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撩开蓝布门帘进去，炕中央摆着一张深红色的油漆面炕桌，漆面已然剥落，剥落处油黑发亮，桌上摆着一个柳条盘，里面放着高高一摞焦黄的玉米面贴饼子。言情穿越书更新首发，你只来+炕下的铁炉上放着一个砂锅，冒尖的粉条、冻豆腐和白菜萝卜正噗噗冒泡。我盘腿坐了没一会儿，腿就麻了，只好移坐到炕沿上，让双腿耷拉到炕下。田处长笑了起来：“到底是去过美国的富贵人，可不像咱国内的老农民。”
我俩边吃边聊起来。老实说，我也不想跟这位实权人物把关系搞僵。我也看出来了，田处长也有团结我的**，毕竟我是筹建处的技术负责人。我俩又像回到当初相识时，他对我既亲热又尊敬。我觉得，彼此关系终于建立在不打不相识的尊重上了。
田处长说，一开始他就把我当做最好的朋友和大哥。知道我对那些人有意见，其实，他也看不起他们，一堆垃圾。
看出我的诧异，田处长呵呵笑了，说自己不过是利用那些人而已，今天的中国充满机遇，抓住，就能在历史转折中乘风而上，把自己手中的权力转化为金钱。
我不能不说了。
我说，其实**对你们不薄，你们生活早高出一般人。在我看来，真正的财富不是金钱，而是心中的坦荡，让你一上床就能睡着。你们能睡着吗？不怕你们的纪委吗？
田处长心平气和道：“几代中国人都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亲’，可现在我们成了这样，为什么？不就因为看透了**的宣传，不愿意自己和家人跟着它殉葬。好好看看吧，在苏东剧变中吃大亏的，不都是真信**的吗？不信的，反而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所以到如今，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把**的钱，尽量往自己兜里塞，趁它没垮台之前。”
我不禁直愣愣看着他。
他笑了，夹起菜，伸手示意让我一起吃。
我思索一下，还想劝他，就说台湾曾经流行一个故事：三个商人在酒吧聚到一起，聊起什么是幸福。美国商人说：幸福就是圣诞夜冒风雪回家，皮包里放着一份签好字的明年订货合同，然后全家围坐在一起，听我讲获取这全年订货的奋斗过程。♀日本商人说：这算什么幸福？幸福就是到台湾办商务，有位风情万种的台湾小姐陪同，临分手，她为怀孕而流泪，我却一去不回头。台湾商人说，你们都错了，真正的幸福是：半夜我被敲门声惊醒，一开房门，外面站了一片蒋经国手下检侦人员，领头的吼：姓赵的，你犯了官商勾结重罪，被依法逮捕。我说，敝姓钱，赵先生在楼下，一年前到大陆发展去了。
田处长听到这儿呛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流下来了，他说，“不怪你，咱俩所受教育不同。你在国外听的是基督教义，什么富人想进天堂好比骆驼钻针眼；我父辈听的是‘为人民服务’。可我们呢？当年高三准备考大学，县委书记亲自来校勉励大家，在礼堂讲话没拿稿，讲他当年考学的心路历程，说我们要头悬梁，锥刺股，豁出命来也要上大学。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做官就要做大官，做县委书记、县长，市委书记、市长，省委书记、省长。为什么做官呢，就是为了发财。发财就要发大财！顿时，全场哄堂大笑，他这才明白在座的还是堆生瓜，便找补道：当然，做官也是为人民服务。到现在多少年过去，我们一开校友会还回味他这话，都说这父母官实在，没打官腔，是真正地为我们好。当然，我没考上大学，后来托关系使钱千方百计进了机关。可这么多年过去，我们班的那么多大学毕业生都明白了——当官是为了什么？所以，反**？他纪委反谁去？我和大家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哪个没些人事关系啊，有什么麻烦我们摆不平的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怕出事儿，可看看周围一片团结和谐，想凭什么就我出事呢？我还有帮哥们儿姐们儿，还有个用重金撑起的保护伞，所以，就凭个小小纪委书记，能奈何得了我们一片吗？至于‘党员群众’，更是扯淡事儿，顶多年终考核时提出个‘希望’。所以，**根本没事儿，水库工程也根本出不了事儿，甭怕。”
我说：“大家都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还是知足者常乐吧。”
田处长狞笑起来，砰的一下将碗放到桌上。
“我的信仰是：必须毫不留情地扫除横在目标前的障碍，出人头地，扶摇直上！也就是我们县委书记的话：做官就要做大官，发财就要发大财。”
我俩对视起来。我的身子不禁微微发抖，他的口气又缓和了，说：“也不奇怪，人生目标不一样。不过，我一定会抓住历史机遇，还会毫不手软地剪除敌手。”
说完，他像大人看小孩那般斜着脸，带着戏逗看起我来，笑盈盈地说道：“先有成功的张作霖，后有那位县委书记，这么多实在的好榜样，我们又怎能不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呢？我们还不用像张作霖那样挖空心思找门路，吃力地由匪变官，我们本来就是官，所要做的不过是别人不敢想和不敢做的。当然，最重要的是会说官话，叫上级认你是‘优秀党员领导干部’。”他极其轻蔑地说出这个词，“最后，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推翻这个社会，像苏共干部们那样，掌控天下！”
我吓了一跳，看着田处长不知说什么好。无奈之中，我用食指在碗里蘸了一下，在桌上写下个大大的“淡”字。他侧转脸来，一旦看清却没头没脑反问我一句，十分突兀。
“不‘和’啦？”
我忍不住又劝他。
我说人生如戏。你们这些干部也就看淡人生吧，当回好公民吧。
对于他们，我只能提这种最起码的要求了。
李江陵的日记又讲述了他后来的遭遇，讲之后他俩并未翻脸，还碰杯喝了酒，李江陵实在不想把关系搞僵。他想：举报他们，他们势力这么大，厅里一个小小的机关纪委奈何得了吗？几盅酒下肚，他天晕地眩了，不由自主瘫倒在炕上。不一会儿，他竟一阵阵如激流涌动。蒙中，他见田处长出了门，不一会儿，一个高个儿农村姑娘走了进来，看样子不过十六七岁，可胸前的衣服被顶得高高的，甚至可以清晰看见薄薄衣服里耸立的与她年龄不相称的**。她上了炕，三下两下月兑光全身的衣服，一个光洁健美的浅褐色**展现在李江陵面前。田处长大笑起来，一面看着目瞪口呆的李江陵，一面用一只手用力揉捏起姑娘的胸脯来，另一手却帮着她月兑下李江陵的裤子。然后，她趴到李江陵的身上，动作起来。尽管李江陵的神志已不大清楚，可依然知道她抓紧自己双手，在她**上划下了几道血痕，再将她前胸已然磨透露小窟窿的花汗衫一把撕破，而后姑娘跨坐到李江陵的身上。李江陵无力地喃喃起来：“不要，不要……”接着却身不由己了。屋里弥漫起一股怪异的腥味。然后，田处长上前，紧紧抱住她，再接吻抚弄缠绵了好一会儿，这才急推她下炕，这姑娘将一只手护在两条光腿之间，另一只手匆匆穿起衣服出门了。不一会儿，外面进来几人，将**着却动弹不得的李江陵架起，扔进另外一间屋里。半个多小时后，渐渐清醒过来的李江陵听见院门外传来吉普车急刹车的声音，一些人嚷嚷着“”，一个姑娘正万分委屈地哭哭啼
啼着。
我冻得瑟瑟发抖。院里走进一些人，一进屋就劈头盖脑打了我一顿。我越分辩，他们打得越凶。我低头抱紧全身哀叫起来，徒劳无益地躲闪着。后来我再一次听见吉普车的轰鸣，这些人出屋了。我顺敞开的屋门向外望去，看见几个着不同便服的年轻人从那辆北京吉普上下来，领头的那个三十多岁的人神情凶狠，唇上有颗醒目的黑痣，显得愈加凶悍。一个衣着与众不同的很像是村干部的人迎了过去，对他急急说了些什么。他们匆匆走入我和田处长吃饭的房间。不一会儿，屋里频频响起闪光灯的咔嚓声。这几个年轻人走进，那个领头的先冲我点点头，倒像是有点儿好感。我像看到救星，喊“这是圈套”！可万万没想到，他一抬腿把我踢倒在地，再凶狠地命令我穿好衣服。刚套上衣服，几个小伙子不由分说，将手铐一下铐在我双腕上。这时院里院外站满了人。我一出屋，一些妇女就扑了过来，边打我边骂牲口、畜牲。一个老汉抓起院中一截截断的树干，狠打在我脊背上，我不由自主朝前一扑栽倒了。那几个年轻人拖起我来，扔到吉普车旁，再七手八脚将我塞进后座。
车子开到乡派出所。一进去，我被架到屋正中的固定在地的木椅上，面前是三张桌子，田处长和领头汉子坐在后面，这汉子手中玩着一把铅笔。一个小伙子坐在另外一张桌后，拉出抽屉，取出一沓白纸，放到桌面上。
这领头汉子介绍自己是所长，和蔼地说：“，招了吧。”
我又嚷起来，述说着被陷害的全过程。听着我的讲述，田处长直乐，不断说：“对，对，没错。”不等我说完，所长打了个大大的哈欠，重复道：“招了吧，。”
我再说。
所长一脸厌烦，打断我的话说：“铁证如山。有现场勘察，有医学鉴定，有人证，有物证，就连你那堆都有。交代吧，田老板准备跟你私了，以后你就闭紧嘴巴，好好配合他工作吧。不服？你看看，该判几年？”说着，他把一本书丢在桌上。
我看着那本写着《刑法》的封面，急了，喊：“你们合伙，串通一气，告你们诬陷。”
他向我的身后使了个眼色，没等我明白过来，身后的那两个小伙子，后来我才知道是聘用的“警察”，迅速将我和臀下的椅子紧紧捆在一起。所长笑盈盈地走来，手里继续玩弄着那把铅笔。两个警察接过这些铅笔，一一放进我十指之间，然后捏紧我的手掌，狠狠一用力。顿时，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剧痛遍布我全身，我不禁惨叫起来。
所长骂了句“货”。田处长也走来，从他手中接过电警棍，一面狞笑着一面不断推动电警棍的开关，警棍的漆黑端头噼噼啪啪冒出蓝白色的火花。我叫着，哀求地看着他，想自己刚才也没翻脸，他应该念旧情。田处长像根本没看见，满脸奸笑，说：“你老二够硬，滋得比水枪都高，小金花直嚷嚷，说她这回可受不了啦。”
满屋人全笑了起来。
突然，他将电警棍径直插入我两腿之间。我不禁惨叫起来，使劲往上一蹦，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到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竟躺在院中的水洼里，全身上下水淋淋，旁边几个警察拎着空桶。田处长和所长弯下腰来，冲着我的脸哈哈大笑。我的身体好像已不属于自己，全身上下都没了知觉，一动也不能动……
钟勇终于看完了这本日记，却也明白之后田处长他们逼迫李江陵都干了些什么，如果李江陵再不举报的话，他们还会要他干些什么。
钟勇向窗外望去，大片大片的乌云黑压压的，翻卷涌动着，仿佛一浪又一浪的波涛，正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地滚滚逼来。
钟勇大声自言自语起来：“咱们斗上一斗吧，豁出性命，我也要扒下你们的大红袍，叫你们得到应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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