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劉山和賈詡掌握的暗探暗中探查的結果，保守估計，從建安五年初開始，到建安六年秋收後為止，假借商人的身份，從江關那里進入到益州境內的各學派士子足有上千人至多，若是再加上那些願意接受金玨手下安排的，加起來已經超過三千人了。
這多少都有些超出金玨的意料之外。
金玨當然是希望，曾經興盛于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各學派的士人，除儒學之外，其他各學派的人自然是越多越好，這樣的話，他治下的思想、科學技術，他自己所掌握的後世那些非常先進的知識，都能夠有學派的學子去學習，去掌握，並將之推廣開來。
相反，金玨深知，他的那些思想和知識，在絕大多數儒生的耳中，眼中，全都是歪理邪說，全都是xie教，全都是應該被連根拔起，並將之徹底鏟除的、對儒學有著巨大破壞力的邪惡思想。
同陳登不被限制自由之後，在徐州境內所做的一樣，這些非儒學的士人，所有人全都借助商隊的身份，在益州境內的各個郡縣之中游走。
借助這個機會，他們幾乎全都是花了半年，甚至是一年的時間，在益州境內盤桓，就是想要看一看金玨在益州境內施行的新政，尤其是一些遠遠背離大漢傳統，背離了儒學傳承數百年的傳統治理地方的方式和方法的新政，究竟能夠給益州中部地區，尤其是三巴境內百姓生活的具體變化。
為何是三巴境內的百姓生活的變化顯得更加能夠吸引這些非儒學士子們的注意力，而不是經濟更加發達的三蜀地區呢？
原因很簡單，只有真正精通政務的、真正了解益州境內真實情況的人才知道，三蜀境內大部分地區都是平原，漢人的總數量要遠多于蠻人的數量，故而，這里的百姓更加易于治理，華夏百姓最大的特點或者說是優點，就是誰能夠給他們飽飯吃，誰能夠讓他們過上平靜安穩的日子，他們就會忠于誰。
劉焉和劉璋父子擔任益州牧的這十余年的時間里，其實待益州境內的百姓還算是不錯的，至少比旁邊的荊州牧劉表做得強出不少。
但是，金玨接管益州中部地區還不到一年的時間，這片區域內的百姓，其中大部分就已經差不多將劉焉和劉璋父子二人在益州的過往全都忘了。
不是百姓們善忘，而是以往地方上的百姓們都未必會知道，益州牧究竟是誰。
老字道德經中說表述的那種百姓安居樂業的生活，起碼在益州境內是真實存在的，如果沒有金玨的話，不少百姓也許一輩子都沒有出過自己住過的村子。
相反，金玨接管益州之後，用了短短不到三年的時間里，就在益州境內完成了兩項超大的工程，不，應該說是三項，金玨用‘撒豆成兵分計劃’將十余萬蜀郡駐守的成都城用了極短的時間便將之迫降了，也因此，益州百姓將成都城外至今還殘留的用來圍困整座城池的壕溝、地堡和土圍牆，也視為一大工程。
另外兩大工程，其中之一，就是益州境內，用于貫通三巴三蜀，南中地區和漢中郡的新的官道，而這種新的官道，被金玨命名為馬路。
另外一個，就是新都城的外城城牆。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依然沒有讓百姓，尤其是為了秦國統一天下付出過巨大犧牲的秦國今年境內的過上安穩的生活，為了滿足秦始皇個人的野心和私欲，無休止的徭役不僅困擾著秦國之外的六國遺民，也同樣困擾著秦國境內的百姓。
這就是秦始皇死後，大秦王朝迅速土崩瓦解的一個最為重要的根本原因。
可是，金玨現在還只是一個獨佔一州之地，實力只能排在中間位置的地方軍閥，他在益州境內，主要是中部三巴三蜀六郡境內也同樣是大興土木，可偏偏他非但沒有因此而大失民心，反而因此更加得到了益州境內絕大多數百姓的擁戴。
關鍵就在于，秦始皇是在役使，不，更加準確的說，整個大秦朝用徭役的方式，奴役其治下每一個百姓。
不僅僅只是在秦朝，實際上，大漢朝每一任皇帝也同樣都是在用同樣的手段在奴役其治下的每一個百姓，只是兩漢王朝的每一任皇帝在使用徭役的時候，頻率沒有秦朝那麼頻繁，故此，才會讓百姓們可以選擇暫時忍耐。
可偏偏，金玨才剛剛掌控益州，並且，還是在沒有完全掌控益州全境的情況下，連續大興了兩項特大重要工程，百姓們卻欣然參與，沒有絲毫的怨言。
這些非儒學的士人們其實根本就不用探究其中的所謂奧秘，金玨用了一個極為淺顯的方法，解決了從古至今困擾統治者的一個大難題——花錢顧工，而非強行讓百姓們參與官府的重大工程當中去，如此一來，既能夠解決一部分百姓們的生計，同時，有可以避免那些將那些不願意參加這項工程中來的百姓進入其中。
強扭的瓜不甜，一些有本事的農夫，單靠種田便可以養活全家，而有些有手藝的農夫，尤其是各個城池里的工匠，就更加不需要參與到官府工程當中賺取工錢養家。
這就是所謂的各取所需，各司其職。
其中有兩個要點，非強征，不白用工人。
但是，金玨的這種做法還開創了一個從古至今官府征調民夫加入工程，還必須付給百姓們工錢這個從未有過的先例。
在絲毫沒有耽誤民生的情況下，這兩項實際上並沒有擾民，卻養活了三巴三蜀境內不少貧困人家的大工程不但非常快的完工，而且，在那之後的益州蠻族大暴動平定戰之中，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再說回王安，即便在新都縣縣衙內，白天忙著上官們交給他的、似乎是無休止的、細碎的公務，晚上回到家還得學習文化之事，他卻最終成了一個武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