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生本名陈文统，一九二二年生【疑一】，广西蒙山人。岭南大学经济系毕业，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史造诣颇深。一九五四年陈氏以“梁羽生”为笔名，初于《新晚报》发表中篇武侠连载小说《龙虎斗京华》；其所用楔子、回目、笔法无一不“旧”，甚至部分故事情节、人物亦明显套自白羽《十二金钱镖》。继写《草莽龙蛇传》，亦复如是。然与当时流行的“广派”武侠小说相较，却令人有一新耳目之感──这大概是标榜“新派”唯一能成立的理由。
【疑一】一九二二年生，不知叶先生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梁羽生生于一九二四年，是有案可查的事实。当年他为了逃避参军，将年纪报小两岁，改成“一九二六”年的事情倒是有的，但“一九二二”究竟从何说起？
梁羽生对此并不讳言，自承：“白羽的小说写民初各阶层人物，因为作者本人入世极深，写来细腻，最合懂得人情世故的人看。可是我受生活经历的限制，气质又完全不同；要走‘正统’道路吗？肯定不成功。于是只好自己模索，走一条浪漫主义的路了。”因有《七剑下天山》之作。
《七剑下天山》据说是梁羽生取材于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牛虻》中的部分情节，而写天山派凌未风、易兰珠等男女****闯荡江湖、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全书共三十回，都四十余万言；由于其楔子所提到的少侠杨云骢出场便死，疑云重重，乃另作《塞外奇侠传》交代，是为前传；而书中又提及武当大侠卓一航与玉罗刹之间的情孽纠缠，曲折离奇，不遑细述，遂再作《白发魔女传》以补述前情。于焉这三部小说形成系列作品，而《七剑下天山》（一九五五年）则迈开了梁羽生“浪漫武侠”的第一步。
严格说来，《七剑下天山》受到“北派五大家”的影响很深，无论是演武、写情或江湖切口、独门暗器，在在有脉络可寻，甚至还生吞活剥地大段抄袭白羽《十金钱镖》【疑二】。但梁羽生随机生发、借力打力，亦有不同前人之处；并由此建立其小说创作基型，兼具三大特色?br>
【疑二】“大段抄袭”，这是个什么概念？是说把原文改了人物的名字就直接搬过来吗？显然梁羽生并没有这么做。那么叶先生指的是不是故事发展脉络的相似呢？那就很奇怪了。利用前人的故事框架，衍生出自己的故事，并不是什么值得批评的事情。我国两千多年的文学发展到今日，难道就不允许在小说情节上有部分的相似？推陈出新，应该是思想性的，而不是流于肤浅的表面现象。就连运用新式风格的古龙，其故事框架不也是颇多借用前人甚至是外国前人的吗？读者们看的是具体的故事、是作者的思想，而不是什么抽象的故事框架。何况，叶先生此论并无举例证明，不免有指鹿为马之嫌，倘若未经举证就可断言某人是在抄袭，那么晚辈随便写篇文章，说您老人家是在明目张胆的抄袭我，是不是也就显得非常非常顺理成章了？
一、开名士派武侠新风──从其处女作《龙虎斗京华》起，每书卷首例置一阙词以寄慨【驳一】；至《七剑下天山》则进而以名士派、才子（女）型人物为书中主角。从此梁羽生小说即专写文武全才的英雄儿女，无不爱好诗词歌赋（有时未免浮滥）【驳二】；卒使书剑交融成一片，成为其作品最大特色。
【驳一】我只能说，叶先生没有读全梁羽生的作品，或者说只读了几部作品，就自认为可以一窥全豹了。很遗憾，稍微有点梁着阅读经验的人都知道，梁羽生没有在“每书卷首例置一阙词”的习惯。甚至他第二部作品《草莽龙蛇传》也没有，莫非叶先生连这部作品都没看过吗？或者，是这书不够出名的缘故吧，再找两部相对著名点的来看看——《女帝奇英传》有吗？《大唐游侠传》有吗？如果先生连这两部小说都没看过的话，那么晚生将会窃以为你对梁羽生的评论是不公平的。可是根据下文你对《女帝奇英传》的评论来看，你又是看过这部书的，这就很奇怪了。事实上，梁羽生的小说里，没有卷首词的共有八部，（《武林三绝》因为不清楚具体情况，没有列入统计范围）超过五分之一了，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忽视。
【驳二】什么叫专写？这恐怕是叶先生看过《萍踪侠影录》后，对梁羽生先入为主的看法了。梁羽生写名士型的侠客并不多，而且真正当主角的数来数去也不过是五六人而已。他的作品的特色并不在于“文武全才的英雄儿女”，而是在他的意境氛围。叶先生此论太过武断，令我深感彷徨。
二、结合历史与武侠而发思古之幽情──梁羽生首先掌握小说的基本时代背景，再配合故事情节发展而将历史上确实存在的人物一一穿插其间，或予以伐毛洗髓、月兑胎换骨。如《七剑下天山》写顺治、康熙、多铎、纳兰容若、傅青主、冒浣莲（伪托冒辟疆之女）【疑三】等等。其事虽非“历史之真”，但经过文学处理后，却得“艺术之真”。从此梁羽生小说即与“历史武侠”结下了不解之缘；上起隋唐【驳三】，下迄明清，形成其作品第二特色。
【疑三】按照叶先生的语境看来，好像历史上真是有冒浣莲这么个人了？叶先生文中许多地方用词均有问题，或许是台湾用词与大陆不同之处，又或是叶先生用词不似晚辈这般处处斟酌。
【驳三】有隋朝的故事吗？在梁羽生作品里，年代最早的作品《女帝奇英传》也是从武则天开始的，关隋朝什么事情啊？把隋唐这个通称，用在这严谨的评论里，就似乎不够严谨了。
三、一贯以“天山派”武学为主流──过去还珠楼主曾撰有《天山飞侠》一书，但高处不胜寒，未曾创立“天山派”。而自梁羽生《七剑下天山》起，如《塞外奇侠传》、《江湖三女侠》、《冰魄寒光剑》、《冰川天女传》、《云海玉弓缘》、《冰河洗剑录》等系列作品，无不以“天山派”武学为正宗、主流而贯穿全书【疑四】。这种独沽一味的写法，实为武侠小说所仅见，由是形成其作品第三特色。
【疑四】在梁羽生的三十五部小说里，算上《武林三绝》，没有涉及“天山派”的一共有十部（《还剑奇情录》既然多少还有点联系，那就也算涉及“天山派”吧），虽然尚不够三分之一，但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了。这“无不”二字似乎需要商量一下，哪怕是笼统的说。
虽然如此，但《七剑下天山》仍不足以称“新派”，只能说是开创了“名士派”或“诗情画意派”武侠小说；因为作者所用的文字、笔法、章回、素材以及思想、观念──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传统式”的；与旧中国“北派五大家”血脉相通，没有太大区别。相形之下，《塞外奇侠传》取材于蒙古民歌中女英雄飞红巾的传说，以作者自制的哈萨克民歌开场；仿朱贞木文白夹杂、不规则之小说回目，运用新文艺笔调写杨云骢、飞红巾、纳兰********角恋爱故事，反而不落俗套，清新可喜。
梁羽生一共创作了三十五部武侠小说，自认《萍踪侠影录》、《女帝奇英传》及《云海玉弓缘》三书是平生代表作。【驳四】
【驳四】梁羽生只是说这三部是他自己比较喜欢的作品而已，我相信叶先生不是空穴来风的人，可这说法究竟是从哪听来的？另外，代表作应该是由读者选出来的，难道这也可以“自认”吗？-
《萍踪侠影录》以明朝“土木堡之变”为时代背景，写忠臣于谦孤军抵抗蒙古的悲剧；并穿插张士诚后裔张丹枫与宦门侠女云蕾之间的爱恨冲突。全书气势浩瀚，布局奇巧；特别是成功地塑造了名士派大侠张丹枫这个角色，“藉由张丹枫个人侠士性格的自然发展，而彻底扭转了一家一姓争夺帝位的观念”。作者将张丹枫这种面临民族大义与累世深仇“非此即彼”的心理挣扎，刻划得淋漓尽致；终而使其生命情操升华、净化，完善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典型-
《女帝奇英传》以唐代武后（则天）临朝为时代背景，写宗室李逸为兴复唐室，落拓江湖，广交天下豪杰，而与才女上官婉儿、英雌武玄霜所交织的爱怨情仇故事。作者曲曲描述上官婉儿对武后由恨生敬、内掌诏命的过程；大胆为历史翻案，肯定武则天的施政“有益于国家百姓”，在传统观念上又是一项突破！而写李逸置身宫廷斗争、异族入侵的交相凌逼中，何去何从？亦超越了前人的格局与成就。此书以轻快的比剑对白开场，而以李逸功成身死收场，益发动人心魂-
《云海玉弓缘》以放荡不羁、亦正亦邪的金世遗为主角，描写他周旋在侠女谷之华与“魔女”厉胜男之间的爱情大悲剧。本书故事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惟最成功之处却是作者运用近代心理学的手法，来刻划金世遗那种愤世嫉俗的特殊精神状态，因此在金世遗身上有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影子；而厉胜男不顾一切地追求爱情自由，亦活月兑是卡门的化身。金世遗一心痴想名门正派出身的谷之华，却在“魔女”厉胜男临死前的一刹那才觉悟：原来自己真正深爱的人是厉而不是谷。正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之极限！无疑具有高度文学价值。
总之，梁羽生不论是写张丹枫、李逸、金世遗或其它小说主要人物，都充分体现出中宵看剑楼主所题名句：“亦狂亦侠真名士，能哭能歌迈俗流。”洵可称之为“名士派武侠先驱”而无愧。虽然他“向西天取经”较白羽晚了十七年，但却能自出机杼，更上层楼；以“实则虚之，虚则实之”的历史背景与人物带动武侠小说的*前进，在剑气箫心中洋溢着一片历史感，而将“历史武侠小说”推向另一个高峰。
惟其后梁羽生化名“佟硕之”，撰文自诩对于“新派”武侠小说确有“开山劈石之功”，这未免言过其实。因为武侠小说原本是中国通俗文学流裔之一，从形式到内容都无法离开传统而独立【疑五】。虽然我们承认梁羽生是后出转精，进一步发展并提高了武侠小说的文学价值，但毕竟其作品中的“传统”仍远多于“创新”；而真正的“新派”则出现在梁羽生写《七剑下天山》十年之后的台湾──于“反传统”、“现代化”中形成──殆非梁羽生始料所及！【驳五】
【疑五】梁羽生的确说自己对“新派”有“开山劈石”之功，作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创始人，他说这话显然并不过分，至少要比金庸有资格些，更谈不上什么“自诩”。可是看叶先生的说法，好像完全不承认一九五四年就有“新派”这么一回事一样，甚至把金庸也打入“旧派”。这样说的话，叶先生就未免有借贬低香港武侠来抬高台湾武侠的嫌疑了。
【驳五】叶先生上文提到，《七剑下天山》创作于一九五五年，那么十年之后就是一九六五年了。而根据下文对于“新派”的定义：“采用现代文艺笔法技巧及新思想观念创作”，那么梁羽生的《云海玉弓缘》是完全符合标准的。因为，根据叶先生的上文，梁羽生在《塞外奇侠传》已经有了“现代文艺笔调”，而在《云海玉弓缘》里又运用了“近代心理学”的手法，这不就是所谓的现代笔法与新思想观念吗？并且《云海玉弓缘》一书是于一九六一年开始连载，显然创作日期还要更早一些。另外，上文中关于一九六一年的另一部作品《女帝奇英传》的部分也提到“……大胆为历史翻案，肯定武则天的施政‘有益于国家百姓’，在传统观念上又是一项突破……”，突破“传统观念”的，能不能算是新“观念”呢？
总之，“新派”无论如何也不会首先出现在台湾，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