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陳登之外，其他人，真未必能夠在三樓上吃得起一頓飯，外鄉人既不方便帶那麼多現錢進入徐州，而且，他們也沒有太多的徐州新幣付賬。
同金玨在益州刺史部境內施行的新貨幣政策一樣，劉備在第二次徐州會戰結束之後，便立即在徐州境內也實施了新的貨幣體系，幾乎與金玨在益州境內施行的貨幣政策一般無二，除了在一些新鑄造的貨幣上略有不同之外。
金玨在益州境內施行的新貨幣政策，自然還是以西漢漢武帝時期使用頻率最高的漢五銖錢為唯一銅制制錢，不過，益州制錢局批量制作出來的五銖錢，雖然在重量上與原版五銖錢沒有任何差別，但是，在材質上卻又很大的不同。
金玨讓手下的工匠在制錢內添加了一種新的金屬——鉛。
金玨既不是華夏古代貨幣的研究者，同時，他也不是化學或者金屬方面的專家，但是，喜好雜書的他在二月河的雍正大帝里，曾經看過一段話，就是雍正命令朝廷的制錢局，或者職權與之相類似的職能部門，在他初登基的時候，制備的新制錢，采用銅四鉛六，或者銅五鉛五混合金屬比率制備新錢。
自然，含銅量越高的新制錢，無論是制錢上的字跡，輪廓，相對都比較清晰，是良幣，而含銅量較低的新制錢，無論是字跡，還是輪廓相對都比較模糊，是劣幣。
後世經濟學家發明了一個在金屬貨幣為常用貨幣時，慣常使用的名詞——劣幣驅除良幣。
但是，金玨讓手下研發制備出來的新制錢，別說是銅五鉛五，就算是銅四鉛六比率制備出來的新制錢，其樣式和款式，與原本的漢武帝五銖錢幾乎一般無二。
說到底，還是漢武帝時期的金屬冶煉工藝，尤其是銅類金屬冶煉工藝相對較為原始，而且，兩漢時期的任何一個皇帝，在對待工匠方面，如何能夠比得上金玨整個穿越者。
正是因為金玨將‘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策略用到了工匠身上，使得黃巾軍軍中原有的工匠，以及益州境內的工匠都爆發了他們的小宇宙，在金臂弩、金臂弓，以及銅錢煉這三項技術，極大的提上了這三項技術的層次。
實際上，是華夏古代封建王朝的皇帝一貫將所謂的擅長‘奇技婬巧’的工匠用錯了地方，若是將他們的聰明才智用到了軍事和民生兩個方面，就能讓華夏的工匠在這兩個方面大大提升相關的技術。
因此，益州五銖錢，或者被民間稱為‘金五銖錢’的益州出產的新錢一經面世，便立即通行全天下，其價值，除了漢武帝五銖錢之外，就再也沒有任何一個其他兩漢時期皇帝在位時期所制備的銅錢能夠比得上‘金五銖錢’的價值。
而隨著金五銖錢流行于天下，反過來促進了蜀錦的在益州之外的暢銷。
讓當初那些在一開始就選擇跟著金玨干的益州家族賺得是盆滿缽滿。
這卻是金玨自己都沒有想到的。
金玨所制定和施行的新貨幣政策並不止于此。
華夏地大物博，漢代地域廣闊，但是，自古至今，已經在華夏境內探明的銅礦真得不多，益州境內的銅礦，基本上都在南中地區，在金玨還沒有完成徹底清除或者同化南中地區的蠻族之前，金玨想要擴大益州境內的銅礦產量，勢必要付出非常大的經歷，佔據益州現有的兵力和軍糧儲備。
而益州中部六郡地區要發展經濟，就要進一步擴大經濟作物的佔地面積，如此，勢必就要將一部分原本用來種植糧食的良田轉做種植經濟作物的用地。
更何況，曹操突然出兵奇襲，並攻佔了關中三輔，金玨勢必就要將益州境內現有兵力盡可能多的調動到漢中郡去，為下一步在關中三輔地區與曹軍交鋒做準備。
故而，在金玨所實施的新貨幣政策當中，一並還推行了另外兩種新貨幣——銀半兩和金一兩。
銀半兩的樣式同金五銖錢相仿佛，只是個頭大了許多，也就是銀制的孔方兄，不過，益州銀半兩並不是真的重達半兩，實際上，這種銀質制錢的重量只有三錢半。
金一兩，也同樣是用純金打制的金質制錢，每一枚金一兩的重量，也僅僅只有五錢，也就是五枚金五銖錢的加在一起的重量。
而金玨制定的兌換比率卻並不高，一枚銀半兩可以兌換兩百文錢，一枚金一兩可以兌換一貫錢，也就是一千枚金五銖錢。
金玨在益州境內施行的新貨幣政策，其實固然會惠及到普通百姓，但是，無論是銀半兩，還是金一兩，卻都不是普通百姓在一般情況下情況下能夠接觸到的，故而，這兩種新式貨幣對百姓的生活影響並不大，而這兩種新式貨幣卻極大方便了益州境內，甚至是來益州境內經商的外州商人。
主要原因有三個。
第一個，益州出產的貨幣，就算是銅四鉛六的金五銖錢，與其他軍閥控制的州郡當中通行的貨幣相比，都算是制作精良的良幣了，非常具有儲藏和保值的價值。
當初，董卓控制漢少帝和漢獻帝，不但破壞了漢武帝時期的金人，而且，還挖掘了西漢和東漢兩漢時期皇帝的墳墓，用金人或者墳墓里挖掘出來的銅制品，煉制出了巨多的非常薄，非常脆的劣幣，大大破壞了東漢時期較為穩定的貨幣制度。
而正因為金五銖錢具備這麼高的價值，因為，從金玨在益州境內開始施行新貨幣制度開始的那一天起，流失于益州之外的金五銖錢，遠比在益州境內還在流通的金五銖錢多了十余倍。
金玨制定的新貨幣制度，雖然並沒有在益州境內任何一個百姓禁止使用兩漢時期任何一個皇帝在位時期鑄造的銅錢，但是，他卻下嚴令禁止了一些做工非常低劣的錢幣，比如說，王莽新朝的貨幣，亦或者距離現在最近的董卓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