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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士听了道的理论，努力去实行；中士听了道的理论，将信将疑；下士听了道的理论，哈哈大笑。
不被嘲笑，那就不足以成其为道了。
因此古时立言的人说过这样的话：光明的道好似暗昧；前进的道好似后退；平坦的道好似崎岖；崇高的德好似峡谷；广大的德好像不足；刚健的德好似怠惰；质朴而纯真好像混浊未开。最洁白的东西，反而含有污垢；最方正的东西，反而没有棱角；最大的声响，反而听来无声无息；最大的形象，反而没有形状。
道幽隐而没有名称，无名无声。
只有“道”，才能使万物善始善终
黄帝内经》又称《内经》，是中国最早的典籍之一，也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之首。相传为黄帝所作，因以为名。但后世较为公认此书最终成型于西汉，作者亦非一人，而是由中国历代黄老医家传承增补发展创作而来。正如《淮南子·修务训》所指出的那样，冠以“黄帝“之名，意在溯源崇本，藉以说明中国医药文化发祥之早。实非一时之言，亦非一人之手。
《黄帝内经》成书时代，古人主要有三种观点:
先秦时期
持这种观点的人有晋代的皇甫谧，宋代的林亿、高保衡等。他们认为像黄帝内经这样科学巨著，非通晓智慧的圣贤大智不能为之，所以必定是黄帝所作。
战国时期
持这种观点的人有宋代的邵雍、程颢、司马光、朱熹，明代的桑悦、方以智、方孝孺，清代的魏荔彤等。其主要理由是:首先，将《黄帝内经·素问》与同样是战国时代的《周礼》相比较，有许多相同之处，足以充分证明两书是同一时代、同一思想体系的作品;其次，《史记·扁鹊传》中有关医理的内容，与《黄帝内经·素问》的内容相类似，但却朴素、原始得多，而《史记·仓公列传》中有关医理的内容却比《黄帝内经·素问》有所进步，由此推断:《黄帝内经》应当是扁鹊时代以后、仓公时代之前的作品，也就是战国时代的作品。最后，以《黄帝内经》的文体为例，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先秦之文，多作韵语，而《素问》中韵语的文字特别多。
清代《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进一步肯定了这一说法，因为《四库全书》在中国古代学术界有相当高的地位，这种说法也就被许多人所接受。
西汉时期
明代郎瑛从夏禹时仪狄造酒的传说和“罗“出现于汉代等证据推断《素问》产生于西汉时期。
现代中医学专家刘长林、吴文鼎等人也持这种意见。其主要理由是:其一，《黄帝内经》全书约计20万字，这在2000多年前可以说是一部巨著。编著这样的医籍需要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需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这在战事连年、七雄割据的战国时代是不可能办到的。只有在西汉时期，随着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才为医学家编著医籍提供了现实的条件;其二，西汉初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修务训》曰:“世俗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记之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黄帝内经》在书名和思想内容上与“黄老学派“的密切联系，也为只有在西汉“黄老学派“鼎盛时期才能成书提供了佐证;其三，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仓公列传》中，记述了西汉初年名医淳于意在接受老师公乘阳庆传授给他的十种医书中，竟没有《黄帝内经》，这也足以说明《黄帝内经》不可能成书于西汉之前。
以上观点可以看出，古人认为《黄帝内经》成书为战国时期较为可信。但也不能认为《素问》、《灵枢》所有篇章尽出战国。元末明初医学家吕复对此发表过中肯的见解，认为内经非一时之言，亦非一人之手。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周木《素问纠略序》、程敏政《新安文献集·运气说》、黄省曾《五岳山人集·内经注辨序》等人也赞同吕复。
比较科学的观点是，《黄帝内经》并不是由一个作者完成于一个短时间内，是多个作者跨越了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集结而成:
一、先秦文体多韵语，而《黄帝内经》中一些篇章亦有不少韵语，这些章节可能是先秦时期的作品。
二、与1973年长沙马王堆的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1972年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压药简牍、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六王斌盘“和“太乙九宫占盘“相比较，可知《灵枢》中有些篇章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有些成书于西汉更早。
三、《黄帝内经》中引用的一些文献，如《上下经》、《睽度》等是战国甚至更早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