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這個是當下士人與前代大不相同的風尚，與時代之文化背景密切相關，而如寫入書中，未免影響閱讀的流暢，所以在此處作個小注。
荀子《解蔽》中說「博聞強志，不合王制，君子賤之」，哪怕博聞強識，如果不符合王制，一樣會被鄙視，這句話的意思可以理解為文士的博學多才應該服務於儒家的政治。
士人早先並不以博識為尚；博識之風，始於漢魏之際，興於兩晉南北朝。
西漢的時候，儒家各派壁壘森嚴，講究「家法」、「師法」，老師教的東西，一字不得改，不同學派間，攻訐如仇。這種情況下，莫說博識，儒經也學不了幾本。因此當時的鄒魯民諺雲︰「遺子黃金滿（筐），不如一經」，一經就足取名祿了。
到了東漢，古文經學興起，較與今文（漢初老儒口述，用當時的隸書所記之儒家經典）經學，古文經學需要更開闊的視野和廣博的知識，學者們開始不再拘泥於前漢的「家法」、「師法」，儒家的各派漸漸融合。漢末的大儒鄭玄便是學富五車，精通今、古文諸家，自成一派。
再到漢魏之際，海內紛亂，儒家的政治統治秩序遭到破壞，面對這種新問題、大變局，儒家的學說已經沒法運用了，士人們急切地想要找到應對的辦法，於是，就不僅再只是止步於融匯儒家各派，並且進一步地開闊視野，轉向別處尋找新的治國、立身的理論和思想。
先秦諸子之學由是得以在這一時期復興，重新受到士人階層的重視。儒、道之外，法家、刑名家、農家、兵家都很盛行，甚至山經海志、神異志怪之書也頗有市場。
雖然出發點是為了解決政治難題，但這麼一來，不可避免地就帶起了尚博好奇之風。
發展到魏晉南北朝時期，此風大盛，早已然違背了荀子那句話的原則，博聞與王制已沒了沒什麼主從的關系。王制的歸王制，博聞的歸博聞。這一時期出現了很多的志怪小說，即是此種風尚的一個表現，另一方面，這類小說又進一步地促進了士人對於博物的宗尚。
我國第一部博物學著作《博物志》便是編纂於魏晉時期，作者張華，「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听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
簡言之，士人博聞的風尚是在經過了一個漫長的演變過程後才形成的。
兩晉南北朝之時，文人以博聞強記相尚的例子很多，記憶的典故越多，得到的名聲就越大。
南齊的王儉任尚書令時，「出巾箱幾案雜服飾」，拿出了一堆東西，讓眾人分別列舉與這些東西有關的典故，誰說得多，就把那樣東西給誰。眾人各得一兩物。陸澄晚到，東西已經分完了，他「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並奪物將去」，比他們知道得多，諸物盡歸其有。
這位陸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王儉「自以博學強識」，認為自己「讀書過澄」，比陸澄讀的書多。有次，王儉召集學士何憲等人商討學問，陸澄等王儉說完，「然後談（王儉）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睹。儉乃嘆服」。數百千條，意即數百條。
梁武帝曾和沈約比誰知道的有關栗子的典故多；又曾問臣下有關錦被的典故，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到都認為已經說盡的時候，而劉峻「忽請紙筆，疏十余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
劉峻「好學，家貧，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爇（點燃）其發，既覺復讀，終夜不寐」，學到這等程度，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家有藏書萬卷，與劉峻並被舉為碩學之士，謂劉峻「書yin」。yin，沉溺、無足之意；書yin，指嗜書成癖，好學不倦的人。
沈約在與梁武帝的比試中落了敗，比他少舉三事，但這並不是沈約不及他博識，而是梁武性妒，好面子，是以沈約雖被後人評為「見人一善如萬箭攢心」，在其面前，也得故意相讓；劉峻固識驚一座，可卻被梁武「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從此之後，仕途坎坷，潦倒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