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依靠“国王之友”小圈子治国的时代，贵族大臣的私人利益，当然是谈判中重要的考量，甚至可能考量的分量还相当沉重。
法国的国务大臣，首先是自己，然后是家族，然后才是国务大臣。
他肯定不可能站在一个超然的角度去真正无私、理性地去衡量所谓法兰西的全体利益。
况且, 谁是法兰西？这本身还是个问题呢。
就像是最简单的东方贸易，是好望角以东垄断专营代表法兰西的利益？还是开放好望角以东的私商贸易代表法兰西的利益？
中小资本和大资本大银行家大贵族，谁才是统治阶级，这都还处在内部掐架的状态呢，又哪来的法兰西的利益呢？
是以，舒瓦瑟尔的自我利益，以及他背后的利益集团, 都使得这场谈判，对大顺极为有利。
或者说，因为印度发达的工商业，以及法国的重商主义传统，使得东印度的利益群体，实力不够强大。
在统治阶级内部出现分歧的时候，西印度战胜了东印度、圣多明各战胜了本地治里、蔗糖战胜了茶叶。
所以舒瓦瑟尔等重视西印度的人，才会成为朝廷主流。
这倒也不完全是个人的偶然。
大顺虽然地主士绅的利益是保守平且反对对外扩张，但是大顺立国之初的刻意分化制衡，塑造了大顺统治阶层的分化，使得大顺有“内外分管”的基础，也为此时大顺对外扩张打下了基础——只要不征“辽饷”，用的是“外”部的钱，那么内部本身的反对也就是没什么实质力量的嘴炮道德反对，没什么用。
这一点来说，大顺实际上比法国还能强点, 至少不存在对外扩张是东还是西的矛盾。
在大致算了一笔可以左右战争形势的投入账目之后, 大顺使节团这边很自然地过渡到了印度问题。
只不过, 这种过渡的方式，是比较务实的。
按照大顺这边的算法, 想要左右战争的局势，大顺至少需要派出一支30艘战列舰的舰队，以及至少三千人的精锐的战斗工兵，用于配合法国夺取直布罗陀。
直布罗陀当然是战争中非常关键的一环，英国人可以拿着直布罗陀和西班牙做交易，有可能诱使西班牙反法，所以对法国很重要只是法国海军不行自觉打不下来；而大顺的迫使英国主力舰队蹲在家门口防止登陆，也必须要确保直布罗陀在中法的控制之下。
虽然围城战是法国人在太阳王时代的特长，但很显然，此时围城战术要在大顺的手下才能发扬光大，因为大顺为了解决南洋、印度问题，特化了围城能力，而并不是太在乎大军团野战能力。
主要是周边没机会用，大军团会战能力，在大顺那就真是屠龙之术。
如此算的话，其实印度问题，在大顺眼里，也就值5艘战列舰和其附属的巡航舰、支援船的援助价值。
所以, 这30艘战列舰舰队和至少3000的精锐战斗工兵，都需要单独计价，逐渐升级条款。
如果法国能给更多，当然还可以给更多的援兵，再多个20艘战列舰，大顺也凑的出来。只不过得考虑成本，值不值这么多钱。
舒瓦瑟尔公爵对东方贸易的看法，一方面深受启蒙主义的影响，一方面也是因为自身不参与的原因，也确实不是很重视。
历史上，七年战争刚结束的1763年财政危机中，舒瓦瑟尔公爵就力主解散了法国东印度公司。
其意识形态原因，是“这种专营垄断，是法国在东方贸易中失败的原因。如果放开给小资本，取缔专营权，让法国散商自由地前往好望角以东，那么法国的东方贸易将会迅速发展起来，并且提供更多的税收、有利地促进工商业的发展。专营之罪，与民争利。”
经济学，有时候可以片面地视作新时代的“经书”。
至于这种想法对还是不对，那真的要分情况去看。
比如大顺，刘玉嘴上高喊着自由贸易，但实际上大顺的所有对外贸易公司，全都是垄断专营外加超额的军事义务和强制重型商船标准。包括刘玉自己在内，其实都不好意思说这叫自由贸易。没见过谁家的自由贸易，强制要求造更贵的重型商船且必须帮助朝廷培养水手海员的。
法国人是这个时代的念经王，英国取缔东印度公司的时候，鸦片战争都打完了。法国可是比英国早一百年前，历史上就真的取缔过一次东印度公司了。
问题是，如果早早取消东印度公司的专营权，法国就不会在印度失败？专营垄断的大型资本集团在印度都竞争失败，靠小散商，居然能被认为在印度可以打赢孟加拉战役、卡那提克南印度战争？
自由贸易的理论，是美好的。非常美好，大顺的松苏资本集团真的可喜欢了。
但现实操作起来，东印度公司存在、且拥有杜普来克斯这样的一手遮天的实权人物时，能在南印度压着英国打；而历史上七年战争财政危机爆发后，取缔了东印度公司后，不久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控制了印度全境……
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法国还不够开放和贸易自由，所以才导致在印度失败；印度失败，则正可以证明法国的贸易开放还不够深入，资本不够自由。这种螺旋话术，在1763年的法国，就已经成为显学了。
所以，刘玉坚决支持自由贸易，但只要除了大顺之外还有其余的国家存在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大型资本垄断集团组织，他就只是嘴上高喊，绝不取缔。
而大顺要取缔西洋贸易公司的垄断权的前提，就是英国战败，取消航海条例，伦敦东印度公司解体破产；法国带头，各国取缔东印度公司。
大顺不怕搞自由贸易，真要是大家都自由贸易，就算是航海成本、造船成本，物价革命传导末端的大顺，也能卷死整个欧洲的造船业和商船航海业。
所以，大顺这一次参与欧洲战争，所宣传的论调，将会得到整个欧洲的启蒙主义者的支持——大顺参与欧洲战争，不是为了大顺的利益，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瓦解罪恶的、不公平的、少数人得利的专营垄断的东西方贸易模式。
很多启蒙主义者会认为，这将是对旧时代邪恶的重商主义的终结，是一场关乎全人类福祉的伟大征伐，是这个时代最进步的事业。
道义上，会有很多人认为，本国征收关税是邪恶的、重商主义是邪恶的、科尔贝尔主义是邪恶的、本国工业保护也是邪恶的。
这些都是新时代的巴别塔，是阻止全人类理性去判断各国的自身比较优势而发展本国最适合的产业的毒瘤。人类的未来是美好的，本国适合种地就种地、本国适合纺织就纺织，放弃本国不适合的产业，只有这样才有全人类的未来——这个想法，源于欧洲的列国纷争，体量太小，互补性很强，他们在琢磨这个问题的时候，大顺还没把船开到欧洲，告诉这个时代的欧洲人：不，此时一个上三亿人口体量的国家，是有可能全面发展全产业的。
而这套理论，在大顺本身就已经实践了，并且依靠一个不算完美的统一的国内市场，做到了辽河种黄豆、山东养柞蚕、南洋种大米、福建种茶叶、松苏织棉布。
但这套理论的前提，是福建、山东、辽东、松苏都属于大顺。虽然牵扯到一些内部地方势力的利益和百姓失业问题，但整体上各省都没有海军和陆军。
欧洲的问题是，我也想搓羊毛、你也想搓羊毛。
你说你更适合搓羊毛，我更适合养羊，可我还觉得我更适合搓羊毛，你更适合养羊呢。凭啥你搓羊毛赚大钱，我养羊赚小钱？
这种空口争辩没啥用，最后还得上军舰、列兵，大炮。谁的军舰多，谁就适合搓羊毛；军舰少的那个，适合养羊。
刘玉之前的欧洲之行，到处兜售自由贸易理念，配上他在启蒙主义者里的“理性学者”的身份，效果是非常巨大的。
最起码，此时法国的显学，重农主义，肯定是在舆论上给大顺以极大的支持。重农主义和种地无关，其核心思想是只收农业税，免除任何形式的工商税。
还有就是资本势力的此消彼长，这一次法国在印度战败，法国东印度公司的股东损失惨重。
而之前一直没机会上车的资本，眼红已久，此时当然是盼着大顺直接把货运到法国，交了关税之后，由他们控制东方贸易品在法国和其殖民地的销售。
这和瑞典的情况还不一样。瑞典没有广阔的内部市场，大顺与瑞典的合作，说的好听点是贸易，说得不好听点，就是欧洲最大的走私集团。
也就是英国议会关于“西印度蜜糖法桉”议会争论中的那句“北欧工业品将倾销殖民地”的源头——北欧自己有个吊毛的工业品，倒是有两个超大号的和印度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的东印度公司。
瑞典那百十万人口养不起买办集团，只能养得起专业走私贩子；法国的内部市场可是极为广阔，很能养得起一支专业的买办集团。
而且，如果法国征收对大顺贸易品的正常关税，只要买的足够多，确实可以达成“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效果。
这样，法国就可以取消对贵族和特权阶层征收的“全面二十分之一税”了，这笔税款，完全可以由关税取代。
这是一个能让启蒙主义者、特权阶层、巴黎高等法院、金融资本都高兴的提议。
只要不把那些生产者、羊毛工人、纺织工、陶工等看成是人民，那么这个提议，就是一个对“全体法兰西人民”都有利的提议。
当然，此时大顺趁着欧洲的中国热和启蒙运动，还披着一个“理性主义者的理想国”、“迷信的无神论之国”、“道德与法律之国”的大氅披风，哪怕是这种很务实的谈判，大顺使节团的人也要照本宣科地讲这些大道理。
因为，就法国这情况，早晚这些谈判的东西都要露出去，所以要谈也必须要起着高调谈。
要起高调，那就要避开谈大顺自己的利益，而是要给法国足够的台阶，让法国人看到谈判文本，也觉得大顺这边是真有“理想”的。
大顺使节团这边将早已准备好的印度问题的文本，拿给了舒瓦瑟尔公爵，上面很全面地介绍了关于印度和东方贸易问题的解决方桉。
首先，法国要正式取缔法兰西东印度和中国公司。
其次，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产业，由王室购买，在王室购买之后，再由大顺朝廷从法国王室手中购买。包括商栈、房屋、地产等所有权，将转交给大顺，且法国在对英谈判中，再无资格谈本地治里等所有权问题。
再次，大顺将不惜一切代价，为法兰西保住加勒比与北美的利益，任何伤害到法兰西在加勒比与北美利益的条约，大顺都不会单方面退出战争。但作为代价，法国需要将毛里求斯、法兰西岛的所有权，以及岛上的港口、炮台、种植园等，交给大顺。
然后，大顺保证不会对法国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支持的走私行为，法国将在南特建立东方贸易品海关，大顺所有的商品，都将在南特海关一次性征税。法国取缔棉布禁止令等有关东方商品的一切行政禁令，一切交给自由而无所不能的市场去调控。
再然后，大顺保证不会对法国殖民地，包括西非的塞内加尔等，进行任何形式的走私活动。大顺支持法国对塞内加尔的贸易政策，任何商品，包括南特的征税后的东方贸易品，都将由法国船只和法国船主、法国商人运送。大顺不会以任何官方支持的形式，让没有在南特缴纳关税的商品，利用大顺的商船进入到西非。
最后，大顺欢迎中法之间的自由贸易。但因为大顺的国情因素，以及传统和宗教因素，大顺拒绝任何信仰天主教或者其异端的商人，前往好望角以东的大顺势力范围内进行贸易，所以法国政府应禁止私商越过好望角进行贸易，除非法国政府出面作保，船中没有一个有信仰且可能会试图传教的基督徒。
大顺也绝不会在法兰西建立关帝庙、城皇庙、妈祖娘娘庙、道观、和尚庙等宗教教堂。
这不是大顺不搞自由贸易，只是大顺朝廷的禁教令导致的，只不过恰好法国的商人都是基督徒而已。
这不巧了吗？恰好法国商人都是基督徒嘛。所以这是宗教问题，不是贸易问题。而且还可能涉及到大顺为了管理基督徒，而自创新东方教会、自行任命东方牧首的教义冲突。
除非罗马教廷解散，此事作为可修订条款，日后再商量。但在罗马教廷解散之前，或者法国月兑离罗马教廷之前，此条款不会有任何形式的更改。
按照大顺这边义愤填膺的说法，是大顺对当年不许祭祖、不许贴春联、不许过年、盗用上帝之名的事，怀恨在心，这事大顺保准和罗马教廷没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