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你能提出更具體的證據證明被告確實對你造成精神傷害嗎？」
「報告庭上，我的母親可以證明她違反常態的生活。」男人指著女人說。
老實說我不喜歡這種以母親為擋箭牌的男人，他像泉仔一樣，開口閉口就是︰阿母說。他的母親是他人生道路上的「石敢當」，踫到石敢當時別人只好繞開它。
雖然知道石敢當的存在，但我必須忽略它，我要我的道路看得到遠方。
女人很快地轉頭向男人說︰「你母親慫恿你向我要錢，她會站在你那邊，也會幫你證明任何事。」
「被告，我沒有問妳話。」我溫和的向女人說。
女人的眼眶已經有淚水了。
我記不起我是否曾經哭過？大概沒有吧！不，有一次，我向高中導師說我是童養媳，那時怎麼會一下子悲從中來？我從民`國48年12月20日就接受這個事實了，事實存在十多年後才恍惚想起這個事實，這是壓抑還是回想？
「原告，基本上一等親的證詞只能做為左證或參考，還有誰能證明？或是更為具體的事實？」
男人搖搖頭說︰「深更半夜我哪里去找人來證明？」
「所以原告的行為並不是讓家里每一個人都無法正常生活，是不是？鄰居呢？有沒有鄰居反應被告干擾到他們的睡眠？」
男人尷尬地搖搖頭，但是他說︰「她白天放著家事不做，全部都由我的母親做，所以我提出賠償也是有根據的。」
「我可以說話嗎？」女人稍微舉一下手問我，我示意她可以發言。她說︰「清潔工作是我負責，包括洗衣、早上的打掃以及到市場買菜，就如我先前說的，我婆婆燒飯的時間有失常態。」女人很堅毅的說，她正準備當跨過石敢當。
我請男人的母親上來做證，老婦人看起來十分精明。她說︰「我不能看著我的孩子、孫子吃些洗不干淨、隨隨便便弄出來的菜。」
她的話不是我要知道的重點，我問她︰「妳大約在什麼時候做午餐和晚餐？」
「午餐只有我先生、我、她三個人，所以把昨天的剩菜熱一下，再加一道青菜或什麼的。」
「妳幾點料理午餐？」
「十點吧。」老婦人看著左邊牆上的時鐘說。
「晚餐呢？」
「大約四點。」她的眼光還是沒離開時鐘。
「晚餐幾點開飯？」
「七點左右。」
料理晚餐的時間是早了些。
「你們在哪一家醫院看診？我和醫生談一談；下個星期四宣判，你們可以不必到場，判決書會寄給你們。若是不服判，收到判決書十五天內可以上訴。」
和醫生談過話後我判決被告無須給付原告精神賠償費。醫生說男人的母親有睡午覺的習慣，通常從下午一點睡到四點，醫生說他曾建議患者減少午休時間，患者說下午沒事，只好以睡覺打發。
至于男人，精神科醫師說他時常對公司有極大的抱怨，對于工作（或職場）有強烈的不適應，這種不適應是男人以自我的小環境看待社會的大環境所產生的，換句話說，男人和他母親的精神官能癥和睡眠障礙都跟女人無關。
女人該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恐怕誰都說不上來。而角色的扮演又被主觀的意識烙印著肯定與否定，對與錯兩極化的界定，要更改烙印後的痕跡似乎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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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母把我的角色界定為賺錢的工具，或者說是一間私人銀行，而客戶只有阿母一人；阿母幾乎三、五個月打一次電話給我，她說︰「阿桂，錢不夠用。」然後就把電話掛斷。如果我沒有多寄一些錢回去，她馬上會再打電話過來，除了數落我的不孝和不知思恩圖報外，她還會說她頭暈，需要錢看醫生，若是不看醫生她就會立刻死掉之類的話，我只好依她的意思追加一千元。
同事好奇的問我打電話來的女人是誰，我說是我的養母，大家異口同聲地說︰「妳是該好好孝順她，她肯讓妳讀大學實在不簡單。」
是不簡單，不過這是我付出極大代價換來的，是我不簡單，不是阿母不簡單，這些事──就不必對別人說了。何必在結痂的傷口好奇地把它掀起來看呢？看了又如何？只不過換來一句「原來是這麼一回事」的話罷了。
「番田村」這個地名不知從什麼時候起竟然在我的腦中、心中慢慢地、漸漸地萌芽，它以緩慢的速度侵襲我的腦，佔據我的心。在遙遠的記憶里那個地方的泥土路很窄，只比田埂稍微大些；一個不小心就會跌到兩旁的草叢里，馬鞭草硬得刺人，扎在身上有如針般的痛，雜草堆再過去些種的是什麼呢？玉米？檸檬？檸檬樹長得什麼樣子？不知道！听大人說那些樹叫檸檬，夏天時走過時有股很好聞的香味，現在知道那是檸檬花的味道，在那個年紀走過那里心情會不知不覺地愉快了起來，芳香療法在幾十年前就有了，只不過那時沒這個名詞。那時候不存在的名詞太多了，壓力、舒緩、緊張、憂郁。
其他的地方好像還有一些牧草，牧草很高，有我一個人高，長著牧草的地是地主多得無法耕種，下田不是他們的經濟來源，他們靠什麼生活呢？過去的我不知道，現在的我知道他們只需把多得不能再多的田地租給人家耕種，租金不必很高，積沙成塔，不想積的沙就讓它長著牧草讓牛吃，這也是一件功德。再過去呢？遠一點的地方有一座橋，過了橋種芋頭，這里就是番田村了，番田村的路寬了許多，再走十分鐘就是客運總站。
番田村在什麼地方？該從哪里的路彎進去？當時我搭了一個多小時的車，有超過一個半小時嗎？我已經記不得了。
－為什麼要想番田村？我的案件堆積如山。每天都得「抱」些回去看，看到夜深人靜。費了時間想番田村就必須再多花時間看案件，我這不是自討苦吃嗎？
小李要結婚了，他的老家在美濃，同事包部游覽車下去喝他的喜酒，他的太太是書記官，他們計劃兩年後生孩子，再過兩年要買房子。有計劃的生活像一幅構圖完整的油畫，只要將心中的色彩填上去，等它干了以後再涂另一層，它就是perfect的作品！
鄉間小路再度勾起番田村的記憶，我終于去買了一份詳細的地圖，番田村三個字以紅色的字體標在上面，我的記憶沒有錯！是有叫「番田村」的地方，它離阿母的家有五十公里，以當時客運車的速度而言就是這個地方！
我搭的是什麼客運呢？它的車身有寫字，寫著我看不懂的字，我只記得它是土黃色的，現在可能不是這種顏色了吧？我上網查客運車的路線，其中有一條會經過番田村，它不再是終點站，番田村的下一站是寮仔後，寮仔後的下一站是過溝墘。我不知道過溝墘，或許曾听說過，但因為它比寮仔後偏遠，所以不大有人提過它，它也就不會存在我的記憶里。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去番田村？或者說我回去那里有什麼意義？好奇嗎？怨恨嗎？我給自己的解釋是看看山上的媽媽，她的樣子已經模糊了，我只記得不管冬天還是夏天她都包著頭巾下田，夏天則是多戴一頂斗笠，她的衣服也是撿爸爸不要的穿，女生都是這樣子的。
我倒記得父母親沒什麼笑容，母親不包頭巾的臉經常是憂愁的，父親呢？好像是怨恨著什麼吧！
對于父親的印象又比母親更為模糊了，我幾乎一點也記不得，他抽煙，好像也下田工作。父親總在太陽高照後才出門，出門時沒帶斗笠也沒帶鋤頭什麼的。他長得什麼樣子？好像有一點胡子，鄰居都說我長得像父親，那麼他該也像我這種倒三角形的臉，是不是？不記得了。唯一記得的是弟弟叫財旺，每天大家喊的都是財旺的名字。
－肉是給財旺吃的。母親撥開我的筷子。
－把財旺看好，別讓他像阿坤一樣掉到水田里去。
－財旺跑哪里去了？怎麼沒看好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