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的作者，清末著名思想家、實業家鄭觀應的缺點不少，優點也有，但必須打著手電筒去找。他最大的優點是有自知之明。咸豐八年（1858），鄭觀應16歲，應童子試未中，他沒有像範進那樣，與科舉進行一場持久戰，而是遵循父親的意思棄學從商。鄭觀應十分清楚，經商雖然沒有科舉「正道」，還會有很多荊棘，但這條路如果走好了絕對是條通往成功的捷徑。
懷揣著成功的夢想，鄭觀應來到了上海，並通過叔父鄭廷江的關系很快進入上海新德洋行買辦處實習，「供走奔之勞」。第二年，經親友介紹他進入實力更強的英商寶順洋行任職，隨後又被派赴天津考察商務。咸豐十年（1860），回到上海後他開始管理寶順洋行的絲樓及輪船攬載事務。在事業上，鄭觀應可謂順風順水。
但鄭觀應無論職務升得有多快，也是給別人打工，隨時都有可能被解雇。為了端穩手里的飯碗，他明白自己的那兩把刷子絕對不夠用，于是非常有危機意識地進入英國人傅蘭雅所辦的英華書館夜校學習英語，並在學習的過程中對西方政治、經濟方面的知識產生了濃厚興趣。
寶順洋行倒是一直沒有炒鄭觀應的魷魚，但1867年的全球金融風暴卻把寶順洋行從商海中清理出局了。雖然洋行倒閉了，不過此時的鄭觀應已經有了原始積累，1868年，他與人合辦茶棧，並參與上海最早的外資駁船公司——榮泰駁船公司的經營。1874年被聘為英資太古洋行成立的太古輪船公司總買辦，著手在長江各主要口岸開設商務機構和金融機構。年僅32歲的他，已經坐到外企華籍員工的巔峰位置，年薪加投資分紅，估計有100萬兩白銀，而當時一畝良田的價格，也不過6兩白銀。如此天價的打工收入，也只有今天的「打工皇帝」唐駿或許能與他匹敵了。
中國封建社會，一個人如果有了錢，通常會做兩件事，一件是在老家買一大塊地，當個優哉游哉的大地主；另一件是花錢捐官，圓了自己科舉仕途上的遺憾，用以光耀門楣。鄭觀應的確沒有成為一個守財奴，他積極地將手伸向了政界，迅速躋身仕途，贏得了李鴻章、盛宣懷等人的青睞，成為官商通吃的風雲人物。
因為熟悉洋務商情，光緒四年（1878），直隸總督李鴻章讓鄭觀應籌辦上海機器織布局。六年（1880），正式委派鄭觀應為織布局總辦，接著又委鄭觀應為上海電報局總辦。八年（1882），鄭觀應與太古洋行聘期屆滿以後，正式月兌離太古，接受李鴻章之聘，出任當時幾至不能維持的輪船招商局幫辦。從此，鄭觀應致力于經營近代企業。由于他的整頓頗具成效，1883年底被提升為招商局總辦。
然而，1884年3月，中法戰爭爆發，法**艦武裝集結于上海港口，擺出進攻姿態，十里洋場泡沫破碎。機器織布局股票從原價100兩跌破70兩，並最終從《申報》的股價公告欄中消失。鄭觀應辭去織布局和招商局職務，並成功說服了湘軍名將、粵東防務大臣彭玉麟，以組織名義，將他調往廣東，為抗法戰爭前線服務去了。但是，爛攤子雖然丟掉了，麻煩卻沒有甩掉，鄭觀應走後不久，就被人舉報利用公款炒股。後來雖然查無實據，但他在融資的時候摻進了很多股票，有不少貓膩，最終只好掏了2萬兩銀子補賬。
誰知還沒有消停幾天，他的老東家又找上門來。原來鄭觀應在離開太古的時候推薦了繼任者楊桂軒，而楊桂軒因虧欠公司十萬余元錢款逃匿，太古援引保證人有代為償還義務的法律，將鄭觀應扣留于香港追索賠款。等把事情擺平，鄭觀應已經被弄得心力交瘁，被迫隱居澳門，寄情山水。
鄭觀應後來之所以能夠名揚天下，絕不是因為他作為職業經理人在外資、官督商辦及民營企業中的縱橫捭闔。若論對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發展的貢獻，他和張謇、盛宣懷這些大腕相比，還差得太遠。
成全他一世英名的是他編寫的那本《盛世危言》。
其實早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鄭觀應就開始對國家、民族所面臨的危機有了很深的感觸，先後撰寫和輯錄過許多議論時政和經濟問題的文章。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初鄭觀應將它們輯成《救時揭要》一書，以後他又編寫了《易言》一書，于1880年刊行。鄭觀應在澳門期間，經過對其經歷和時事的總結，又對《易言》修訂擴充，于1894年輯成著名的《盛世危言》。
這本書刊行後，引出了各種人物的不同反應︰
洋務干將張之洞讀了以後評點道︰「論時務之書雖多，究不及此書之統籌全局擇精語詳」，「上而以此輔世，可謂良藥之方；下而以此儲才，可作金針之度」。
江蘇布政司鄧華熙讀後立即向光緒皇帝發出了一道奏折，鄭重推薦了這本書。光緒皇帝下旨「飭總署刷印二千部」，發給朝中的高干們作為學習材料。《盛世危言》一時洛陽紙貴，各界人士紛紛爭閱，求書者絡繹不絕，以至于一印再印仍不敷需求，甚至科場考試也常以書中所談時務為題目。
另外，在這本書的忠實讀者中，有時年37歲的康有為，也有時年29歲的孫中山。而一個還在湖南韶山牙牙學語的嬰兒，日後也向美國記者斯諾坦言，這本書對他的少年時代產生了巨大影響。這個人就是**。
鄭觀應在書中提出了「商戰為本」的思想，駁斥了「農本商末」的封建經濟傳統，並對「官督商辦」持嚴厲批評態度。他主張向西方學習，組織人員將西方富國強兵的書籍翻譯過來，廣泛傳播于天下，使人人得而學之。同時大力宣揚了西方議會制度，力主中國應實行政治制度的變革，實行君主立憲制。
此外，鄭觀應還在《盛世危言》中闡述了自己對世博會的理解，他那時不僅充分地認識到了世博會對一個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而且還大膽提出了在上海舉辦世博會的主張。他認為︰「故欲富華民，必興商務，欲興商務，必開會場。欲籌賽會之區，必自上海始這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最早主張中國舉辦世博會的實例。一百多年前，舉辦世界博覽會是一個國家展示自己昌盛國力的驕傲行動，而在那時的中國，它還只能是縈繞在鄭觀應等仁人志士心頭的一個夢想。
《盛世危言》在隨後的幾年內又被翻印20多次，共10余萬冊，還流傳到日本、朝鮮等鄰邦，風行一時。鄭觀應借助這本書的盛名，頓感精力充沛，收拾起年輕時候的闖勁，依然活躍在國有、半國有和民營企業里。1902至1911年，鄭觀應致力于招商局業務，以70歲高齡往來于京滬，用實際行動證明人的第二春是可以從古稀之年開始的。
不過，鄭觀應的思想雖然走在時代的前面，但當中國掀起了以挽救民族危亡為主要目的的資產階級維新運動時，他卻表現出消極軟弱的態度。他骨子里還是對當時的社會環境比較留戀，因為這更有利于他的投機。他迷戀權力，向往官場，樂此不疲；他高調反**，自己卻悄悄地大搞**，沉溺于聲色。他曾經花了大量財力和精力修道煉丹，大娶侍妾，以至于晚年教育兒子:「娶妾不宜多,多則不和，且傷身體，使費亦多後來的遺囑中，他還特別強調「男子以**不節而妨其發達」。
民國以後，鄭觀應開始把主要精力投入教育，同時兼任招商局公學住校董事、主任、上海商務中學名譽董事等職。1921年4月，鄭觀應致書招商局董事會，請求辭職退休。次年，勞碌一輩子的他病逝于上海提籃橋招商局公學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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