮師。當時澳門的葡萄牙人正在應對荷蘭人的威脅，為了爭取明朝的支持，葡萄牙人抽調了軍官、炮手、翻譯等24人隨張燾和孫學詩赴京。
天啟三年四月，24名葡兵和24門大炮一並抵京。兵部在京營內挑選健卒，向葡兵學習炮術，待學成之後分派至邊關各處組建炮營。
八月，葡籍炮手組織炮營進行了三次演習，展示教學成果，在第三次試炮時不幸發生炸膛，一名教官和一名京營士兵當場身亡。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炸膛本是常見事故，但這給了朝中反對葡人進京的保守人士以口實，一時間謗議四起。最終朝廷以北方氣候干燥，葡人水土不服為由，下令將葡兵全部「賜歸」澳門，徐光啟也因此被彈劾去職返鄉。
教官團解散了，炮營學員提前畢業，按原計劃分駐北方各邊關，其中有十門大炮被發往剛剛築成的寧遠城，加上之前出關的那一門，寧遠城總共配備了十一門紅夷大炮，輔以其他數以千計的大小火器，負責遼西守備的寧前道袁崇煥有了「憑堅城、用大炮」的資本，並憑借這些先進武器，至少是在心理上重創了努爾啥赤的大軍。
隨後的歷史，便是天啟帝英年早逝，崇禎即位，黜斥閹黨，朝廷人事大量更替，徐光啟也被起復為詹事府詹事。崇禎二年正月，徐光啟再次上疏要求練兵，崇禎提升他為禮部左侍郎，但對其自請練兵的建議暫未實行，此時的朝廷急于解決遼東軍事危機，練兵這種費時耗錢的事遠水難救近火，唯有購炮才是當務之急。
在此之前，崇禎元年七月，兩廣軍門李逢節和王尊德就奉旨到澳門購募炮師和大炮，時隔一年己己之變，皇太極大軍入塞，崇禎著急地追問所購大炮的下落，才知李逢節和王尊德在澳門購買的大炮和招募的炮手，早在這年二月就自廣州出發了，隊伍由孫學詩和耶穌會傳教士陸若漢督護陪同，包括澳門葡人貢薩握?德謝拉所率領的三十一名銃師、工匠和傔伴，共攜鐵炮七門、銅炮三門以及鷹嘴銃三十門。貢薩握?德謝拉是職業軍人，在徐光啟《聞風憤激直獻疏》中被稱作「西洋統領公沙的西勞」。
對于當時的運輸手段來講，數千斤的紅夷大炮實在是太重了，以致行程屢屢推遲，到崇禎二年十月，才運到山東濟寧。炮隊在此遇到兵部奉旨前來催促的官員，由于漕河水涸，公沙等人便舍舟從陸，晝夜兼程北上。十一月二十三日，到達山東涿州，並在此遭遇了入塞侵明的後金軍。
此時，涿州城內外士民已經亂成一團，都打算棄城而逃，公沙的西勞、陸若漢、孫學詩會同知州陸燧及罷官在鄉的原大學士馮銓商議，急將大炮運上城頭，入藥裝彈，燃放試射，聲似轟雷，後金軍在遼東吃過紅夷大炮的苦頭，聞聲即退去，涿州城因此轉危為安。
隨後，公沙等人繼續攜炮北行，到崇禎三年正月，歷經艱難險阻，終于就要抵達京師了。
崇禎看了這份奏報，心潮不禁一陣澎湃。紅夷大炮的威力他是知道的，一炮轟過去，任你建虜甲再堅，兵再悍，那都是一片血肉狼藉，無可抵擋。當然，相比現代的155榴彈炮，這紅夷大炮就只能算是兒童玩具的級別了，上年臘月廿九日的北京城下，M777榴彈炮的遠程炮火給敵軍的慘烈打擊，崇禎也是看過現場的，只是因為現代155榴彈炮的威力超出了當時人們的想像極限，無法用這個時代的知識理論來解釋，暫且只能將其歸結于法術神力罷了。
提起朱筆，崇禎批示兵部妥善接收這批紅夷大炮，優握安置葡人炮手，籌備訓練新式炮兵。寫到這里，他仿佛看到不遠的將來，明軍大炮齊發，建虜步騎人仰馬翻，倉惶逃竄，大明收復遼東，指日可待！臉上不禁露出了微笑，站起身來，在殿內來回走了幾步，喃喃地自言自語道︰「朕要為這大炮御賜威名，嗯，叫什麼名兒好呢？」
明朝有為大炮命名的習慣，歷史上，公沙一行抵京，明朝將紅夷大炮安置于京師各處城防要地，崇禎給這些大炮命名為「神威大將軍」，並給予葡萄牙炮隊優厚的待遇，隊長公沙的西勞的年薪是一百五十兩白銀，每月額外補貼十五兩生活費，其他人的年薪是一百兩，每月再加生活費十兩，這些待遇相當于朝廷的中高級官員了。
但讓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皇太極對大炮的重視更在崇禎之上，就在公沙炮隊進京的同一年，他利用俘獲的明軍炮手和工匠開展大炮試制，並在盛京城頭公開張榜征召鑄炮匠人，前後征得十七名鑄炮高手，其中匠人王天相、金世祥發明了失蠟法和泥塑法的新工藝，在崇禎四年正月成功制造出了紅夷大炮。
這批大炮重量在三千至五千斤，長度在七尺七寸五分至一丈五寸，每發所用火藥四至八斤，彈丸重八至十六斤，經試放驗證，完全可用于實戰。皇太極欣喜地將這批大炮命名為「天佑助威大將軍」，對參與研制的工匠予以重賞，授予「世襲罔替拜他喇布勒哈番」、「世代金火拜唐阿」等職餃，每月發給錢糧銀二兩，每季領米五石三斗，恩賜房間、地畝，還給每戶賜奴僕二人，以示優恤。
在崇禎四年的大凌河之戰中，後金利用新造的數十門大炮擊敗了明軍，取得了戰役的勝利，從此弓馬嫻熟的八旗有了大炮的加持，軍事實力更是如虎添翼。再往以後，明清之間的戰爭就發展為炮戰了，遼東戰場成為全世界火炮最為密集的地區。
反觀明朝這邊，崇禎提撥徐光啟的學生孫元化為登來巡撫，在山東訓練炮兵部隊，公沙的西勞也帶隊前往登州，協助孫元化練兵，並設立鑄炮基地，采用炮管冷卻鑄造工藝，開發出了加強版的紅夷大炮。大凌河之戰尹始，孫元化按朝廷的旨意，下令手下這支由葡萄牙教官訓練的部隊北上赴援，如果一切順利，他們很可能在大凌河的炮戰中擊敗後金軍。
但朝廷和孫元化都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這支部隊是以東江鎮毛文龍的舊部人馬為基礎組建的，他們根本無意北上作戰，當部隊磨磨蹭蹭走到河北吳橋時，首領孔有德發動了「吳橋兵變」，倒戈殺回山東半島，接連攻陷臨邑、陵縣、商河、青城諸城，並與登州城內的東江舊人耿仲明勾結，里應外合奪取了登州。
當時登州城內的葡籍炮隊表現出了職業軍人的忠誠，他們與叛軍奮勇作戰，包括公沙的西勞在內的12名炮手戰死，僅1人幸免，另外15名技師和工匠受傷。總算是叛軍念及師生之情，沒有殺害這些幸存的葡萄牙人，讓他們在傳教士陸若漢的帶領下返回澳門。
孫元化被叛軍所執，自刎未果，他堅拒叛軍擁他為王的計劃，對孔有德等人反復勸說，終于說服孔有德接受招安。朝廷也同意孫元化的招安建議，並發來詔書，但巡按王道純卻藏匿了詔書，力主消滅叛軍。叛軍長時間等不到招安，又開始作亂，孫元化再次說服叛軍，讓他親赴北京陳情。
到達北京後，朝廷內部針對孫元化展開了一場論爭，徐光啟為他申辯，首輔周廷儒也想保全他，但次輔溫體仁則趁此機會，攻擊周廷儒和孫元化結黨營私，最終崇禎支持溫體仁，處死了孫元化。隨後周廷儒下台，溫體仁晉升首輔，徐光啟溘然長逝。
崇禎六年四月，孔有德帶領一萬三千多人、數百艘戰船以及二十多門紅夷大炮，由山東半島至鎮江堡（臨鴨綠江出海口）投降後金，皇太極對他們的投降極為重視，親率諸貝勒出盛京十里迎接，並使用女真人最隆重的「抱見禮」相待，仍以孔有德為都元帥，安置他在遼陽自成一軍，稱「天佑兵」。
如果明末沒有引進西方的紅夷大炮，哪怕在正面戰場上明軍仍然不能抗衡後金，但基于大明百倍于對手的人口優勢，後金想要奪取中原會面臨很大困難。冷兵器時代，兵員的數量優勢可以抵消對手的戰力優勢，即使是以10比1甚至20比1的交換比，也不是人口稀少的後金所能承受的。但有了大炮，一切就不一樣了。
崇禎回到御座，將「神威大將軍」五個字寫在紙上，端祥良久，又繼續往下省閱公文。
第十二份公文是貴州巡撫朱燮元的奏報。朱燮元是浙江紹興人，明神宗萬歷二十年（1592）進士，歷任大理評事、蘇州知府、廣東提學副使等職。他在任內平反冤獄，革除民弊，撫定織工事變，施政頗稱賢能。後因父母年高，棄官歸家，侍養雙親十年。萬歷四十四年（1616）二月，起復為陝西按察使，後又轉任四川左布政使。
天啟元年（1621）九月，貴州永寧土司奢崇明和水西土司安邦彥發動叛亂，佔據重慶，奪取遵義，連破四十一州縣，水陸並進，包圍成都。朱燮元臨危受命出任四川巡撫，征調各方力量開展平叛，基本穩住了局勢。天啟六年（1626）六月，朱燮元因父親去世回家服喪，職務由兵部尚書張鶴鳴接替，已經緩和的局勢再度惡化。
崇禎元年（1628）六月，朝廷起復朱燮元為兵部尚書，總督雲南、貴州、四川、湖廣、廣西軍務兼貴州巡撫，他移駐貴竹司（治今貴州貴陽），招流移，廣開墾，恢復經濟；據險要，立營壘，充實軍伍，用了一年多的時間消滅了叛軍主力，奢崇明、安邦彥敗死。
此次朱燮元所奏之事，即是安邦彥之佷安位率余部繼續頑抗，朱燮元采取「四面迭攻，漸次蕩滌」的方略，屯兵險要，四面包圍，逐步壓縮，絕其資儲，在強大的軍事、經濟壓力下，已經具備迫降安位的條件，他請求朝廷允許安位投降，並且提出不對當地進行「改土歸流」，這是吸取萬歷年間平定播州土司楊應龍叛亂之後，搞改土歸流效果不佳的教訓。
崇禎提筆批示，對朱燮元的平叛功績給予嘉獎慰勉，但對他提出的不在當地改土歸流則予以否定。
第十三份公文是福建巡撫熊文燦的奏報，內容是調解鄭芝龍與李魁奇之間的釁爭。
鄭芝龍，小字一官，號飛黃（或飛虹），明萬歷三十二年（1604）三月十八日，出生于福建南安縣一個小官吏家庭。十七歲時，赴澳門依附舅父黃程謀求發展，他到過馬尼拉，學會了盧西塔語和葡萄牙語，並接受天主教洗禮，取教名尼古拉斯•加斯巴德（Nicholas Gaspard）。
大約在天啟三年（1623）或更早一些，黃程派遣鄭芝龍隨日本平戶華僑首領李旦的商船，押送一批白糖、奇楠、麝香、鹿皮等貨物，從香山澳放洋，遠赴日本，僑居長崎，在此期間鄭芝龍得到了李旦的賞識（據說二人有龍陽之事），開始參與李旦集團的海貿業務。明末中日之間的直接貿易受到禁止，台灣和澎湖成為兩國貿易的中轉站，李旦是當時從事中日貿易的最大海商，那個時代的海商通常也兼為海盜。
十七世紀初，荷蘭人就積極拓展對中國和日本的貿易，到了1622年（天啟二年），荷蘭逐漸成為海上霸主，取代了葡萄牙的香料壟斷地位，在巴達維亞建立了亞洲貿易總部。當時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總督是彼得遜•庫恩，他的貿易構想是把美洲和日本的白銀支付給印度的紡織工，把印尼群島的香料、檀香、燕窩和其他熱帶產品，和大明的絲綢、瓷器交換。同時，他還想搶奪西班牙和葡萄牙在馬尼拉和澳門的貿易，也就是用美洲和日本白銀換取大明生絲和瓷器的貿易。
1622年7月，他派遣具有豐富作戰經驗的雷約茲（elis Reijersz）率9艘船佔據澎湖，並允許雷約茲和日本及明朝海盜合作，搶劫航行于廈門和馬尼拉之間的商船，擄掠沿岸明朝百姓運到巴達維亞充當奴隸。
天啟四年（1624）明朝增兵澎湖，準備殲滅或驅逐雷約茲，200艘戰船和一萬軍士包圍了荷蘭人，雙方對峙期間，荷蘭人想到當時正在台南的李旦，于8月17日將他接到澎湖，在李旦的居中調解下，明荷雙方達成口頭協議，荷蘭人于8月26日放棄澎湖，撤往台南建立貿易基地。
根據雷約茲和韋特（de Witt）在1624年的書信顯示，鄭芝龍曾為荷蘭人提供翻譯服務，並奉荷蘭人之命率帆船在海上劫奪大明與西班牙（馬尼拉）之間的貿易商船。由此可見，這時的鄭芝龍已經在大明、日本、西班牙、荷蘭的多方較力之間嶄露頭角了。
鄭芝龍曾赴日本駿府（今靜岡縣）晉謁已退隱的幕府將軍德川秀忠，並敬獻藥品，德川秀忠是德川家康第三子，當時日本的實際統治者，他在長崎賓館招待鄭芝龍，賜賚優握，由此日本人視鄭芝龍為光榮顯赫人物，地方豪貴爭相與之交游，稱他為「老一官」。
平戶藩是當時日本的對外貿易中心，各國商船雲集，因鄭芝龍熟悉海事，又善外交，被幕府看重，平戶藩諸侯松浦氏為他在平戶附近的河內浦千里濱（即今長崎縣松浦郡千里濱）賜宅地建新居，並介紹家臣田川昱皇之女田川松與之聯姻。
時田川氏年方十七，性情端淑，婚後于1624年8月27日（日本寬永元年，天啟四年七月十四日）生長子鄭森，即後來大名鼎鼎的鄭成功，1629年（崇禎二年）生次子田川七左衛門（隨母姓）。
在平戶，鄭芝龍結識了另一位日本華僑領袖顏思齊。顏思齊是福建漳州人，原是個裁縫，他生性豪爽，仗義疏財，身材魁梧，精熟武藝，萬歷三十一年（1603）因為殺了人，走投無路逃亡到日本。初到平戶，顏思齊仍是干他的裁縫本行，但錐處囊中，自然會月兌穎而出，沒多久他又殺了一個日本武士，因此聲名大噪，在華僑中樹立了威望，還被日本地方官府任命為協調海上貿易糾紛的甲螺（頭目之意）。
天啟四年（1624）六月，也就是在田川氏生育鄭成功之前一個月，顏思齊召集心月復骨干28人結拜盟誓，謀劃推翻德川幕府統治，建立政權，接受明朝冊封，鄭芝龍便是其中最年輕的一員。
這次舉事由于泄密而失敗，顏思齊等人分乘13艘船逃往台灣笨港（今北港），在這個人煙稀少，瘴氣橫生的荒島上伐木闢土，構築寮寨，並從泉州、漳州等地招募眾多移民前來開拓新天地。到第二年，來台的大陸漢人已達數萬人。
顏思齊將墾民分成十寨，發給銀兩和耕牛、農具，開始了台灣最早的大規模拓墾活動。墾荒需要資金投入，他挑選了一批有航海經驗的漳、泉人士，以原有的十三艘大船，利用海上交通之便，開展與大陸的貿易，同時組織海上捕魚和島上捕獵，發展經濟解決移民生產生活的物質需要。他的開台業績，受到後人世代緬懷，海峽兩岸共稱他為「開台王」。
天啟五年（1625）九月，顏思齊和部眾到諸羅山捕獵，豪飲暴食，不幸染傷寒病，數日後竟一病不起，英年早逝，年僅三十七歲。臨終，他召眾人告之曰︰「不佞與公等共事二載，本期創建功業，揚中國聲名。今壯志未遂，中道夭折，公等其繼起。」眾人繼而推舉鄭芝龍為盟主，繼續開拓大業。
幾乎與此同時，李旦也在天啟五年八月去世，因緣際會之下，鄭芝龍既繼承了顏思齊的武力，又繼承了李旦的財富，從此開始走向人生巔峰。
天啟六至七年間（1626至1627），鄭芝龍以台灣魍港為基地，數率船隊襲擊福建，劫掠泉州、金門、廈門和廣東靖海、甲子等地，福建官兵屢戰屢敗，只能眼看他縱橫東南海上，束手無策。明廷對鄭芝龍沒法剿滅，又想利用這支海上勢力與荷蘭人抗衡，所以不斷對其進行招撫。
崇禎皇帝即位後，鄭芝龍覺得時機已到，接受福建巡撫熊文燦的招撫，正式降明，受任「海防游擊」、「五虎游擊將軍」。于是，他離開多年經營的根據地台灣，打著為明廷「剪除夷寇、剿平諸盜」的旗號，在晉江安平扎下大本營，使之成為擁兵自守的軍事據點和海上貿易基地。
這時的鄭芝龍，勢頭如日中天，擁有雲集漢人、日本人、朝鮮人、馬來人、黑人組成的混合部隊三萬余人，艦船千余艘，儼然已是一支能在中國海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抗衡的重要力量。
李魁奇原是鄭芝龍的同伙和屬下，他和鄭芝龍一起接受明廷招撫，後因兩人之間的矛盾，李魁奇復叛。熊文燦為制衡鄭芝龍，力主招撫李魁奇，他派遣官員調解鄭芝龍和李魁奇之間的釁爭，讓鄭李二人歃血訂盟，永釋仇隙，並給兩人劃分了勢力範圍，特上奏向皇帝報告。
值此後金大軍破邊入侵之際，崇禎自然不希望東南沿海再起紛爭，他提筆批示，令熊文燦對此謹慎處理，不可疏忽再生事端。崇禎沒有想到的是，鄭李諸人都是海盜出身，勢力地盤是用實力說話的，豈會因官府的一紙調解就各安其分？其後不久，鄭芝龍就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支持下，將李魁奇部殲滅，形成鄭氏一家獨大的局面。
再往下一份公文是昌黎知縣左應選上奏的。面對洶洶而來的後金軍，左應選不僅守住了昌黎縣城，還著力安靖縣境地面，後金軍攻昌黎不下退走後，地方局勢混亂，縣城西北十五里的鳳凰山聚集了上千白蓮教眾，趁亂搶擄婦女，殺掠老幼，左應選派遣民壯李士奇率鄉民圍殲了這伙歹人，縣境才漸歸安寧。崇禎閱罷微微頷首，御筆給予嘉勉。
再後一份公文卻是內閣首輔韓爌的辭呈，此前韓爌已經三疏請辭了，崇禎都禮節性地未予批準，這次的辭呈言辭懇切，除堅持以疾病為由力請辭職外，還陳述了關于國計民生的一些建議，拳拳之心，溢于紙上。崇禎批示接受其辭職，並賜路費一百兩白銀，彩緞四表，派遣行人孔聞籍使用驛站系統護送其歸鄉。所謂「行人」是明代的一種官職，類似于後世的交通員，主要負責遠行頒發詔敕、冊封宗室、撫諭請蕃、征聘賢才、賞賜，慰問、賑濟、祭祀等工作。
擱下朱筆，崇禎不禁又思考起韓爌離職後的首輔人選問題。按照通常的慣例來講，首輔去職，自然應由身為次輔的李標遞升接任，但李標的情況比較特殊，他之前就干過一段時間的首輔，韓爌的首輔位子是他讓出來的。
李標，字汝立，河北高邑縣李家莊人，萬歷三十五年（1607）進士，曾任禮部尚書、戶部尚書、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他為官清正，中立無黨，性耿直，敦大禮，顧大局，明辨是非曲直，敢于直言諫君。崇禎元年三月入閣，沒多久，閣臣李國普、來宗道、楊景辰相繼去職，李標便當了首輔。任職期間，他在一些事情上多次勸諫崇禎，尤其是勸阻了崇禎對劉鴻訓、瞿式耜、錢謙益、章允儒等人的處分，崇禎懷疑他結黨營私，他便激流勇退，主動讓出了首輔的位子。
考慮再三，崇禎還是決定暫由李標復任首輔，先穩定朝廷局面，再圖後計。
歷史上，韓爌去職後，李標又當了一個月的首輔，可能是實在難以與崇禎做好配合，侍候不了這位皇帝，他連續五次上疏請辭，卸職還鄉，六年之後五十五歲就去世了。崇禎一朝輔相五十余人，能保全令名，全身而退的不多，李標是其中之一。
崇禎又拿起下一份文書，卻是河南巡按吳生的奏文，報告在南陽捉拿到一個假冒王爺的騙子。古代信息傳遞速度慢，又沒有語音視頻之類的科技驗證手段，假冒他人設局行騙的事不少，但奏文中的這個騙子卻是毫無技術含量，純粹就是一個無知無畏的妄人。這人假稱自己是泰昌帝之子，是天啟皇帝的弟弟，崇禎的叔叔，這種騙詞說明他連朝廷的基本情況都不了解，想當然地以為崇禎是子承父業接替天啟帝的皇位，卻不知其實是兄終弟及。崇禎看了報告不禁訝然，提筆批示此等妄人不必解送至京，就地正法即可。
大殿里肅穆寧靜，時間在紙頁的翻看聲中不知不覺地過去，已到晌午了，曹靜照在宮門外悄然看過幾次，終于小心翼翼地捧了茶盞，斂聲屏氣近到御桉旁，將茶盞放到桌上，輕聲問道︰「皇爺，該傳午膳了？」
崇禎抬頭不置可否地哦了一聲，又似想到了什麼，說道︰「喚王承恩來。」
不一會功夫，王承恩就趕到了乾清宮，進門行了禮，便侍立一側听候吩咐。
「薛貞是否已提解到京？」
崇禎此問一出，王承恩不禁心中暗暗叫苦，眼下虜兵入犯，京畿靡爛，永平陷落，山海臨敵，值此危難之時，皇上怎麼又想起了這逆黨之事？
薛貞是天啟朝的刑部尚書，其人依附魏忠賢，利用掌管刑桉的職權陷害無辜。崇禎繼位後，誅殺魏忠賢，對閹黨實行政治清算，欽定閹黨逆桉人員共八類，三百一十五人，薛貞忝列第二類——結交近侍十九人，僅在首逆同謀六人之後。
起初薛貞只是被罷職歸鄉，並未逮捕問訊，後來隨著逆桉清算的深入，崇禎下旨將其提解至京審問定罪，但是旨傳下去了，卻一直未聞回音。
「尚未提解至京。」王承恩小聲答道。
「去年就下了旨，怎麼到今年還未解迄？」崇禎從御座起身，來回踱了幾步，威嚴說道︰「定是那些官員們營私蔑旨，敷衍塞責，辦事不力，如此公然瀆職之舉，六科給事中也不檢舉揭發，共為隱，必須嚴肅追責。」
「傳朕旨意，給事中曹思稷、王繼廉俱降一級，調外任；余昌祚降俸二級，刑部主事楊整岡降二級！」
「奴婢領旨。」王承恩心里將這幾個人名和處罰內容默誦了幾遍，惟恐記憶稍有錯漏。
這時，宮門外匆匆進來一個大紅盤領衫的身影，卻是司禮秉筆太監曹化淳，他近到崇禎跟前，躬身稟道︰「陛下，大司馬梁廷棟有緊急軍情求見！」
大司馬是兵部尚書的雅稱，在這午膳時分急于求見，又稱是緊急軍情，料必事關重大，崇禎听了心里一驚，不知這軍情消息是喜是憂，卻又不便遽問，恐有失君主的沉穩威嚴。
「遵化收復了。」曹化淳揣摩到了皇帝的心思，上前一步小聲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