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是，金玨允許益州境內的各級官府在收取商人商業稅，工匠的工人稅的時候，無論是普通的工匠，還是中小商人，都可以用舊錢。
並不知道金五銖錢含量秘密的商人們，自以為是的認為，金玨居然準許百姓用舊錢換新錢，這樣從表面上來看根本就是在做虧本生意，故而，益州境內，甚至是益州境外，尤其是荊州地區的商人，反過來搜集大量的舊錢，想方設法送到益州各級官府，來換取益州鑄造出來的新錢。
益州與荊州，與涼州，與關中三輔這三個地方之間的通道不暢，原本是不適合進行像銅錢這般重量非常大的有價商品的交易的，但是，金玨暗中將荊州境內的巫縣作為其中一個貨幣兌換點之後，這種局面迅速便被打破了。
荊州境內，尤其是漢水以南地區，同樣是水路縱橫，用船運送銅錢這樣的重量非常大的有價商品，反而顯得比較輕松，至于金玨軍和劉表軍一直在南郡最西部保持的軍事對峙的局面，根本不可能阻礙這樣對雙方來說都極具價值的商品交易。
如同東海郡糜家之于劉備的作用，之于徐州的地位一般，襄陽蔡家之于劉表的作用，之于整個荊州的地位同樣也是舉足輕重。
因此，襄陽蔡家其實就是事實上整個荊州內部最大的商業家族，控制著整個荊州最為繁華的南郡境內五成以上的商業往來。
因此，像這樣的大手筆的銅錢交易，于荊州一方，最大的交易方，其實一直都是蔡家，無論是已經開始失去劉表信任的蔡瑁，還是劉表的續妻蔡氏夫人，都是知道這件事的，僅僅只是瞞著劉表一個人而已。
以至于，現如今，整個荊州，包括長江以北，或者長江以南地區，不管是販夫走卒，還是世家商人，在交易或者繳納賦稅的時候，只要是用到金屬貨幣的，絕大多數都使用的是金五銖錢。
這種趨勢，不光是在荊州全境，而且，已經開始逐漸向著荊州周邊地區開始蔓延開來。
這里面，既有傅彤，魏明，魏延，徐盛，傅干在暗中操控的緣故，同時，也有地方世家，豪族，商人，乃至普通百姓們自發自願的結果。
但實際上，金玨，或者說，整個益州，在這一項的交易當中，並未吃虧，甚至是還能夠從中獲得了不少的利潤。
一方面的原因，金五銖錢‘銅四鉛六’的含量，使得金玨新成立的制錢局在制作新錢的時候，並不需要耗費太多的銅礦。
這就是技術先進的優勢。
另外一方面，益州各級官府從民間收上來的舊錢，相當大一部分的銅含量，其實是非常高，只是因為當時的銅錢制作工藝較差，再加上這些錢使用的時間長了，難免會有所損耗，故而，才讓舊錢顯得比益州新鑄造的金五銖錢品相差一些，甚至是很多。
益州官府將舊錢收上來，再通過新官道，運抵新都縣或者巫縣，在這兩個縣的制錢局里經過高爐回爐熔煉，利用新技術，再制造出新的金五銖錢，一來一去，這其中的利潤是相當大的。
之所以說金玨或者益州官府在這項交易當中，只獲取了一定的利潤，就是因為，金玨不肯再在益州境內的其他郡縣設立制錢局，故而，即便是有新官道，即便在益州中部六郡境內部分郡縣之間，也是能夠通過水路運送舊錢到新都縣，但是，這樣依然要耗費相當大的人力和物力。
這部分的消耗，就減少了益州官府在這項交易當中所獲取到的利潤。
而金玨之所以在鑄造新錢方面居然顯得如此保守，其實就是擔心新的鑄錢技術被外界探知，小範圍，大批量的鑄造金五銖錢，才能夠盡可能久的保護好這項技術不被人偷取。
至于說銀半兩和金一兩，這兩個益州鑄造的新貨幣，金玨控制的區域之內，主要是益州刺史部境內，通行的比較順利，之外的地方，基本上就沒有人用了。
第一個原因，金玨將金一兩和銀半兩的兌換銅錢的比率定得實在是太低，而且，這兩種新貨幣，並不在巫縣和秭歸縣官府收稅的範圍之內，故而，益州之外的商人們都覺得無利可圖，故而，每有人敢兌換。
第二個原因，金一兩和銀半兩的鑄造技術相對校對，一旦在益州之外流通開來，很容易被不法之徒進行盜鑄，屆時，凡是在益州境內兌換了這兩種新式貨幣的商人，必然會因此血本無歸的。
第三個原因，金玨雖然指示新都城鑄造局鑄造除了數量不少的銀半兩和金一兩，但是，他卻並沒有強制下達命令，讓益州民間或者官府使用這兩種新貨幣。
在金玨看來，貨幣的意義在于，確定一個標準，方便百姓們進行商品交易，來代替人類最為原始的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易方式。
而且，在金玨眼中，四民——士農工商，其實都是普通百姓。
凡是百姓們樂意接受的，金玨會大力支持，凡是百姓們不樂意支持的，金玨就不會強制百姓們被動接受。
因此，金玨對他自己設計並命令手下工匠們鑄造出來的三種新貨幣，卻采取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態度，這是因為，無論是銀半兩，還是金一兩，說到底，都是為了方便百姓們進行交易而產生的。
而劉備那里，即便是金侯都不知道益州方面創造出了新式鑄幣技術，還是大張旗鼓的在徐州境內鑄造出了屬于徐州，屬于劉備個人的五銖錢。
只不過，這種五銖錢，即便其每一枚的新錢含銅量都要比金五銖錢高，但是，因為鑄造技術相對較低的緣故，徐州新五銖錢的品相就要差了很多。
不僅如此，在討論徐州五銖錢樣式的時候，居然是糜芳那廝提出了一個即便是在後世非常具有創新意義的提議——將輪廓分明的圓形方孔漢五銖錢，鑄造成半輪廓的五銖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