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童咬牙切齿地说：“陈世美！葛朗台！希特勒！”
我笑了：“我是那种人吗？”
杨丽童说：“我不知道，我恨死你了！”
我说：“你恨我干什么？”
杨丽童说：“想听听吗？我想到了一个最恶毒的报复方法。♀不是所有站都是第一言情首发，搜索+你就知道了。”
我说：“说吧。”
杨丽童却按捺不住而哈哈大笑。她好不容易才忍住笑，把她那个恶毒地报复我的方式说出来。首先假设她骗婚成功，我答应娶她，还按照她的要求举办基督教式的婚礼。地点在历史最悠久的教堂里，主婚人是受人尊敬的主教大人，证婚人是市长。所有的亲戚、朋友、熟人和贵宾趋之若鹜地参加这个盛大的婚礼，世界各地的名记者不请自来，本地电视台还派来了两辆现场直播车。可以说，这个婚礼几乎可以跟几年前举行的丹麦王室的世纪婚礼相比美。主教大人神泰自若且满面春风，例行公事地发问，我当然回答同意娶杨丽童为妻。杨丽童模仿着主教大人那老气横秋的声音发问：“杨丽童小姐，你是否愿意嫁给许健先生为妻，按照《圣经》的教训与他同住，在神面前和他结为一体，爱他、安慰他、尊重他、保护他，像你爱自己一样。不论他生病或是健康、富有或贫穷，始终忠于他，直到离开世界？”主教大人的声音刚落，杨丽童用自己的声音声嘶力竭地回答：“我不愿意！”她分别用英语、德语、法语、日语和俄语说了一遍。最后她觉得还不解恨，用汉语再说了一遍：“呸，打死我也不愿意！”
杨丽童说出这个笑话后，竟然不再笑了，眼角却闪着泪光。我收敛了笑容，用餐巾纸替她擦拭眼泪。她紧紧地抱着我。
我知道，恨是因为爱得太深的缘故。然而我真的不敢相信杨丽童会爱上我。虽然杨丽童是乔君烈的情人，但是我敢担保她不是那种卑鄙龌龊的三陪小姐，也不是那种仅用一顿饭、一点儿金钱和权势就可以把她弄上床的女人。况且我只是一个芝麻绿豆官儿，人也比她年长十多岁。可是，不管怎样，我不愿意去伤害她。
话又说回来，如果杨丽童不是乔君烈的情人，我会觉得这个世界将会更加精彩。
杨丽童说：“我想离开这个城市。以后，我也不跑保险了，我不想跟那么多的人打交道。我想搞技术，整天静静地待着。现在我可以离开这个城市了吗？”
杨丽童应该还记得她身负为乔君烈做伪证、包庇他的犯罪嫌疑，是被取保候审外出的。我也想委婉地告诉她，她还不能走，现在还不是时候。
此时杨丽童的手机收到了短信，鸣叫了一下。她不予理会，也不想说话了，静静地躺在我怀里。
我却有了预感。我把杨丽童轻轻地推开，走到床边把放在枕边的手机拿起来。我猜对了，果然是久违了的乔君烈发来的。这是通过互联网发送的短信。乔君烈要求杨丽童在半个小时内把我叫到她的住处，他要和我对话。有了一星半点儿有关乔君烈的消息，我欣喜若狂，就像猎人发现了猎物一样。杨丽童迅速地从我的表情中看到了答案，问我是不是乔君烈发来了短信。我问杨丽童最近乔君烈有没有和她联系过。她向我保证绝对没有。
自从乔君烈在安徽省淮江市逃月兑后，他有如石沉大海，警方无法侦查到有关他的任何蛛丝马迹。被派到北京市的电脑警察周锷，一连十天没有在网上发现乔君烈的踪影。市局领导以另有重要任务为由，把周锷召回来了。现在乔君烈极有可能再次在网上冒出来，我们却一时没有办法在网上监控他。
既然乔君烈指名道姓地要和我对话，我就让杨丽童打开电脑上网，我坐下来等着他。我突然记起了相关法律规定：在办案时至少要有两个警察在场，于是打电话让张宾领着周锷火速赶来。
乔君烈用一个新注册的qq号和我对话。
乔君烈首先和我寒暄了几句，说他知道乔小星在我家里，给我添麻烦了，深表感谢！他会托人给我送来乔小星的生活费和其他费用的。♀我向乔君烈说了一些乔小星的近况，请他放心好了。
很快，乔君烈直奔主题：“你一定很想知道我是怎么知道大卫在你家里的吧？其实，虽然我想方设法躲起来，但是我一直试图搜集证据，找出谁是真凶，证明我不是杀害蓝雪的凶手！”
我说：“谁是真凶，现在还没有定论。你仓皇出逃，把案情搞得更加复杂了。你应该主动配合我们的工作，让我们找到真凶。希望你能回来。”
乔君烈说：“许警官，如果我回去了，回到公安局的讯问室里，我们还有平等、公正的对话平台吗？绝对没有！我以前学过刑事诉讼法，蓝雪出事后，我更加仔细研究法律。刑事诉讼法规定，要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才正式有权委托辩护人。我明白，我等不到那一天。报纸上为警察歌功颂德的真实报道，常常是这样写的：对某某犯罪嫌疑人攻心数十个小时后，或者对某某犯罪嫌疑人斗智斗勇数天后，犯罪嫌疑人供认不讳。其实，长时间攻心、斗智斗勇这些字眼儿，就是刑讯逼供或变相刑讯逼供的意思！谁架得住几天几夜不睡觉？这和凌迟处死一样让人生不如死！不如什么都认了，死个痛快！说到这里，我想指出，只有在网上，我们才有平等对话的机会！改革开放后，美国大片进来了，我们常常看到，好莱坞电影里头警察在拘捕嫌疑犯的时候，不管多么忙、心情多么不好、形势多么紧张，都必须在给嫌疑犯上手铐的时候念念有词：‘你有权保持沉默……’当时我想，保持沉默有什么用？这太可笑了！后来我终于弄清楚了，这句话是‘米兰达警告’。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是多么的重要，可以完全避免被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立法者的立法原意提倡无罪推定原则，但要真正使执法者广为接受无罪推定原则，则仍需漫长的等待与艰苦的努力。这几年，我从报纸上、杂志里看到不少冤假错案，执法者严重滥用国家权力的丑行乃至暴行时有所闻。就像徐希愉这样的优秀人民警察，脑子里也有一种特权思想。她吓唬我，要强行用测谎仪来对付我……”
我耐心地看着乔君烈的言论。
乔君烈继续说下去：“……全省拥有本科文凭的警察不到百分之十，拥有本科文凭的法官不到百分之二十五，拥有本科文凭的检察官占百分之几，我手头上没有数据，估计不会好到哪儿去。因此，我对公检法人员的整体素质、执法水平和服务意识，还是心存疑问的。再有，公检法人员中也存在**问题。综合上述问题，不能不说中国存在着司法信任危机。培根说过一句话：一次不公正的司法，比一次犯罪更可怕。”
乔君烈这一大段慷慨陈词，无疑是早已准备好的，贮存在电脑里。看来他为这一次和我的对话作了充分准备。我也从他的言语中，找到了我们共同关注的问题。我更加兴奋地和他对话。
我说：“培根这句话，我深有体会。这是无罪推定的立法原意。无罪推定就是宁可放过，不可冤枉。还有，我对‘米兰达警告’也是非常感兴趣的。我研究过它的历史，也研究过它在中国是否适用。‘米兰达警告’极具美国智慧，最集中地表达了美国公民保护个人不受政府强权伤害的决心。如果有了沉默权，将可以完全有效地抑制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的冲动。可是，沉默权并不是万能的。当警察向犯罪嫌疑人提出一些对他稍后出庭有帮助的问题时，如果他保持沉默，所提的问题将会在以后法庭审理时作为证据，这将对犯罪嫌疑人以后的辩护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乔君烈说：“这个你放心，我有足够的智商作出判断，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保持沉默，什么时候要说出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不管怎样，沉默权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们给我沉默权，我当然愿意回去，协助你们调查取证。可是，你们能确保我拥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吗？话又说回来，在网上，我有沉默权，我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时候睡觉，避免刑讯逼供、强行测谎、超期羁押。甚至我可以请一个律师指导我接受你们的讯问。这就是我选择在网上和你对话的原因。我知道，案发当晚，我头上确实笼罩着不少对我非常不利的证据。我也相信，杨丽童已经向你们说了真话，你们会更加主观地认为我就是凶手！我再次郑重声明，我不是凶手！今晚可能你准备不足。以后你需要我解释什么，请你先列出一个提纲，发到我的信箱里。我在方便上网的时候，一定尽可能真实、详细地回答你们提出的问题。”
我说：“我办案一直主张实行零口供，无罪推定。我们这一套办案原则，相信你是清楚的。我实话实说，你头上确实笼罩着不少对你非常不利的证据。可是，正是由于当时杨丽童给你作证，我们认为你没有作案时间，有不在场的证据，所以，我们就依法解除了对你的留置审查，没有对你实行刑事拘留。因此，请你相信，我们办案原则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并自始至终围绕着这个原则办案。我们绝不冤枉一个好人！”
乔君烈说：“假如就因为你这一句话，我相信你们，相信警察，那么你想，我会蒙受不白之冤，历尽千辛万苦，在外面到处逃亡和流浪吗？在这儿我把话说死了，我是不会回去的。你们只能通过互联网讯问我或者向我取证。”
我已无话可说，不得不揭穿乔君烈：“你说的这些话我是不会相信的。你说你在外面历尽千辛万苦？你手上不是有好几十万吗？你暂时还可以过得很潇洒，花天酒地，醉生梦死。”
乔君烈被激怒了：“我没有，我简直就像苦行僧！没有抓到凶手，我一刻都不敢放纵享受一下，甚至不敢笑一声……”
乔君烈再次慷慨陈词。他非常渴望自由自在地过日子，强烈反对任何人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和剥夺他的尊严。因此，他不敢面对警方的刑讯逼供，甚至不敢设想在看守所里度过哪怕仅仅才一天的暗无天日的日子！在不自由毋宁死的信念作用下，他被迫选择潜逃。他承认确实随身携带着三十二万元钱，但是他把每天的开销都作记账和分析，力求能省就省。他一天才花八元钱吃两顿饭，喝免费汤或白开水，有时还吃更便宜的速食面。尽管他的烟瘾和他的烦恼成正比，可是他还是把烟戒了，省下不少的钱。他要用这三十二万元钱，作为活动经费去寻找真正的凶手，并且养育自己的孩子。假如有一天他回来了，或者警方抓到了他，他一定把剩余的钱全交出来，再让警方核查他的账本，计算他到底花掉多少钱。他这样做是为了告诉警方，他潜逃在外，根本不是为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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