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人為善，取人為善」源自《孟子》，清朝重臣曾國藩繼承了這一思想，並把它作為對待部屬的準則和必須遵守的制度。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九弟來信談，與之言與人為善、取人為善之道……無論為上、為下、為師、為弟、為長、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則日見其益而不自知矣咸豐九年(公元1859年)，曾國藩在給部下的一封信中說︰「前曾語閣下以取人為善，與人為善……以後望將取諸人者何事，與人者何事，隨時開一清單見示，每月匯總銷算一次?
曾國藩馭下術非常強調通過善待部屬而得其心的重要性，正如《孫子兵法地形篇》所說︰「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淵；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我國古代不少名將，他們之所以能以少勝多，戰無不勝，就是因為他們「視卒如嬰兒」，愛護備至，故其部下心甘情願為之赴湯蹈火，與之同難共死。?
俗話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不到如何對待部屬？曾國藩在對待部屬方面有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即是與人為善、取人為善、投桃報李，連環相生，一句話就是善待部屬，多為部屬著想。?
曾國藩幫助部下建功得賞，舉薦升遷；僚屬部下也幫助他扶危解困，興旺發達。于是，湘軍這個上不了台面的臨時群體，才發展成為一個和衷共濟、互相映襯、充滿活力的戰斗群體、使其「事業」的「雪球」越滾越大。曾國藩成大事的經驗之談是︰要想取人為善，首先得先與人為善。正是由于曾國藩這種與人為善、好事想著部屬的做法，才使得他擺月兌了在家守制的不利局面，重新出山執掌權柄。?
曾國藩在家守制的一年多時間里，湘軍與太平天國的戰爭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曾國藩離開江西時，太平軍與湘軍正處于相持苦戰，九江、吉安、瑞州等城尚在太平軍手中。但是，由于太平軍的內訌，石達開先是離開湖北戰場，後又率太平軍精銳出走，湖北、江西的兵力大部跟隨石達開而去。湘軍乘機攻陷九江、瑞州、撫州、湖口、臨江等要地，湖北方面的武昌等城也再度為湘軍攻陷。湘軍控制了兩湖、江西的絕大部分地區，開始向安徽進攻。?
由于湘軍作戰有功，其將領們一個個升官晉爵，今非昔比。到咸豐八年(公元1858年)，胡林翼加太子少保；楊載福官拜提督；李續賓也官至巡撫，賞穿黃馬褂。其他將領，也都得到相應的官餃。然而，在籍守制的湘軍統帥曾國藩卻仍然是原來的侍郎官餃。曾國藩雖說是信奉老莊處世之道，但相比之下也太懸殊了，心里不免激憤不平。在寫給曾國荃的信中說︰「願吾弟兢兢業業，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則不特為兄補救前非，亦可為吾父增光泉壤還說，湘軍官員都「大有長進，幾于一日千里，獨余素有微抱，此次殊乏長進曾國藩親手創建的湘軍，在鎮壓太平天國的戰爭中立下殊勛，將領們升官揚名，他自己卻在關鍵時劃離開了戰場，自然也就失去了立功揚名、光宗耀祖的大好機會。主帥離開了戰場，前線將士卻取得了重大勝利，這對守制欲復出的曾國藩來說實在太不利了。?
想到這里，曾國藩後悔當初非要回家守制。曾國藩曾想給咸豐帝上奏折，要求馬上返回戰場，但礙著面子，畢竟拿不起寫折的筆。?
不過，湘軍在曾國藩守制的一年多時間，雖然取得了不小的勝利，實則是由于太平軍上層的內訌提供的大好機會。而湘軍畢竟是曾國藩親手創建，湘軍將領大都是曾國藩親自選拔和培植，曾國藩湘軍統帥的地位無人能代。曾國藩雖然家居一二年，湘軍將領仍與他保持密切聯系，曾國藩實際上在暗中遙控湘軍。在作戰中，別的人很難統一指揮。因此，由曾國藩保奏而升任湖北巡撫的胡林翼，時刻想著讓曾國藩出山。?
咸豐八年(公元1858年)，石達開率二十萬大軍出走，由江西的饒州、廣信轉入浙江，攻佔了浙江的常山、江山等地，並對衢州發起攻擊。胡林翼于咸豐八年三月二十九上奏請求起復曾國藩帶湘軍進援浙江；湖南巡撫駱秉章也推波助瀾，于五月二十五日上奏。咸豐帝看到形勢又緊張起來，環視周圍，的確無將可用，因此不得不再次起用曾國藩。遂于五月二十一日即在駱秉章出奏之前了起復曾國藩，令其率兵援浙的諭旨。?
曾國藩于六月三日接旨後，再不提任何條件，即于六月初七日離開荷葉塘，趕赴戰場，再度出山率領湘軍作戰。?
曾國藩此次能夠再度出山，固然是因為大清王朝無將可調，而最主要的還是得益于昔日部下的鼎力相助，給他創造了非出山不可的絕好機會。所以，曾國藩才深有感觸地說︰「古聖人之道，莫大乎與人為善。以言誨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燻人，是以善養人也；皆與人為善之事也。然徒與人，則我之善有限，故又貴取諸人以為善。人有善，則取以益我，我有善則與以益人。連環相生，故善端無窮；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師儒之道亦莫大乎此。仲尼之學，無常師即取人為善也，無行不與即與人為善也；為之不厭即取人為善也，誨人不倦即與人為善也?
一個成功者，需要的是善心，還是惡意？其中的樞機全在于個人的把握。曾國藩馭下術只是提醒人們︰為了讓部屬心服，誠心誠意為你所用，要盡可能善待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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