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上海期间，一方面频频召见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等国民党各路元老及中坚人物，对党务整顿问题广泛征求意见，统一思想。寻找网站，请百度搜索+另一方面，积极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接触，并接受了马林对改组国民党的建议。又在同苏俄特使越飞进行多次会谈的基础上，于1923年1月26日，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
与此同时，孙中山为消灭陈炯明叛军，重新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遂将驻扎福建的北伐军改名为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东征军总司令，后又以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组成了西路讨贼军，对广州形成夹击之势。1923年2月，东西两路讨贼军合围广州，陈炯明叛军迅速溃败，逃往惠州。21日，孙中山由上海返回广州，第三次建立政权，再任陆海军大元帅。
孙中山领大元帅职后，更迫切地需要军事人才的辅佐，数次急电在宁波奉化的蒋介石，要他速来广东处理军务。然而，蒋介石心怀不悦，迟迟不予答复。为此，孙中山指示上海方面，即速派要员亲赴宁波，劝说蒋介石来粤复命。
该年3月15日，上海方面先后派出胡汉民、邹鲁、林业明、林直勉、胡毅生等人，前往宁波，面见蒋介石。经过反复劝说，蒋介石终于同意动身，但说要先去上海。
3月19日，蒋随胡汉民等人到了上海。盘桓几日后，又突然不辞而别，折返宁波。回到宁波后，蒋介石也觉得自己此举有些过分，便从宁波直接发了一封电报去广州，而后又写信向孙中山陈述自己的意见，仍只字未提赴粤复命之事。孙中山有些恼火，又给蒋介石发去一封电报，命其必须立即前来广州。
面对领袖的电示，想及自己在军中的不公正待遇，蒋介石陷入极端矛盾之中。举措未定中，他再次想到了盟兄张静江。思来想去，只有请盟兄给自己拿主意。于是，蒋介石于4月13日再度来到上海，去张园向张静江倾诉心中的苦恼。
张静江十分明了这位拜弟的心思。
至今为止，蒋介石仍在军中挂着虚职，手上照旧没有自己的一兵一卒。尤其是同领袖共渡危难之后，他在政治上有了更高的期望，而孙中山却因其在军中尚缺乏人望，且“性刚而嫉俗过甚”，暂时不叫他参与重要的政治、外交活动，国民党改组后的各个委员会中，也未给他安排任何一个职位。
“打仗了，才想起我，难道我这一辈子只能打仗？”蒋介石愤愤不平地说。♀
“介弟万万不可急躁。”张静江耐心地好言劝道，“介弟尚年轻，总理是想多给你磨练，以成大器。”
“那么，改组国民党计划的会议，为何不叫我参加？我在事前是给总理写过信的，提请总理注意：党约不改，党务终难整顿。后来总理不是按此做了吗？”
张静江突闻此言，一时语塞。想了想道：“介弟有远见，诚可喜也。总理这样做了，实可见总理早已成竹在胸，介弟所提请的意见，正好与其不谋而合。”说到这里，见对方未予反驳，便又继续说道：“总理在广州，一是继续党内整顿、改组事宜，二要面对陈炯明随时可能的反扑，还要策划下一步讨伐行动。他在军事上，依赖介弟之处正多。依愚兄之见，介弟仍应在军事上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能，至于党内地位，慢—步再考虑吧。”
“不，”蒋介石断然道，“身为国民党员，在党内没有发言地位，只会打仗，顶什么用？二兄此意，介石无法接受。”
“介弟，”张静江委婉劝道，“成大事者，应以忍隐为上。俗语说‘欲速则不达’，请介弟三思。”
沉默，难堪的沉默，室内的空气似乎要凝固了，惟有时钟慢条斯理地响着嘀嗒声。
这时，朱逸民亲自端了茶点进来，在茶几上摆好。她本想坐下来陪茶，却见蒋介石静坐不语，一脸沉思的样子，又见丈夫以目示意，便识趣地悄然退去。
张静江端起茶杯，打破沉默的气氛道：“介弟，喝点茶吧。有些事，咱们再慢慢聊！”
“二兄有何见教，还请尽快指点，为介石解疑释难！”蒋介石一开口，话就显得很急。他刚才听了张静江那番话后，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怎样处理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及同总理的关系。他想起了总理在2月18日至27日的十天内连发的两封急电，一是“万请速来，勿延”；二是“各要事须兄相助，万望速来”。同样的事，以不同的措辞发出，可见总理盼己返粤之心切。但是，总理既然在军事上倚重于自己，为何不让我染指党内事务、参与政见？难道真如二兄所说“多给你磨练，以成大器”？总理是真的想扶助我呢，还是仅限于使用，他为什么连委员会也不让我进去？
蒋介石心里急，所以话也说得急。张静江洞察到他那不可言状的内心世界，便说：“介弟，你还是没有想明白，许多事是急不来的。”张静江慢悠悠地品了一口茶，似乎是为了考验蒋介石的耐心，又慢悠悠地将茶杯放下，继续说道：“介弟要我指点，那我就实说了吧。”
“吾党自同盟会成立以来，历经变迁，迄今已有二十八年矣，”张静江微闭双目，缓缓道来，“二十八年历史长河，群星璀璨，大浪淘沙，精英人物辈出，弟自思能居其几？惟此番总理蒙难，弟能日伴君侧，当为殊功，然总理革命已四十年，历经劫难无数，此功又何能以一当十？故愚兄以为，弟欲急切介入吾党议事中心，非党内同仁不允，则总理也未必能独予青睐。弟心甚高，愚兄以为日后必有成就，但决非今日。愚兄此说，不知介弟以为然否？”
蒋介石闻言恻然。张静江所说皆为事实，若论资历和贡献，自己实在难跻身主流之列，想及不知何日才能出人头地、一展抱负，不禁内心黯然。
“那么，”蒋介石嚅言道，“以吾兄之见，介石该作何处？”
“继续努力！”张静江断然道，“所幸总理已看重你这个人才，且弟本身潜志无穷，日后必能成就大事。”张静江说着，侧身从书桌上取出那份《孙文越飞宣言》文本，递给蒋介石：“为兄近来体会，总理欲仰重苏俄，实为不得已而为之（实际上，孙中山联俄系因其深刻研究分析了当时国际形势及俄国所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及苏共治党治国方略，并非某些传记所载孙系因“绝望”而联俄。当时，张静江先生因主客观条件所限制，有孙中山“不得已而为之”的看法，也是一种局限所致，不足为怪——作者注）。综观国内军队派系，多为西方列强所操纵。南北军阀，或依靠德日，或仰仗英美，各有所需，各有所图。靠一个军阀打倒另一个军阀的办法，只能导致越打越乱，哗变毕生，终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我想总理已痛悟此理，必另辟蹊径，且为时不远了。因此，为兄建议介弟好好研究一下这份文件，使自己的思维更接近总理之思想；至于南方军事，愚兄意见仍望介弟立即前往，以助总理一臂之力。”
此番谈话之后，蒋介石似乎重新拿定了主意，在上海只呆了一天，便乘船去了广州。4月20日到达广州后，孙中山授其以大元帅参谋长之职，他跟随孙中山转战各地，对付陈炯明、沈鸿英部的反扑。
蒋介石虽身为大元帅参谋长，但由于没有自己的军队，指挥起来十分吃力。他所制定的军事计划及命令，并非令到必行，而是要商就于各军司令部，仰人鼻息，瞧人脸色。不但滇桂方面的客军不听指挥，连二哥许崇智也不接受他攻打惠州的计划而出兵潮汕，结果吃了败仗，反过来又迁怒于他。蒋介石深感“参佐军务，不为人谅，反遭龌龊”，遂于7月12日“愤而辞职”，离穗去了香港。
寓港期间，蒋介石经常躺在旅馆的软绵绵的床上，辗转反侧，越想越觉得张静江4月13日的那一番长谈其理至深，兄长般的肺腑之言，犹在耳畔。若想在党内有一席位，没有实力谈何容易？而二兄提醒我关注苏俄，实不失为良策矣！
他又想到，在这期间，中国**于6月12日在广州举行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并决定全体**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一直呆在广州，多次同孙中山会晤，并建议孙中山派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孙中山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
“去苏联？这不正是一条捷径吗！”想到这里，蒋介石从床上跳起来，奋笔疾书。
维多利亚港湾的季风夹裹着阵阵热浪，在旅馆周围肆虐。蒋介石浑身淌汗却浑然不觉，新的计划使他处于高度亢奋状态。他在给大元帅府秘书长杨庶堪的信中这样写道：“……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
蒋介石于次日发出此信后，即被一种莫名的忐忑左右。他知道，这是一场赌博。胜，则今后前途如二兄所料，当不可限量；败，则总理不允，总理将从此放弃我，我当何处？
孙中山接到秘书长转来的蒋介石来信后，陷入了沉思。对于派团去苏联考察，是要从政治、党务和军事上对苏联的经验进行借鉴，尤以学习苏联红军的组织经验，建立真正属于自己掌握的军队，更为当务之急。他认为蒋介石是可靠的，并非完全因为蒋有军事能力。懂军事的人很多，但如介石忠诚者则几少。蒋闹情绪，撇开他的胸襟不谈，则完全是因为下面的军队各自为阵，将领们的各打算盘，致蒋于尴尬境地，导致军事上屡有失误。想及这些，孙中山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并从安抚角度考虑，拟将代表团团长一职委派于蒋介石。
该年8月5日，蒋介石奉命到上海同马林商谈赴苏联考察事宜，同行的有汪精卫、张继、林业明等人。这期间，蒋介石抽暇必去张园拜访张静江，及时通告有关情况。
8月15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组团完毕，由蒋介石任团长，代表团于8月16日由上海启程赴大连，再改乘火车取道满洲里去苏联。临行前，蒋介石再次来到马思南路98号张公馆。张静江欲设宴为拜弟饯行，蒋介石连忙婉拒道：“介石并非客气，实因行前琐事缠身，此来只想听听二兄还有何吩咐。”
张静江也不再坚持，遂言道：“介弟此去，宜以组建军队为心中概图，才能学有所图，不为旁骛所扰。若弟此行有获，今后能组建成自己的军队，又何愁党内地位？更不必为以往种种不快锱铢必较了！”
蒋介石频频颔首，表示此行决不负二兄所望。
蒋介石在苏联考察了三个月，果然得益匪浅。他遵照张静江所示，在参观莫斯科及彼得格勒等地的工厂、农村、军队、学校、博物馆的时候，特别注意同军队官兵的接触。尤其是在参观陆海军的训练，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蒋掌权后国民党军队里一直派有特派员，即受此影响——作者注），以及它的训练、作战指挥乃至以班为基本建制单位的编制方式等等，均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兴趣。在同苏联外交、国际事务、军事、政治等各领域人民委员会谈时，蒋又特别注重同军事人民委员托洛斯基的交谈。由于蒋在军事问题上谈锋甚健，并真诚歌颂俄国革命的成功，分析该成功乃因革命得到了工人、农民和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而红军官兵的上亲下爱、士气高涨更是苏联政权坚固不摧的保证等等，使托洛斯基对这位来自古老中国的年轻革命者刮目相看。经请示列宁以后，托洛斯基代表苏联政府向蒋介石当面作了这样的承诺：“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外，其他武器与经济需要，都当尽其所能积极援助。”
蒋介石率团从苏联回国，于12月15日上午9时抵达上海，顾不上先去见久别的阿凤和两个儿子，便风尘仆仆地去见张静江。他兴奋地向张静江描叙了自己在苏联的所见所闻及体会，最后不无忧虑地说：“介石认为，以苏联红军为借鉴办校建军，当属可行，利用俄援发展中国革命亦甚可取，但俄国历来野心甚大，俄共政权一旦臻于强固，则对于中华民国之后患，将不堪设想。”
张静江听后沉思了很久。对于苏联**及俄共政权的日臻强大，他同样有着非常的担心。他甚至想到了今后国民党和**有无可能并存这样深远的问题。但是，他毕竟年长蒋介石十岁，革命经历也较之丰富得多，思虑再三，这才说道：“介弟此虑不无道理，但与先生之联俄联共思想相悖，尚应深思。介弟向先生汇报赴俄体会，万望谨慎，切不可锋芒太露，此于介弟前程，影响甚大！”
但是，这一次蒋介石却没有听从拜兄意见，在日后撰写的《游俄报告书》中以及面见孙中山汇报考察团之行时，均明白地陈述了他担心俄国野心的这一看法，引起了孙中山的不满和对他的批评。果如张静江所料，在后来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出的二十四名中央执行委员中没有蒋介石，连十七人的候补委员中也没有他的份，他只得了个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的军事委员会中的委员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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