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政啟一旦著手進行深度改革，就會發現事事受阻，推行不易。
在傳統王朝推行的現代化運動中，有兩個因素一旦相互結合，將可能導致這個專制王朝的新政改革過程迅速走向改革危機。第一個因素是民眾與知識分子自下而上的政治參與壓力的急劇膨脹並超越了現存專制政治的承受限度；第二個因素是傳統政治中心的權威與整合能力由于某種原因而急劇流失，從而使中央政權喪失對時局與社會矛盾的控制能力。
政啟正是面臨著這樣的難解困局，在沒有足夠政治權威的前提下，他試圖拉攏宗室親貴的保皇黨壯大自己的力量。
政啟之胞弟載濤雖只是年輕親王，卻渴望縱橫疆場，並與馬產生了不解之緣。不但愛馬，而且騎術精湛。在京城中，濤貝勒騎馬、養馬、相馬是出了名的。他對軍事懷有特殊的興趣，這是有歷史原因的。滿族人具有中國北方騎射民族的特點。到清後期，雖然皇室腐敗現象日益嚴重，但對滿族官員仍強調文武兼備。載濤的父親老醇王是皇族中公認的杰出軍事將領，一生主要是帶兵、練兵。
其實載濤身上雖沒有乃兄光緒和政啟性格中的猶豫，但也同樣缺乏必要的政治經驗。
但1904年7月19日，剛剛登上皇帝寶座的政啟，就使用皇帝的名義，下旨晉升載濤的爵位︰「貝勒載濤著賞加郡王餃。」1904年8月15日，載濤又得到一枚二級寶星榮譽勛章。這個勛章等位頗高，不輕易頒發，只獎給那些有特殊功績的人物。同時受勛的劉飛揚、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都是在新政或其它事業中功勛卓著的大臣，但得到的勛章級別卻低于載濤。同年10月14日，載灃再次下旨晉升載濤的爵位︰「賞郡王餃人多羅貝勒載濤佩戴郡王爵章」。在短短不到三月的時間內載濤加官普爵，離實封郡王只差一步之遙。
除了載濤，政啟上台之後迅速崛起了一群皇室親貴子弟，他們在思想傾向上屬于追求變革的保皇黨少壯派政治人物。這樣的保皇黨產生的權威力度可想而知。
直到此時，劉飛揚在長期的政治生涯中能夠做到準確把握時局，順勢而動，其開明形象、鐵腕形象在朝野上下乃至國內外都具有強大的政治號召力。不論劉飛揚在這個時期于主觀上是否有分離傾向，他的勢力之大足以讓新崛起的政治核心心存顧慮，同時，由于光緒皇帝作為國內百姓頗有好感的皇帝消失，也在客觀上為劉飛揚減少了政治上的束縛。無論是劉飛揚自己，還是保皇黨少壯派，雙方都心存猜忌，二者的不信任心態導致時局更加緊張，甚至達到劍拔弩張的狀態。
但是事情絕非這麼簡單——矛盾和猜忌只存在于保皇黨少壯派與劉飛揚個人之間。因為劉飛揚並不孤獨，他雖然位列軍機，坐鎮京師，但一直是地方實力派的代表人物，並且身後有強大的人民力量黨、隱蔽的國民黨和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開明地主作為後盾，最重要的是他掌握了清朝大多數的軍事力量。
而以政啟為代表的皇室也並不單單是滿人政權的代言人，保皇黨的領袖，同樣民主黨、清流黨也是清朝正統的忠實維護者，也是繼光緒之後改革運動的實際主持者，自然也有一大批追隨者。
無論哪一派政治力量在角逐中落敗——不管是劉飛揚還是政啟皇帝，都意味著一場巨大的政危機。
一旦劉飛揚在政治上被排擠出局，則預示著朝庭內外的一大批掌握著實際權力的劉飛揚勢力將與朝庭結下仇隙，更預示著地方督撫權力遭到削弱，局勢勢必朝著危機方向發展——轟轟烈烈的政治改革很可能以革命、內亂而告終。
一旦政啟皇帝的中央集權政策改革受阻，則意味著近代化進程遭遇挫折，在沒有強有力中央權威的前提下，政治體制的轉型、新政政策的順利施行也無從談起。民主黨和清流黨的和平改革的願望，君主立憲的制度難以實行。
也正因如此，政啟和劉飛揚二者的對立和矛盾更顯得錯綜復雜。
本來政啟改革開局還算順利，經過幾年光緒的政治的改革，實業經濟的建設，所以中國已經具備了一定的新政根基。社會的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各項改革都能按部就班地進行，並直接推動了政治體制本身的變革；但是改革形勢的發展，不但沒有消除中國國內的壓力，而且進一步激化了一系列的新矛盾。
新政改革尤其是憲政改革，涉及到各派政治力量的權力和利益沖突。
特別是劉飛揚在挽救戊戌變法，擊敗慈禧後，他在朝中一家獨大。雖然劉飛揚並不刻意去控制中央政權，但是在地方上，他以佔據了三分之一的省份。
「新政」之後，兩江又顯然成為地方新政的藍本，並且直接促成了全方位新政事業的開啟。特別光緒駕崩，政啟上台後，劉飛揚對朝庭和政局的影響急劇加強，出現了劉飛揚未嘗不足以敵中央的局面。
自從保皇黨官僚鐵良自作聰明制造出「漢人強，滿洲亡，漢人疲，滿人肥」的口訣以來，滿漢之間的成見和相互猜疑已深植滿族親貴心中，這就使政啟與劉飛揚的矛盾同滿漢矛盾混淆交織在一起。
政啟上台後，中央各部都設法在省一級設立隸屬于自己的直屬機構。各省督撫對設在本省的部屬署、局普遍持反對態度，有的明確反對，有的只是在名義上隸屬中央部堂，實際操控權還在地方官員手中。
在1904年9月，新設的商部尚書載澤計劃在各省建立商部分支機構商務局，以期從中央到地方實現政令通達，全國商務有序展開，但是由于各省的實業建設早在中央下達政策之前就已經大面積開展，所以早已經有了類似于商務局的官方機構，這就涉及到中央與地方的利益分割問題。各省督撫普遍反對商部的決定。但是在各省設置中央直屬機構是近代化國家不得不做的一項行政改革工作，所以在當年的10月份，商部的直屬機構各省商務局還是在朝廷的強制要求下于各省成立。但是具體設置方式已經不得不與地方地方督撫妥協。
按照商部的要求，各省商務局的負責人商務議員必須精通工商事務，具體職責為貫徹落實商部制定的有關發展工商業的政策，並協助、監督本省的落實狀況，以及進行工商實業和相關事務的調查統計，並按期編制統計數據上報商部，此外還有保護工商業者和歸國僑商的任務。
商務局作為中央部堂直屬機構，自然有直接向商部報告的權力，但其報告的副本需要同時呈送所在省督撫。
但是後來的運行情況讓商部十分尷尬。到1905年，全國已經任命了44名商務議員分派各省，但是他們卻無法執行商部的指示，他們在名義上是商部的屬員，在實際上卻是各省督撫的真正下屬。
第二百一十九章保皇黨少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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