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改變，越來越是明顯，連底層的老百姓也感覺到了變化，來自身邊的變化。
報紙、銀行、郵政、圖書館、少英院、贍老堂……貨幣流通、道路運輸、文化教育……新名詞、新事物，總有涉及到老百姓自身的生活。
奢安叛賊被滅了，據說是幾個土目聯合起來反正歸降，並引領明軍攻寨拔城，擒殺安位等頭目。
遼東已平了大半年，听說又有幾個蒙古部落歸化大明，海外的湄公省還在招募移民，一年三熟的好地方……
這些都是大事件，對老百姓的影響只是能夠安享太平的安心。而關系到自身或自家的，也有不少。
村里開辦了學堂，還是免費的。誰家有孩子能夠通過小學畢業考試，便豁免丁稅。
所謂的丁稅，又可稱為人頭稅，是歷代封建王朝除了田稅外，最主要的稅種。
漢朝時便有了完善的丁稅制度，從七歲開始交稅，十五歲時便和成年人交一樣多的稅了，直到五十六歲才可以免除。
考慮到古代的衛生醫療水平，以及平均壽命，這個丁稅差不多交到死亡為止。
到了明朝萬歷朝時，丁稅體系有所松動。但實際上，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把人頭稅和田稅捆綁在一起，折成銀兩，計入田稅一並征收，並不是真正廢除。
對于皇帝來說，先前是一直憋著勁要實行「攤丁入畝」的。但在反復思慮研究之後，才發現，清朝所謂的「永不加賦」只不過是個幌子。
而歷史上明朝末期的「橫征暴斂」，有其實際上的困難和無奈，可追根究底，卻是「苛農寬商」和吏治的問題。
歷史上的明朝官員以抵制為榮，靠抗稅來收攬民心、培植聲望，尤其是江南地區，再重的稅派，都給打了折扣。
對于明朝官員來說，抗稅的風險太低，大不了罷官回家了事，可一夜就出名了，紅了，簡直比後世的炒作效果還好。
官員和鄉紳富豪勾結，沆瀣一氣，抗稅、拖欠成為慣用手段，損公肥私反倒成了為民抗命的好官。
可從天啟三年開始，這些從宣德年間便開始的積弊便逐漸被皇帝的雷霆手段給掃除了。
如果是有心人，可以計算一下，幾年來，被嚴懲抄家流放的官員士紳有多少？
大到朝堂上的一二品，小到鄉村的地主豪紳，頭一兩年說殺個人頭滾滾，也不為過。
賦稅能如數征收了，侵佔隱冒的土地被清理出來了，「苛農寬商」的弊政被逐漸扭轉了，國家財政也寬松了。
越是如此，皇帝反倒不急于實行「攤丁入畝」了。在他心中，開始醞釀廢除人頭稅的驚人之舉。
只不過，在廢除之前，把豁免丁稅作為鼓勵百姓接受教育的手段，卻還有著很大的利用價值。
遼餉不征了，練餉、剿餉更不必再出現了。
最主要的是，在嚴刑酷法下，吏治也清明了許多，老百姓的負擔不重，皇帝也想著別把施恩一下子到位，總要留出些空間。
當然，遼東重建、海軍擴充等等，依然還使朝廷的財政不是那麼寬松，多收些錢，又不會逼得百姓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