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将白起拔郢后，楚亡都废，秦昭王以郢为新置的南郡治所，不久迁至原楚王渚宫之地，设江陵县，为一郡之治。友情提示这本书第一更新网站，百度请搜索+因为这里靠近长江，“近州无高山，所有皆陵阜，故称江陵”。《水经注》说：“今城，楚船官地也，春秋之渚宫矣。”最初在江陵垒筑城墙的是三国时蜀国守将关云长，晋代桓温又加拓建。城墙为土墙，夯而实之。到五代十国，南平王高季兴为割据称雄，驱使民役兵丁挖掘江陵周围几十公里内的墓砖碑石，始筑砖城。南北宋之交，“靖康之乱”中因战火焚烧而毁败。宋孝宗时，荆州安抚使赵雄又修砖城。元军攻占荆州后，忽必烈下令拆除城墙。明朝再建，荆州已经气度恢宏了，设东门、公安门、南纪门、西门、小北门、大北门六个城门。明末，李自成攻打荆州后又将城墙拆除。
现在的江陵城墙，是清顺治三年即1646年依明代城墙旧址重新砌造的，城基均用条石垒建，城砖之间以石灰糯米浆灌缝，故有“铁打荆州府”之称，城周长8公里，高8.83米，6个城门上均建有城楼，至今仍保持完好的大北门城楼气宇轩昂，居六城楼之冠。古代，快驿传送、官员来往都经过此门，出得大北门便是通往京都的驿道了。送行的亲朋好友于此折柳送别，此门又称“柳门”’大约这是为长安古风所影响。
今天的江陵城墙在历经300多年后，古貌依旧，雄姿犹在。
睹物思史，荆州实在是一处历史的大舞台。
早在三国时，诸葛亮说过：“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魏、蜀、吴三国以荆州为必争之地，而用尽了纵横之术，最后还是刀兵相见，“江山自古重荆州”也。蜀国之亡先已亡在失荆州，从此元气大伤而一蹶不振。
《三国志》称，刘备在赤壁之战后，名义上为荆州牧，实际上只辖有长沙等三郡，而地理位置更为显要的南郡却为孙权所握。后来刘备借荆州，曹操听说后“方作书，落笔于地”，可见荆州在曹操心中的地位。刘备西进四川得益州后，孙权多次索取荆州，刘备不还，两国交恶。镇守荆州的大将关羽大意轻敌，为东吴吕蒙所算，先失江陵，再败麦城，在突围途中被吴军所杀，这就是“关公大意失荆州”。刘备一心要为关羽报仇而企图夺回荆州，不得。几年之后，曹魏大军袭击江陵，围而攻之半年，未能破城。公元250年，曹魏之师卷土重来，志在必得，依然铩羽而归。又过了30年，公元280年，晋国大将杜预先破江陵，再沿江东下，东吴不再。在这短短70多年中，为争夺荆州，周边各国大动干戈发生大战至少六次！明末清初的历史地理学家彭祖禹说过：“夫荆州者，全楚之中也。北有襄阳之蔽，西有夷陵之防，东有武昌之援，楚人都郢而强。”漫步郢都旧址的废墙前，群雄奋争、王旗变幻的画面，时而交叉时而重叠，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脚印踏遍了荆州城外城内。而更使人莫名其妙的是，为什么一旦占领城池，欢庆可也，又何必千篇一律地拆城毁墙？
当这样的疑问因为不可追问而作罢，挥之不去的便是楚地荆州厚重的文化积淀了。
文物普查后证实，古荆州境内有八岭山、雨台山、孙家山、纪山、拍马山、川心店和观音挡等七大古墓群，分布面积达450多平方公里。地面存有封土堆的古墓885座，其中王族墓地270多座。仅从发掘的几座陪墓中已出土文物25000件，其中有楚国金币“郢爰”和越王勾践剑、楚王孙鱼戈、彩绘石编磬等稀世珍宝。
由于楚文化孕育的时间比较长久，并且具有包容性，所以即便在白起拔郢秦灭楚之后的漫长岁月里，楚文化依然独秀长江中游，其影响广及吴越、远及后世。
“楚辞”、“楚乐”之中引而发之的浩荡楚风，是华夏文化中的大气磅礴者。
当我们谈到楚文化的渊源时，有学者已经注意到，在商周时代，江汉平原上便存在着一支影响巨大、文明度相当高的土著文化，即荆南寺红陶系文化，它是在原始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地方性很强的文化。楚人很有可能是以这一地方文化为立足点，惨淡经营同时又博采众长，得以崛起。然后凭荆州之险，托长茳之利，深入长江下游，与当地文化又有新的碰撞、交流与融会。是时，长江上游和长江下游与中原的联系还很少，一片沉寂，而地处长江中游的楚国开始时不为北方诸侯所重视，却渐渐地跻身强国了。
《史记，周本纪》说：“平王之时，周室式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这里所说的“方伯”，实即一方霸主。较为详细地记载这一时期历史的是《国语郑语》，大意是：秦襄公助平王东迁，而取西周王畿为己有；晋文侯迎平王至洛邑，定天子而有功；齐庄公、齐僖公主持过诸侯盟会，小有气候；楚君蚁冒开拓襥地，也可与其祖若敖齐名了。
蛾冒死，其弟熊通立。公元前706年，熊通说：“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史记’楚世家》）是为楚武王。楚武王底定江汉之西，经略江汉以东。其子楚文王（公元前689年至公元前677年在位）北渡汉水，东出方城，小试锋芒，中原便为之震动。楚文王之子楚成王（公元前671年至公元前626年在位》出入中原、擒纵淮夷，虽无方伯之名巳有方伯之实。楚成王之孙楚庄王（公元前613年至公元前591年在位》更是饮马黄河，问鼎周室，为春秋功业最显赫的霸主。随着国势强盛，此时的楚文化已经初具形态，并且有着明显的楚地特色。直到战国晚期，楚文化始终是长江文化的旗帜。
春秋早期的楚国由弱到强称雄江汉之间时，后人不能不承认，楚国有明君。楚国清醒地认识到，与淮汉之间的国家和部族相比，资源与文化都还是落后的，励精图治不敢有丝毫松懈。综览长江中游的态势，其时聚居在鄂东南与赣西北的扬越，因为出产大量红铜而为资源最富有者。从文化的发达而言要推生活在汉水支流顶水流域的曾国，曾国铜器如出现在黄河中游不足为奇，而在铜器生产明显落后的西周时期的长江中游出现，就弥足珍贵了。比起曾国铜器更难得的，是他们还有大夫季梁这样的思想家。
春秋早期的曾国，完全可以因为季梁、因为季梁的思想而自豪。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此种自豪可以广及整个华夏民族，既是长江的也是黄河的自豪。
季梁思想的核心可以概而括之为一句话：“夫民，神之主也。”公元前706年，楚伐曾，设诱敌之计。曾侯欲出击，《左传?桓公六年》记季梁谏阻之辞：
“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婬。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然后致力于神。”“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何福之有？”曾国，李学勤先生考证认为，即文献所谓隋国，其公室为姬姓。在《国语‘郑语》中，“曾”，写作“缯”。它的地理位置深入蛮夷之中，生存环境所给出的条件与警醒是明明白白的：倘若民乱则国乱，一切荡然无存；只有“民和”才能生存发展，与列国共存。以此观之，黄河流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直到春秋中晚期，仍只能望季梁的项背而落在后面。《左传襄公十四年》记晋乐官师旷说：“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时在公元前559年，比季梁晚147年而与季梁的民为神之主相比，仍不得要领。
黄河流域帝皇辈出，故君为重；长江流域思想高远，故民为重。这样说肯定有片面性，却也不是毫无道理。我们万不可对同样孕育了中华民族的这一河一江说长道短，但这一江一河流经的历史与大地之上的万千景象又确确实实是各有特色的。
推崇季梁的不光是曾国也有楚国人，季梁思想所照耀的是一个时代，因而以下的论述是极为精当的：“先秦的民本思想，萌芽于《尚书》，形成于季梁，经过老子、孔子、墨子从不同的视角加以发挥，至战国中期的孟子而唱出了最强音。”（《长江文化史》，李学勤、徐吉军主编）
楚国的强大自有楚国自身的原因，作为思想而言，季梁之于楚是不可替代的，既激活了楚人的思维方式，又提升了楚地的文化品位。到楚成王时，扬越成了楚国恭顺的臣民，曾国也对楚忠心耿耿，从而奠定了楚国称雄的基础。从古到今难解的一个疑问是：曾国既有季梁，又有长江中游无与伦比的铜器，思想、器物都很先进，却因何不能强大而只是楚国附庸？岂不是先进了也要挨打？或可这样说，曾国有季梁思想，但曾国非季梁之国，因而季梁的思想不能等同于曾国的思想。一种民本思想如果没有一国之君的认可与接受，想要成为产生文化的动力是不可能的。
思想者原本不囿于一国一地。
其时，楚文化已经以它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姿态而在发扬中了，它的博大精深却是在漫长的过程中形成的。
春秋，黄河流域的夷夏关系比较紧张，经常处于对抗战争状态，关系稍好的如晋国，公室与戎狄通婚。但一般情况下是夷夏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及互为提防，夷则“滑夏”，夏则“攘夷”，已成惯例。所谓“夷”即古人说的“蛮夷戎狄”，所谓“夏”就是华夏。管仲相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名震一时。黄河流域干戈大动、昏天黑地的时候，长江流域却气象升平，夷夏之间几无大防，轻易不举挞伐之兵。在这一点上楚国的情况尤为特殊。
民族的多样性可以引发一国内部的仇恨与战争，也能产生思想、文化的多种色彩，如鸟之争鸣、花之竞艳。
楚人楚地均介乎夷夏之间，楚国的民族构成在当时列国中是最复杂的，楚国采取的政策是“抚有蛮夷”，“以属诸夏”（《左传襄公十三年》）可以说，这是先秦时代极具前瞻性的、难能可贵的政治路线和思想方略。对“蛮夷”抚而有之，是认识到了夷也是民。先秦的风真是自由而浩大的，曾人季梁的思想，在楚国的大政方略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楚国没有专事掠夺，而通婚和亲、送大熊猫之类的外交手段，也未见记载，有一些事实是后人在发掘与追寻中进一步认定的：
湖北大冶至江西瑞昌一带，是当时的产铜中心，而那里的楚墓非常稀少，这表明楚国对土著扬越的统治相当宽松，铜矿还是由扬越开采的。湖南长沙的楚墓与越墓往往共时共地，若非生前友好，死后岂能为邻？（参考资料：《长江文化史》）
楚国有人才，楚国有大将，凡俊才则任之，是长技乃用之，楚之大者也。观丁父、彭仲爽、养由基、潘党、伯州犁、郑丹等事楚国而均不是正宗楚人。学者文人中，老子原为陈人，庄子和宋玉原为宋人，荀子是赵人。
当时世界从文化而言，拥有老庄便意味着拥有了思想和精神的至高无上。
楚人对外来文化不仅是从不拒绝，且常常会以面对新鲜的惊讶而学习、模仿，在模仿过程中又稍加增删使其尽量有楚地特色。楚文化首先是融合的文化，因而也是富有创造性的文化。
江淮之间有“饭稻羹鱼”，为司马迁所赞赏。而饭稻羹鱼的主要保障便是水利，然后才是稻作农业的发展、河塘湖泊的鱼鲜活跃。当时的淮夷因为能筑陂，便有了村乡群落的水利工程，很可能就是可以开流放水、分流漫灌的小型初级排灌系统，带来的却是稻谷丰登。楚人开始不会筑陂，向淮夷学，并根据楚地实情加以改进。楚人有大气魄，楚庄王时，委派孙叔敖掌管主持期思坡这一流域性的大型水利工程，河南固始县有遗址可考。后人赞江陵，美食为其一，杜甫说“白鱼切如玉，朱桔不论钱”。江陵美食与江陵铜器、荆锦缎、水磨漆器同时闻名，如山药泥、九黄饼、江米藕等有口皆碑。据说北宋时，仁宗召见江陵张景，问：“卿在江陵所食何物？”张景答道：“家常便饭耳，新粟米炊鱼子饭，女敕冬瓜煮鳖裙羹。♀”仁宗觉得新鲜，也颇为遗憾：“朕未曾尝过。”至今，“冬瓜鳖裙羹”仍是江陵待客佳肴。
铜器铸造技术，楚人原不如曾人，但到春秋后期便超过了曾人。考古学家认为，熔模铸造工艺很可能不是楚人首创，但已发掘的用熔模工艺铸造的年代最早的青铜器，是楚国之器已成定论。
1978年、1979年发掘的下寺楚墓共24座，出土铜器的有9墓，共1200多件，2号墓最多，为551件。楚墓礼器中的升鼎、束腰、平底、斜耳、蹄足均在器周饰有6兽作攀附状，生气勃勃而壮美可观。2号墓出土的一件铜禁四周均有多层透雕云纹，面缘有12只镂空攀附兽，底缘为12只镂空兽形足。这个墓主从铜罨铭文中判断，很可能是令尹子庚，死于公元前552年。楚国用熔模工艺制造的铜器还有更早的，即楚王熊审盏，现为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李学勤在1990年5月31日的《中国文物报》上撰文认为，楚王熊审盏的捉手和耳足是用溶模铸造工艺制作的。
下寺楚墓出土的铜乐器计有甬钟一套26件、纽钟两套18件、铸钟一套8件。据称，其铸造技术与音乐性能，均为当时之最。初见天日，尘灰尚在，便有爱乐者试击之，虽无曲调，其璁噻之音却令人肃然。
楚人好乐，楚人且认为人死之后灵魂也需要音乐之声，于是有钟陪葬。
当楚建郢都并步入大国之列时，长江之水大约和现在也有明显的差别，那时长江上游有着覆盖率高达709甚至更多的原始森林与大片草原，巴蜀之地遍播绿阴，三峡两岸也是林木蔽天，不时传出虎啸猿鸣。长江的水是清澈的，长江中游的水是清澈的，当我们寻觅并追问历史的兴兴衰衰时，怎么能忘记正是长江孕育了中游和下游的各有习俗、各自为政的灿若晨星的大国与小国？这些大国与小国相望相闻，国号、君皇和地域把它们区分开了，一条长江却又长长地使之相联相系。它们各自存在、各自发展，人类在弱小时都是天真可爱的，你看孩子便知道了，一旦长大就争强好胜，便打仗，攻城掠地，想称霸。即便在那个时候，交战的国与厮杀的人，仍然都是同饮一江水。
一国、一族，与别国、别族，它们自身及相互之间都在变化着，都处在历史过程之中。如同长江，在陈旧的河床里，永远流淌着新鲜的水。
那时的长江中游，原始的流风余韵一样是迷人的啊！古朴还在，诱惑也很招摇；不再淡泊，却又怀恋淡泊；贪婪教会了君王诸侯磨刀擦掌；泥土垒筑的城墙开始变得高大；简捷的领悟其实高深莫测；诡谲的想像正在发生；有几个人物已经出现在长江中游，他们是老子、庄子、屈原，几千年后回首，他们的脚印仍然是中华民族文化与思想的制高点。
当时楚国，政治宽松，思想活跃，文化发达。王室多次发生政变，贵族的争权夺利也成为拔刀相见的火并。但，楚国没有言论罪和思想罪。楚文化的根底是土著文化和巫学，楚地之初巫学风行且发达。我们当然不能排除楚之巫学也有求神问鬼的巫术成分，但它已经包含有早期的科学与文化艺术了。所谓人类早期的科学，一般是指天文、历算、医药；而早期的文化艺术主要包括诗歌、乐舞、美术。战国时期的天文学家中，甘德与石申夫齐名，石申夫是魏人，甘德一说齐人一说鲁人一说楚人，莫衷一是。甘、石二人均有二十八宿星名图。甘德称彗星为“天掊”，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战国楚帛书也称彗星为“天掊”，甘德之学很可能就是楚人的天文学。席泽宗在《光明日报》1981年4月7日的文章中认为：甘德在公元前400年至前360年之间，发现了木星的第3号卫星，比西方的发现早2000年。又据《汉书·天文志》载，甘德与石申夫都发现火星（荧惑）与金星（太白）有逆行现象。
唐昧比甘德稍晚，楚国天文学家，且身为大将。此公多才，可惜后来死于战阵。
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天文气象杂占》，记载各国云气，且不避刘邦名讳，又将“楚云”列诸国云气之首，由此推想当是战国楚人遗物。帛书上还画有29颗形状各异的彗星。
星光照耀下的长江，仰望星空的楚人，那是一幅美丽的历史画图。
还有“楚云”，“楚云”肯定是云，那么它与“鲁云”、“越云”又差别在何处呢？也许这要问雷和雨。
天文幻变，气象万千！“楚云”当然是古云了，它是否飘散或者成为雨滴？倘若历史不是湿润的，我们的血脉也早巳枯干。
先秦诸子中，其著作成书年代最早的是《老子》。但，道家与儒家却是同时兴起的。前者代表长江文化，奠基者为楚国的老子；后者代表黄河文化，奠基者是鲁国的孔子。
老子的《道德经》只五千言，却体大精深，胜义迭呈。其中以“道”为中心并派生天下万物的宇宙生成之论，已成为哲学的最高范畴，古今中外，莫不如是，直到20世纪末叶，人们还在说“道”、论“道”，但极有可能人类已经离开真正的“道”愈来愈远了。
寻找本原的时候，人们总是会想到老子，但不知所终的老子肯定不会再发一语。他巳经说过了，他已经说完了。“道可道非常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庄子，名周，生于宋，迁于楚。他是仅次于老子的道家宗师，故曰“老庄”。倘说楚人有绝妙之思，则非老子莫属；倘说楚人有极美文采，那么庄子之文、屈原之诗，一样是千古绝唱了。
庄子善用寓言和比喻，集博大、精深、狂怪于一身，在潮推浪涌一般妙语哲理中，编织故事，创造语言，信手拈来，挥之即去，呼之又出，说是“仪态万方”（鲁迅语）实不为过。其惊人的想像力，如山之沉重云之飘逸水之绵长，纵横于浪漫和荒诞之间。
《秋本》写道：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
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秭米之在大仓乎？……
诚如庄周所言，“自细视大者不尽，自大视细者不明”，论说庄周是困难的，迄今为止的所有论家均属不自量力，惟体验与感悟可以达致无穷，对天地时空与生命的追问，于奇谈怪论中真知灼见的闪现若天马行空，如此这般赶紧打住，还能说什么呢？
真正的文化只能以一个“大”字冠之，非一家而众家，非一种文体而多种文体，这也就是楚地楚国楚文化之所以不朽的道理所在。战国年代，当北方诗坛寂寥几近荒芜时，惟独楚国诗星璀燦于长江中游，众星中最大最亮者为屈原。楚有楚辞，而屈原为万古宗师。
屈原与庄周应是同时代人，屈原的生卒年代约为公元前340年至公元前278年；庄周约为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286年。两人虽一诗一文，幽深玄妙绚丽却有异曲同工之感。《天问》道：
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闻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明明阇阇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圜则九重孰菅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隅隈多有谁知其数？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曰月安属？列星安陈？洪泉极深何以填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河海应龙何画何历？
九州安错？川谷何；夸？东流不溢，孰知其故？屈原是一个有太多惊讶和疑问的人，他是在触模太初、开始，天地之初，生命之始，每一问在当时、现在和将来，都是震聋发聩之声。
再如《九歌，少司命》：
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
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
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荷花兮蕙带，倏而来忽而逝。
夕宿兮帝郊，君谁须兮云之际？
这是怎样的思接鸿蒙、身登九天、心怀八极的咏叹调啊！屈原之所以成为屈原，除了他个人天生的才情、人格之外，还应当指出大江奔流的楚地风光、楚人风气的外部环境，同样至关重要。而风光与风气中的楚人的巫学和道学，更是楚辞精彩绝艳的源头活水。
楚文化的奥妙之一便是：楚人使楚地的巫学广大而美丽了。
楚艺术一样令人叫绝，它的创造性集中在变形与抽象上，而现代艺术达到这个境界至今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87年荆门市包山2号楚墓出土的漆画一幅，宽5.4厘米，长87.4厘米，画贵族迎宾，人物26个，还有车、马、犬、猪、雁、柳，单线勾勒重彩涂抹，是写实的内容，而技法却为抽象与变形。湖北江陵出土的虎座凤架鼓造型奇特、构思诡怪，双凤背向而立于两只小虎背上，凤颈如长颈鹿，两冠系鼓，双尾相接。凤也虎也只是为了悬一小鼓，却费尽心思独创悬鼓工具的同时，这工具本身便成了楚艺术的一部分。楚人好乐，器乐是最抽象的艺术，楚人得心应手，多种乐器为今人见所未见，乐器种类之多可以联想的，一是乐队之浩大，二是配器之繁杂。楚曾侯乙墓出土的成套编钟有铜木结构的曲尺形钟架，全长10米，上下3层，髙2.73米，由6个青铜铸的佩剑武士和几根圆柱承托65个编钟，其中包括楚惠王送的大铸1件，悬挂总重量3500千克。铜质磬架长2.15米，高1.09米。由两只鹤状变形怪禽支撑，分上下两层，悬挂编磬四组32件。编钟、编磬、钟架上均有字数不等的铭文，共4000字，测音结果表明，绝大多数钟所发出的音与钟上铭文所标的相等。用于演奏的全套甬钟5组，基调属现代0大调，总音域跨至5个8度音程，只比钢琴的音域两端平均各少1个8度音程，中心音域部位约在3个8度音程的范围内，12个半音齐备。全部音域的基本结构，则是5声、6声以至7声音阶。曾侯乙墓的编钟，无论是冶炼水平、铸造工艺还是音域、音质，均为当时世界所罕见。
1982年，湖北江陵马山1号楚墓发现了大批丝织品，再一次证实：早在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的远古先民就开始纺纱织布，到春秋战国，楚地的丝织与刺绣已达到了很高的工艺水平。是次发掘出土的丝织品中，凤龙虎纹罗禅衣为稀世珍品。很难想像当时楚人的艺术构想是怎样得到启发的，而织、绣工匠的绝技也一样令人感叹叫绝。在一件绣罗禅衣上，有二龙一虎斗一凤的刺绣纹样，凤居中，凤冠长且大，一足后蹬作腾跃状，另一足强力前伸，搜一龙之颈，龙逃窜，侧首似回望。与此同时，凤以展翅之威击中另一条龙的腰部，龙遁，仰首无奈。凤的另一翅膀迎战老虎，虎不敌，张大口而哀鸣。这是龙虎凤会战图，龙虎结盟，龙且双龙，一凤敌之竟所向披靡，不知楚人深意何在。可以猜想的是，当时楚地并不以龙为图腾，而凤，很可能被视为吉祥、美丽的天使之鸟。抑或这是老子以柔克刚的思想之艺术化？总之，楚人的思维方式独特而复杂，楚人的审美情趣实在是大不一般。
此件绣罗禅衣的整体格局，是以4个正反倒顺相合的纹样图案作“田”字形配置，再利用凤翅、凤尾组成一个菱形，使4个图案的纹样更具一体和完整性。更不可思议的是凤的长冠与虎的长尾交错，使纵向排列的纹样单元有所归依而相连成串。整个画面看似都是“3”形和“2”形曲线，空闲处作弧形修饰，而这样的每一笔修饰又都是凤与虎的肢体，无一闲笔，无一虚饰。
这时候我们才发现：楚人的这一丝织品中，龙虎凤之战其实并不重要，凤的降龙伏虎也缺乏细节，不足以构成故事。匠人的匠心也许在于：借助龙虎凤的姿态、气势，成为此一绣罗禅衣的艺术架构，然后一针一线精心刻划，在我们看来便成了艺术，胜败并不重要、胜败都很美丽的艺术。
自然，这一切都是笔者之见。楚人织绣这一禅衣时把它当作艺术品了吗？答案是肯定的：没有！包括前文已经写到的虎座凤架鼓、编钟青铜武士圆座架等等，那只是架鼓的、支撑编钟的，绣罗禅衣则也就是衣物而已。那是不以艺术为艺术的年代，随便留下一样器物皆能称作艺术；而遍地都是号称的艺术家与艺术的岁月，留下的很可能是一堆又一堆的垃圾。
先秦漆器中出土最多的属楚国。楚人的漆器用途已经广泛，除生活用具外，尚有兵器、乐器、舟车和葬具。楚人以竹、木、纺、革、藤为漆器的胎，以不同颜色用以不同器物，金银二色为最难制造。楚国的能工巧匠还在漆器上以材施纹，凸现纹路的线条美，常见的是凤纹、龙纹及几何纹。还有的漆器已近乎漆画，以神、兽、狩猎、乐舞为主角和场景，再加上纹饰作陪衬。
同漆器密切相关的是木器制作，以斫削、镞凿和雕刻为主，使楚地木器用途广泛、丰富多彩。镞凿木器多数是容器，如耳杯与圆盒，耳杯又分圆耳、方耳两种，方耳为楚地特有。耳杯古称羽觞，是酒器。圆盒多数为弧壁，也有直壁的，其精品除漆绘外，月复壁两侧还有一对衔环。
楚国辉煌，真是一言难尽。
楚风吹动了，楚乐奏响了。
屈原《九歌》谓：“五音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羌声色兮娱人，观者丨詹兮忘归。”楚乐奏响了，楚风吹动了。
楚国曾经是辉煌的。辉煌是一种炫目的景象，辉煌是光与火的炫耀。炫耀到极致，便是衰落的开始，而急着辉煌者身处辉煌中时，往往不会想到这一点。战国晚期，秦并吞六国的企图已路人皆知，而楚国是六国中惟一可以与秦抗衡的强国。当时楚国的版图相当于今陕、豫、鲁的南部，江、浙、皖、赣、鄂、湘的全部，巴蜀大部，其势力并且巨远及滇、黔、桂、粤、闽。不仅幅员辽阔，而且尽占长江中下游楚风余响富庶之地。因而张仪说，能统一天下者，“非秦即楚，非楚长即秦”。
史书有载，楚国之败败于楚国后来的君王，一个贪婪、、目光短浅的国君，可以把一个大国、一个强国断送掉，而不再纳谏、不容异己、官吏**便一时成为风气。历―一命史可证：
**了便要挨打，**了便有可能亡国！江陵城头，那个秋风月夜，我们多少带点惋惜地谈到秦灭楚的往事时，长江不为所动地滔滔流去，既无所可惜，也无所流连。这就是日月之行、江河之流，这就是历史！长空雁叫，编钟声在何处？
想起了屈原死后楚国另一大才子宋玉所言：“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可是，在长江中游广大的原野上，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如同真理总是简单的一样，错误也是简单的。不同之处在于：简单的真理不容易发现，简单的错误很容易重复。
洞庭湖啊，我当怎样为你忧？
从荆江到洞庭湖水又东……
长江流到湖北枝城，“九曲回肠”的荆江河段由此开始。自枝江至藕池口长约180公里为上荆江，从藕池口以下到洞庭湖出口处城陵矶，为下荆江。下荆江河段如以直线距离计，仅80公里，江水在这里绕了16个大弯，其流程为240公里。这样的河段必定是险段，从古到今人都说：长江万里长，最险在荆江。决堤、崩岸、泛滥，一次又一次洪水之灾后，人们心有余择而莫可奈何。自汉（公元前185年）至清（1911年）的2096年中，发生大小洪灾214次，平均10年1次；自1921年至1987年，发生较大水灾11次，约6年1次。进人本世纪90年代后更是险象环生，灾害频率显著加快。
河流学家认为，荆江是长江河床演变最为典型的河段，了解荆江便是了解长江的特殊性上荆江因为河床的地质构造运动与江水流向大体一致，从而增强了江流的纵向流速，河岸沉积物的胶结度相对紧密，还算比较稳当。同是荆江，下荆江却是太特别了：水的流向与河床构造运动垂直相交，横向环流的冲刷作用显著而有力，再加上极易冲垮、掏空的河岸沉积物的松散，便发育成极为散漫的“自由河曲”。河道扭曲蜿蜒，曲折系数高达2.01至3.57，曲折率居中国蜿蜒性河道的首位。下荆江孙良洲弯道河道的长度为20公里，直线距离不到1公里，曲折率高达25，人称这样的河曲为“河环”。
荆江河道的如此曲折，仿佛也在提醒我们：荆江是长江及其流域一系列演变的过程之一，荆江是历史时期的荆江。
先秦年代，流出江陵之后的长江便进入范围广大的云梦泽，其时荆江河槽还不明显，由古云梦泽的湖泊沼泽所淹没，河床形态不甚明显，当时的荆江以泛滥漫流的形式涌向东南。到秦汉时，长江泥沙在云梦泽一带的沉积，使荆江三角洲开始形成。江水作扇状分流，下荆江始有分流水道，如古籍有载的夏水、涌水，荆江主泓道略偏荆江三角洲西南。魏晋南北朝时期，荆江两岸出现许多穴口和汊流，可以分流泄洪，促使沙洲发育。荆江三角洲继续向东南扩展，云梦泽主体不得不向下推移。据《水经注》所载，今石首境内的下荆江河床开始形成，江中沙洲众多。
至唐宋，当监利县境内云梦泽消失，上荆江河段穴口淤塞，荆江河床塑造完成。但，当时荆江两岸仍有20多个穴口，并有江北的夏水、扬水、鹤水一起调节流量，分流泄洪，因此“宋以前，诸穴畅通，故江患差少”。可以推想其时荆江河床比较稳定，荆江之水也基本安澜。
显然，荆江需要“穴”，而且不是一个“穴”，是“诸穴”。荆江的此种需要并不过分，是在自然流动中自然形成的。
南宋以后，荆江河道进人最混乱、变化最大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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