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更為關鍵的是，到目前為止，這些小吏們在他們現在所處的位置上，居然都干得還都不錯。
在金玨手下文官們，除了他指派劉山或者之前借助司馬懿之手從各地，主要是關中三輔和河北擄劫來的官員之外，金玨所控制的益州境內，主要是三巴三蜀郡縣兩級地方官，大部分都是小吏出身。
這一次，杜微他們因為自己的師弟在任上貪贓枉法，被金玨派去的執法官抓了個正著，因為面上無光，因而他們全都‘不約而同’地選擇辭官。
掛冠而去，在金玨治下那是絕對不存在的，之前，就有儒生看不慣金玨，連招呼都不打，選擇直接辭官。對于這樣的官員，哪怕不是金玨，依照東漢朝廷制定的律法，若是無故辭官，全都會被處以極刑。
而這里的‘故’，也被嚴格限定到了很少幾種事例。
既比如，如果辭官官員家中有長輩病危或者病故，他們在沒有得到朝廷或者上官，也即州牧或者太守的允準之下，是可以直接辭官，或者說，這叫做暫時離職。如果是有家人病故，接下來要守孝，金玨會允許這種行為的出現，若是因為家中有人生病，後續，其家人病愈了，金玨甚至還會繼續任用這樣的人為官。
于是乎，在金玨剛剛從劉璋手里接受益州的時候，那一撥辭官大潮之中，很多人就因為這個緣故，全都被金玨手下的一虎四狼凶神惡煞地抓捕了起來，其中絕大多數因為都是無辜辭官，全都被處以極刑。
因為得到了任安事先的警告，其實是其好友秦宓事先告密的情況下，杜微、杜瓊等幾個任安的弟子全都躲過了那一劫。
這一次，杜微他們幾個人一起辭官，卻也把表面功夫做足了，他們將辭官文書派差人遞到了楊沛那里，並沒有選擇立即離職，而是一直在任上等著楊沛，或者說是金玨的答復。
事實上，不只是金玨自己，就連那些所謂還存于世的大儒或者他們的弟子都心知肚明，很多小吏也同樣通儒學，不過，要麼他們的授業老師名聲不彰，在益州儒門中不出名，要麼就是自學成才，出身寒門，既沒有同門相扶持或者承認，也沒有家世支撐，故而，他們以往都只能在府縣兩級官府當中當一個普通的、甚至是沒有具體官職的屬吏。
在兩漢，府縣兩級官府，除了朝廷任命的三主官之外，其他屬吏都是由太守、縣令或者縣長親自闢除，像功曹史、五官掾或者主簿這樣有名號的，也有功曹史或者五官掾下面更小的辦事屬吏，就更多了，這種情況，發展到後來，到了明清時期，就變成了府衙或者縣衙里仿效朝廷的六班。
這些小吏出身的，其中大部分用懷才不遇來形容他們一點也不夸張。
當年，漢高祖劉邦進入關中三輔的時候，就曾經向大秦的百姓許諾，
「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這就是著名的‘約法三章’。
從這三章重要法典可以看出，劉邦自己，亦或者受了蕭何影響的他，施法的理念是在亂世崇尚寬政的。
另外一個時空的蜀漢第一任丞相諸葛亮，在劉備死後，在主政益州的時候，其施法理念卻是在亂世崇尚嚴政。
而金玨的施法理念，與他們二人都有著很大的不同，或者說，是雜糅了他們兩個人施法里面中的長處，摒棄了一些缺點，最起碼是在這個時空里並不完全適合時代特點的缺陷。
金玨所主張和崇尚的施法理念︰大體上在亂世之中崇尚‘嚴政寬刑’。
之所以說是大體上‘嚴政寬刑’，是因為，在益州境內，凡是違反了漢律的人或者群體，乃至整個一個家族，自然全都會被官府按照律法抓捕起來，並由主官加以判決。不過，在具體判決的時候，金玨針對不同的人群，制訂了完全不同的策略。
被金玨任命各郡縣主官，主要指的就是各郡縣的郡太守、郡丞、縣令、縣長或者縣丞，這四類主官。因為郡都尉和縣尉都不管民事，而金玨軍中實施的軍法，之前，在略陽縣的時候，金玨自己就已經根據當時手頭現有的軍法重新編寫過一次。
後來，賈詡投效到金玨麾下的時候，在這個老手的協助下，金玨又主動將軍法大修過一次，這部軍法現如今已經被金玨麾下將領們奉為聖旨一般。
甚至于，呂布走得時候，並沒有拿走楊沛根據金玨的意思，重新編的漢律，而是拿走了這部被底下人私自命名為《金法》的軍律帶回了並州。
因為在呂布個人看來，治政那東西，是文官們自己需要考慮的，他一個武將就不插手了，況且，他麾下的文官們在這方面的能力雖然比不得金玨，但是，若是與楊沛相比的話，同他的能力相仿的官員，還是有不少的，司馬懿就不說，司馬朗、楊俊，衛覬，甚至于呂布從司馬懿手底下‘硬搶來’的李孚，都非常不錯。
呂布還不知道，李孚其實也是金玨看中的人才，只不過作為一筆交易，並並沒有將之告訴呂布，而是直接讓渡給了司馬懿而已。
具體的民法應對策略中，所針對對象主要分成了三類，
第一類，自然就是普通百姓，在金玨治下，九成以上的都是屬于這一類人。
針對他們，金玨麾下的文官們在執法的時候，所采用的策略就是嚴政寬刑。違法必被抓，但是被抓之後，根據犯事百姓的違法原因，被抓之後的態度，以及是否是初次違法，等等這些因素，官員們在下達判決，一般而言，初次或者第二次不小心違反了其他新漢律的百姓，一般都只是被罰在築路工地上充當數日免費勞工。
一般而言，被處罰的百姓，受罰的天數，最多不超過半個月，而其中大多數甚至只受罰了三到五日便被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