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此次美國之還有一個目的，是到母校哥倫比亞大學申請博士學位，結束他歸國後一直流傳的「冒充博士」的流言。
「胡博士」在近代中國文化學術界風風火火數十年，誰也沒有懷疑過他的博士學位，誰會不相信胡適是真博士呢?
可是，事隔三十多年之後，胡適的博士學位竟引出問題了。
1952年，哥大東亞圖書館館長林頓先生，為慶祝1954年哥大二百周年紀念，著手編一本《哥倫比亞大學有關亞洲研究的博士碩士論文目錄》，1957年出版，卻沒有大名鼎鼎的胡適博士。林氏是根據校方正式紀錄編纂的，難道這些正式紀錄里竟沒有胡適論文的紀錄？如果是別人也可能沒多大關系，但因為是名聲海內外的胡適，便不能不引起一些人關注了。
後來，袁同禮先生編《中國留美同學博士論文目錄》，據哥大所提供的正式名單，胡適是1927年的博士，晚了10年，自然又是一個疑問。袁君便托當年在哥大留學的唐德剛先生復查。唐君為好奇心所驅使，乃去哥大校史圖書館及其他有關部門「徹底清查一遍」，查得胡適的「正式學位紀錄確是1927而非1917」。于是袁同禮只好將胡適得博士學位的年份同時列入1917年和1927年，含混過去了。
這兩份目錄，都是英文的，又專業性很強，流傳不廣，因而胡適的博士學位問題沒有引起外間人士的注意。倒是去哥大「徹底清查」過有關文件紀錄的唐德剛，曾經「慢慢委婉地」向當年流亡在紐約的胡適透露了這個學位的問題。胡適便也逐漸地向唐君「說明其中原委」。而每次解釋時，他都免不了「有點苦笑的表情」，並為此「而感到尷尬了」。胡適盡管尷尬，但那時僅有他的「小朋友」唐德剛君知情，外人並未與聞，也沒有人懷疑胡適是真博士。他仍然頂著博士頭餃，在太平洋兩岸飛來飛去，最後飛回台灣省，出掌台北的「中央研究院」。
胡適的「博士問題」公諸于世，引起風波，並大開筆戰，是在他逝世15年之後。
這篇文章是第一次在刊物上公開披露胡適的學位問題，宣布胡適到1927年才拿到博士學位。文章里有不少閃爍其辭的話，不免令人疑竇叢生。消息傳出，便成了大新聞，並引起疑胡和衛胡兩派的一場筆戰。
紐約的中文報紙《星島日報》(後改稱《北美日報》)，首先發表潘維疆、胡祖強的三篇文章，並用特大字體標題︰「胡適非真博士」，作頭條新聞刊出，說胡適冒稱博士，且「冒稱一生」雲雲。
于是唐德剛不得不出來說話，投書該報，提出批評，謂「胡適乃真博士」。接著，台北的《傳記文學》也發表了湯晏、夏志清等人的文章，起而衛胡。其中夏志清的文章主要還是針對唐德剛、湯晏二人，批駁他們所謂胡適晚十年才拿到學位，是考試「砸鍋」，是「規定住校年限不足」，或「撈魚模蝦」搞文學革命，或「談戀愛」，不務正業，等等說法。夏君認為只是個「手續問題」，並請已退休的哥大丁龍講座教授富路得先生出來作證。
富氏在答復夏志清的信中說︰「事實很簡單。數日前我已將全部事實真相提供給唐德剛。緣于胡適攻讀博士學位時，曾有一項規定，要求每位博士候選人要向學校當局呈送論文副本一百份。我想胡適當時認為，對他來說，在中國同儕中展露才華，遠比集中精力去出版他的論文更重要。因之，1919年他撰寫並出版了他的第一卷《中國哲學史大綱》。至1922年，他又出版了《先秦名學史》(上海亞東圖書公司出版)，但他當時沒有想到將副本呈送給哥大當局。迨至英國政府聘他和丁文江博士擔任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工作時，他又要去美國。于是，他電請他的出版商將他所需要的論文副本一百份寄往哥大。
「當我獲悉胡適將返美時，即征得教務長武德布立奇的同意，約請他在哥大作九次演講(六次對中文系，三次對一般听眾)，他接受了約請。到那年畢業典禮時，他順理成章的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我也有幸，陪他一同走上講台。當時我認為，迄今我仍如此認為，胡適覺得哥大這項規定至為幼稚，他畢竟已經展露了才華，何必為此而煩心呢。不過，後來當他曉得他要返回母校時，他又改變了他的想法。」
富路得先生是胡適取得學位，領取文憑，接受加帶的見證人，他的話應該是可信的。
于是，在一些人看來，所謂「胡適的博士問題」，並不是什麼「真假」的問題，只是晚了10年才拿到。就算是1927年胡適取得學位，總是由校方正式授予的博士，怎麼假得了呢？在西方今日多如牛毛的博士隊伍中，胡適的博士頭餃難道比誰遜色嗎？更何況他一生還獲得那麼多的名譽博士學位，他的學術成總是得到世界公認的！然而，胡適的博士學位畢竟又早用了10年。即使是由于夏、富二氏所說的「手續問題」，胡適本人也應該知道。明知博士尚未到手，不加澄清，反而自稱博士，並且白紙黑字印在書上，于情于理似乎都有些說不過去了。
有人戲作《西江月》詞，譏笑他「哥倫比亞讀未終，先把博士使用」，怎奈他何!有人要說他「難免有‘欺世盜名’10年之‘罪’」，也不能指為誣蔑。這博士學位問題之所以成為話柄，不是也可以見出胡適青年時期性格的某一側面嗎?
在美國，胡適自然要見女友韋蓮司。十年未見了，這一對特殊的朋友，當有許多的話要說，也有許多的不了之情。
1927年4月，胡適踏上歸國旅途，24日到達日本橫濱。
，前邊提到過了，隨著國共合作舉行的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1927年3月下旬，上海、南京相繼克復。就在北洋軍閥政府行將覆之時，吳稚暉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的資格，提出彈劾共產黨議案。隨後，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的「清黨」反.共，緊接著建立起南京國民政府。
胡適這時正由西雅圖登船，離美返國。登船時，他便听到了上海、廣州開始「清黨」的消息。4月24日，船到橫濱。胡適踏上日本國土，便給上海的好友高夢旦先生發了一個電報，詢問國內的情形。高先生當即回電說︰「時局混亂已極，國共與北方鼎足而三，兵禍黨獄，幾成恐怖世界，言論尤不能自由。吾兄性好發表意見，處此時勢，甚易招忌，如在日本有講學機會或可研究哲學史材料，少住數月，實為最好之事，尚望三思。」
胡適的另一好友丁文江，在孫傳芳手下當了幾個月的淞滬商埠總辦，也寄信給胡適，述說北伐戰爭起後的情況，他對前途「並不十分樂觀」；不久便辭職，回北方去了。
胡適的學生顧頡剛來信，則勸他歸國後不要再作政治活動；「如果要作，最好加入國民黨」。顧信有一段分析，頗為中肯。
他說︰「先生歸國以後(按，指1917年胡適留美返國)，名望過高，遂使一班過時的新人物及懷抱舊見解的新官僚極意拉攏，為盛名之累。現在國民黨中談及先生，皆致惋惜，並以好政府主義之失敗，丁在君先生(按，即丁文江)之為孫傳芳僚屬，時加譏評。民眾不能寬容︰先生首唱文學革命，提倡思想革命，他們未必記得；但先生為段政府的善後會議議員，反對沒收清宮，他們卻常說在口頭。如果北伐軍節節勝利，而先生歸國之後繼續發表政治主張，恐必有以「反革命」一名加罪于先生者。但先生此次游俄，主張我們沒有反對俄化的資格，這句話也常稱道于人口。民眾伐異黨同，如果先生能加入國民黨，他們又一定熱烈的歡迎了。」
所有的消息，概括一句話，就是國民黨如果願意，就有可能給胡適加一個「反革命」的罪名。這其實也就是高夢旦等一些人之所以勸胡適暫時不宜歸國的理由。胡適心里也自然明白，怎麼敢貿然回國？于是便暫留日本，觀察時局的變化，考慮如何應付變化了的時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