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君」回國後，楚教授對她在日本的生活和學習情況特別關心。
一連幾天，楚教授都在時不時詢問相關情況。
「君君」被問得都不想回答，總覺得父親關心太過頭了，很是有點煩。
畢竟是離開父親太久，畢竟父親的壓力一直很大，畢竟父親和母親離婚後，基本上是父親一直在關心照顧自己，還有郵寄生活費。
這讓君君，從內心上來講，必須要學會隱忍，這也是一種成長。要關心父輩們的思想，盡可能順著他們的意思。
但是，畢竟在日本已經生活了一年多，回國後，還是有很多不習慣。
畢竟，圈子不一樣！
從生活到學習，到朋友圈，到見到的人和事情，楚教授仿佛就想知道君君一切的情況，好似一個警察盤問犯人。
關于對日本文化和歷史的看法，楚教授覺得女兒君君的理解和想法，君君還是有很大改變，這讓他懷疑自己讓女兒去日本留學的決定到底是對，還是錯？
中日一衣帶水，風俗文化的交流源遠流長。
秦漢時期稻作文化傳入日本，唐朝時期儒學傳入日本，宋元時期飲茶習俗通過榮西之手傳入日本，無論是物質方面精神方面以及國家制度方面，中國都在全面的影響著日本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可以說，中日兩國風俗文化的相互關系異常緊密。
到近代，日本在中國的影響下風俗文化、社會的文明度都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中國在近代落後于世界的時候，也得到了日本的影響，通過日本間接的同西方先進文明接軌。漢字稱為兩個民族之間文化交流的一個符號和象征。在鴉片戰爭以前的歷史時期，中國是文化的輸出者，漢字作為先進文化的代表，促進了日本文化的發展。而近代之後，卻出現了另一個傾向，日本漢字回流到中國，開始回饋中國漢字。
鴉片戰爭以前，中日兩國的交往中，中國長期居于文化輸出國的地位。從秦漢時期開始，漢文化就開始慢慢的向日本滲透。進入唐代之後，更是以強大的聲勢影響著日本。中國的政治法令、學術思想、文學藝術、風俗習慣以及娛樂游戲個個方面，都成為日本人的學習對象。比如，儒家的《孝經》，在日本就廣為流傳。文武天皇時期，《孝經》傳入日本，並成為科舉考試必考科目。日本孝經的版本，數量之多，品類之全，堪稱世界之最。漢書在日本的流傳必然影響到對漢字的學習。日本遣唐使到唐朝學習，要遵從日本學制的規定，不遺余力地學習使用漢字。比如，著名的遣唐使阿倍仲麻呂就是學識豐富的漢學家。漢字不僅是日本人學習漢文化的工具，而且還促進了日本文字的產生，奠定了平、片假名產生的文字基礎。據文獻記載，日本原本是沒有文字的，漢字傳入日本以後經過種種模索，終于創造出了日本人自己的文字平假名，由漢字的草書演變而來；片假名，由漢字楷書的偏旁部首演變而來，兩者讀音相同只是書寫不同。另外，假名也是標語漢字之上的讀音。他們組合在一起形成了自身的意思，也形成了日本獨特的文章書寫方式——漢字假名混寫體。
總的來說，近代以前，中國的漢文化以漢字為媒體，對日本文化的發展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促進作用。這後面的背景就是漢文化的優勢低溫，而語言文字的影響不過是優勢文化影響的一個表現而已。
鴉片戰爭清朝戰敗，中國和日本的交流中角色也發生了戲劇性的逆轉。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尋求日本富強的經驗，模仿日本變法維新成為了一種社會思潮桌布蔓延開來。最典型的就是康有為，其變法的核心由「托古改制」轉變為「仿日維新」。 在中日兩國文化交流關系發生轉變的過程中，日本漢字開始回流到中國，開始回饋漢語。明治時代，日本人為了加快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必須大量翻譯西方的科學技術文獻。原有漢字已經不能滿足日本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需要，于是日本人開始大量創造新的漢語詞匯。
在宋元時期的中日文化交流中，僧人充當著重要的角色。比如，無準師範、榮西、成尋等。此外，宋代中日兩國的醫學、陶瓷、建築等都有了很大的發展，兩國之間的交流更加頻繁。984年，日本著名醫生丹波康賴以中國唐代孫思邈的《千金方》為主要參考資料，編成《醫心方》30卷，根據當時的實際需要，取舍摘錄了隋唐名醫書中關于內、外、婦產、小兒、針灸、眼等科的學說，成為當時日本醫學發展重要成果的重要總結。享有很高聲譽的「瀨戶燒」是由日本著名陶工加藤藤四郎發展起來的。他于1223年來中國學習燒制陶瓷的技術，逗留五年，1228年回到日本在山田郡的瀨戶村試燒，成功後在瀨戶大量燒制。宋代傳入日本的建築式樣有兩種，一種叫天竺式，一種叫唐式。
日本的「茶祖」榮西。榮西是日本臨濟禪宗的創始人。出生于日本現岡山縣的一個神官家庭，自由學習佛法，造詣深厚。中國茶葉在8世紀傳入日本以後，日本完全依賴中國輸入，但飲茶風俗只限于宮廷貴族等階層，很難普及到民間。9實際後，隨著停派遣唐使，從中國進口茶葉劇減，飲茶之習俗逐漸衰亡。宋朝時期隨著榮西深入學習中國佛教，多次渡海入宋，將中國茶籽帶回日本培植並廣為傳播。使中國的茶種及茶得栽培飲用方法在日本得到推廣。隨著茶樹栽培的普及，飲茶也開始成為日本廣大民眾的習俗。榮西把他所著的《吃茶養生記》獻給當權者，更加快了茶的推廣。
宋元時期，中日僧侶往來絡繹不絕，出現了為數眾多的入宋僧和赴日僧，禪僧的往來成為了當時文化交流的橋梁和中介。這一時期，中日兩國沒有官方的正式外交關系，政府之間沒有使節往來，兩國的聯系除了宋商以外，就是佛教僧侶。日本入宋僧侶較多，其中最著名的有裔然、成尋等人。根據史書《三國志》的描述，日本彌生時期的男性用長布將身體裹起來，這種形式的衣服成為「袈裟」，女性在布得中央剪一個能夠讓頭露出來的孔，將布披在身上，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服飾。公元6世紀，開始出現「服色制度」，頭冠統一規定為黑色，門襟采用左衽，領尖至腰間，袖子為筒形袖，長度在膝蓋以上。這就是初步的和服。
公元8世紀，中國正值盛唐時期（日本平安時代）。隨著中日文化的交流中國的唐裝傳入日本，對日本的和服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日本天皇宣布，全國不論男女老少穿衣服都要以唐朝的模式進行。當時和服的名稱叫「唐草」、「唐花」、「唐錦」等。日本人穿衣習慣由原來的左衽變為右衽，也是在這個時代開始的。
日本的平安時代、鐮倉時代是日本服裝走向獨立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894年日本撤回遣唐使，中日政府上斷絕了往來。和服的發展有了日本自身的文化特色，開始建立區別于中國服飾的獨特風格。尤其是染色技術的發展，使當時的和服色彩有了多樣化的發展，但和服的樣式卻朝著簡單化的方向發展。元朝時期，中國得到統一，並連續十次侵犯日本。日本人為了便于戰爭，服裝又回復樸素，寬袖變回窄袖。
從面料選用到制造工藝上不斷受到中國的影響。古代中國的紡織技術發達，至今絲綢忍讓是中國江浙地區的代表性產物。日本最初的和服面料以絲綢、麻為主，隨著紡織技術的發展其面料更加豐富。和服的刺繡工藝和圖案，也隨著唐代中國文化的輸出，中國吳越地區的刺繡傳到了日本，吳服稱為日本當時上流社會的正式服裝，至今日本仍將帶有刺繡的和服稱為「吳服」。日本刺繡中的各種圖形大都來源于具體生活中的各種道具。題材非常豐富，大都受中國古代文化的影響。
從繩紋時期大陸與日本列島的原始居民可以自由往來到894年停派遣使團，在這1000多年的古代中日交往中，日本全方位、多層次、多角度的吸收中國文化並加以選擇、甄別和融合，最終形成了日本特色的民族文化。古代日本對中國文化的吸收大致可分為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個方面。
日本原本沒有稻種等農作物，其主要食物來源是禽、獸以及魚、貝類。睡到的傳入改變了日本的飲食結構，也改變了整個日本社會的發展。將日本推進了一個嶄新的時期，即進入文明社會的「農耕文化」。隨著睡到的普及，人們的生活場所由以前的山地、森林、海濱地帶移到濕潤的低窪地帶。並且，水稻的種植及農作物產量的增多，使彌生人定居下來，形成了村落。其次，隨著水稻的廣泛種植及栽培技術的發展，分工越來越細。男子的社會低溫越來越凸顯，婦女主導地位開始動搖。日本逐步由母系社會向父系社會轉變。
物質文化的另一個主要方面是金屬器的傳入。日本在進入農耕時代的同時也步入了金屬文化時代。水稻及金屬的傳入給日本帶來了農耕文明和金屬文明，加速日本由原始落後的漁獵社會向先進的階級社會轉變的進程。這次物質文化的大量吸收從整體上改變著日本社會。在漢文字傳入日本的同時，儒學也隨之傳到日本。在日本的發展史上，日本儒學隨著中國儒學的發展自身需要而不斷發展。日本學者說，「日本儒學史可以看做是帶有相應變形而壓縮地重復了中國的儒學史」。儒學自傳入日本，其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有起有伏。但儒學作為古代較為先進的文化思想在日本的傳播中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其影響領域是非常廣泛的。政治方面，為統治者加強思想統治和維護政局起到了積極作用。教育方面，成為了私塾傳授的主要思想。在道德和風俗方面，將「孝」的思想移植于日本道德觀念中。
隋唐時期是日本大幅度、全方位吸收中國文化的時期。除物質文化精神文化之外，日本還如饑似渴地效仿中國的制度文明，進行改革以求日本社會的穩定進步，增強國力。古代日本全面吸收中國政治制度文化的歷史事實中以推古朝改革和大化改新兩次制度革新最為明顯，這兩次改革將日本推向了封建文明社會。封建時期，中國的強大和興盛引來了日本的學習和效仿，大量的吸收中國文化建立起了本民族獨特的風俗文化。但同中國的關系並沒有消失，處處留有中國古代文明的印記。語言、服飾、思想等等方面，進行了全方位的交流。
實際上，以上這些都不是楚教授重點關心的。他最關心的事，就是關于川島芳子在日本後來的一些行蹤，以及她當時收羅的一些皇家寶藏，到底去了哪里？怎麼自從川島芳子被處死之後，一切都杳無聲息？
「太多的國家瑰寶，戰亂時候流落到海外，一直沒有聲息，好像消失了似的！」楚教授暗自嘆息道。
君君在辦理了姥姥的一切後事之後，立即搭上了飛日本的飛機！
在飛機上，君君一直銘記臨行前，父親交待的幾件很重要的事情，她一定要弄清楚。
其中，就有川島芳子寶藏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