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遂尚未回答，一名中年文士率先答道：“我大唐目前有户一百八十四万七千余户，约丁口四百八十万余人。”此人是户部尚书陶潜。
“谢谢陶大人。再请问我大唐现有在册官吏几何？”林枫继续着他那种跳跃式的问话，带着现场所有人的思路走。
“二千四百余人。”这次回答的是吏部尚书严绩。
“谢谢严大人。”林枫听闻后不由心中暗叹，1：2000的官民比例，在历朝历代中已经属于比较低的啦。
“也就是说，我们平均一个官员大约要负责管理二千余名百姓，如此官民比例在日常管理时尚可，但如果遇到大旱、大涝、战乱等极端特殊情况呢，可想而知，我们的官员必然应接不暇，手忙脚乱，这是人手不足的问题。下面，我们再谈财力的问题。”林枫侃侃而谈，现场的大小官员都愣愣地看着他，以前从来没有人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自然感觉十分新鲜别致。
“陶大人，不知我朝财政年度收支情况如何？”林枫向陶潜请教道。
“我朝国计遵循量入制出，岁计大致相抵。”陶潜摇了摇头，说道。
中国古代称财政为“度支”、“国用”、“岁计”、“国计”。“度支”、“国用”指国家的费用开支；“岁计”指国家年度收入和支用的计算；“国计”指国家财政。量入制出，也就是收多少花多少，此财政思想在先秦时期提出和形成，并成为历代所遵循的理财原则。
“也就是说，如果碰到大的灾难或突发事故，我们并没有多少空余的钱粮去赈灾，更不用说在局部地区时常发生的小型灾难。这正是我朝财力不足的问题。”林枫再次总结道。
“这就是十分现实的问题。我们想利于百姓大众，但我们却没有人，没有钱，没有粮，怎么办？如果，我们采取商爵法，鼓励引导广大富商地主舀出他们多余的钱财，用到百姓最需要的地方去，比如，建义学、修水利、赈灾民。这样子，穷苦大众从中得利受益，地主富商从中获得了自身心灵的满足，赢得了官方民间的认可，两个阶层之间的对立也在无形中减弱。而我们呢，只是舀出一个引导性的政策，没有多少实际付出，却解决了百姓困难，缓解了社会矛盾，统治的基础更加坚实，这是一场三方皆赢的局面，何乐而不为？”林枫继续循循善诱。
“好，林议郎此法在互补贫穷有无、缓解社会矛盾的同时，还树立了社会上向善向好之风，臣认为此法大善。”韩熙载率先评价道，第083章度使的权利过大而造成军事割据的恶果，一直有意地剥夺消弱带兵将领的军权。“唐制，节度使不在镇，而以副大使或留后居任，则云知节度事”。昪元六年（公元942年），李昪以宋齐丘赴洪州，任镇南军节度使。李璟继位后也曾以老迈的周宗为镇南军节度使，曾以宋齐丘为镇海军节度使，而这二人都没有能力承担军事。一定意义上，南唐朝廷私下里已经将出任节度使作为一种贬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