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7月4日，康有為率領改良派在朝廷上當面指責劉飛揚「大權獨攬」。要求劉飛揚把掌握的朝內外的要職和軍權分出。
而同時，滿人聞訊紛紛而動，載灃等面奏光緒皇帝，攻訐劉飛揚「心存匠測，若不早為抑制，滿人勢力必不能保全」。
光緒雖然有些心動，但是他在經過一次戊戌政變後，在政治上成熟了很多。此時，劉飛揚掌握了朝中的多數要職，而且軍隊幾乎為他所把持，所以要反對他，不得不考慮他可能像慈禧一樣再來一次政變。因此，光緒對此事小心謹慎。
7月13日，光緒在乾清宮召開御前會議，他想在這次會議上對劉飛揚的權力進行一些限制，並而收回一些權力。
無論是改良派還是頑固勢力，此時都認為劉飛揚是一個單純的官僚，認為他並沒有明確的政治理想。在官制改革中，他時而贊成改革，時而反對一些改革，他的政治主張在此時顯得非常矛盾。
在此次乾清宮的御前會議上，原先光緒是準備以立憲來限制劉飛揚。但是會議一開始，改良派和頑固勢力還沒對劉飛揚發起攻擊，兩派就吵起來了。
主張立憲緩行的頑固勢力的大臣們並不是對西方憲政一無所知，更不要說瞿鴻禨和載灃等人，他們對憲政的理解程度可能大大超出改良派的料想。
當御前會議就是否把立憲作為基本國策進行討論的時候，他們理解到憲政並非空中樓閣，要求政府注重憲政前的準備工作，不主張立即大幅度進行整治改革。而此時改良派的康有為、梁啟超、林銳等人則主張立憲工作應立即著手。
頑固勢力卻立即旗幟鮮明的指出，現在的內閣並非是西方意義上的內閣，要建就要建立議會監督下的內閣，如果無法立即建立，就應該保持現狀，使內閣成為皇帝的一個輔助機構。
英國是議會內閣制的發源國。但是其內閣體制也不是一蹴而就實現的。英國內閣首相在位時間最長的出現在18世紀，名叫羅伯特?沃波爾，也是英國歷史上的第一位首相。當年，喬治一世移居倫敦並開始統治英國，但由于他不懂英語，無法與各級官員包括自己的顧問們直接溝通，于是選中了沃波爾，給了他「首相」之名。從1721∼1742年，沃波爾在任時間長達20年零314天。如果用當今的政治觀點來看，這是一位專制的首相。
沃波爾曾因貪污罪，被投入倫敦塔監獄。但是由于在處理轟動一時的「南海泡沫」事件中，挽救了南海公司，使之免于徹底破產，因而得到商業資產階級和金融資產階級的熱烈贊揚和支持，使他名聲大噪。
沃波爾任第一財政大臣時，不但政府的各項活動須有大量財源作為基礎，而且在議會議員選舉及議會活動時，也賄賂公行。有了大量金錢，就可以操縱議員的選舉和影響議會的活動，從而通過議會來達到政治目的。因而，沃波爾掌握了財政權，就等于掌握了國家的政治命脈，掌握了一筆用以政治活動的「秘密服務資金」。在討論或執行政策的時候，各大臣往往唯他的馬首是瞻。
其它君主立憲制的各個大國的崛起都經歷了官制的改革過程，但是這種改變並不是生硬地對他國體制的照搬。英、德、俄等國都先後走上了自己的強國之路，但是各國的政治體制迥異。都不同程度地經歷了首相專制階段。
作為一個東方古老的國家，要想在短時間內建立一個完全符合西方意義的議會內閣制，無異于痴人說夢。官制改革需要經歷探索期和過渡期，這個過程不可跨越。
但是，改良派想超越這個階段，使中國的改革一蹴而就，這就使它和頑固勢力的矛盾難以調和。兩派在光緒的面前，忘了不問朝政的劉飛揚，而對是否立即立憲爭執不下。
此時，頑固勢力對于改良派在改革中的種種失誤，作為攻擊的目標，認為改良派並為做好立憲的準備。
比如在官制改革中，改良派缺乏通盤周密的籌劃。
在1900年底，政務處奏請將漕運總督改為江淮巡撫，以漕運總督原駐地方為行省，江寧布政使所屬江淮楊徐四府及通海兩直隸州，全歸其管理。那時候的理由是︰江北地方遼闊，宜設重鎮，因為漕運全停，漕運總督的設置已經沒有必要，因此建議改設巡撫。朝廷立即批準，上諭稱︰「著即改為江淮巡撫，以符名實而資治理。」
3個月之後，朝廷又下上諭，命令裁撤剛剛設立的江淮巡撫，上諭這樣說道︰政務處奏復會議蘇淮分立行省一折，蘇淮分省，于治理既多不便，著即毋庸分設。江淮巡撫，即行裁撤。所有江淮鎮總兵，著改為江北提督，以資震攝。
客觀說，如果據此一味批評改良派朝令夕改也有失公允，這種「出爾反爾」情況的出現也反映了改良派變革之心的急切，並且在各國的政體改革中出現這樣的事情也不算罕見，但是整個社會的躁動已經無法讓人冷靜看待這一系列行政上的失誤。
如果是在承平年代，這不過是一個失誤的個案，但是在此時，它更加嚴重地損害了改良派主持改革的應有形象，使人們對改革的信心和對改良派行政能力的信任大打折扣。
這樣的時代特點要求改良派具有更加高超的行政藝術，處在危機中的改良派很難把握好分寸。
再比如裁汰冗員問題。早在1900年6月，朝廷就發出上諭要求中央各部堂、地方督撫「破除情面，認真厘剔，奏明裁並，以節虛糜而昭核實」。
精簡機構、裁汰冗員是每一個處在變革中的政府都不得不妥善處理的問題。但是改良派所面臨的情況又更為復雜。
數月之後，政務處又奏請「免裁各省員缺」。如果僅把問題看到這一層，則不免把復雜問題看得太過簡單，政務處之所以有這樣的考慮是「以為畢業生升途」。因為科舉制度的廢除將導致社會上出現一個龐大的游離群體，這個知識群體本是傳統朝庭的堅定合作者，而作為中央層，不可能不考慮對這個群體的安置，而與此同時大量從新式學堂中走出來的畢業生也需要妥善的安置。
後來表明這兩個群體都背離了當局，可以肯定地說，大多數人的背離並不是因為他們具有比君主立憲更為崇高的政治理想，而是急變的體制不能很好地把他們吸納進體制內部。
報紙的批評如期而至︰「裁汰官缺，為近我國一大政，舉國皆屬耳目。不料忽有此反訐之舉也！••••••夫國家近者亟亟于派游學、興學堂，豈不知學生為國家將來之所恃賴者」，本該「高其位置重用之，以收其成效，而乃僅擇一在可淘汰之員缺以位置之」，「未免輕視學生」。
輿論再次證明，帝國的人民已經漸漸失去耐心和理性•••••
加之帝國上空一直彌漫著黨爭的陰雲，這道裂縫將越發不可彌補。
第二百一十二章立憲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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