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時，不管出于什麼動機，朝臣實際上分為兩派，一派主張小心翼翼地侍候好北方的金國，維持眼下的和平局面，是為主和派；另一派則主張揮師北伐，收復失地，是為主戰派，韓侂冑是著名的主戰派官員。♀
韓侂冑的抗金情結是由來已久的，為了為北伐造輿論，韓侂冑上台不久就進行了‘崇岳貶秦’。對待南宋初岳飛、秦檜這兩個歷史人物的評價，一直是南宋‘戰、和’兩派官員爭論的一個焦點。公元1141年，岳飛被趙構、秦檜迫害至死。孝宗臨朝，為岳飛平反昭雪，追復原官，並加謚武穆，但並未清算秦檜的罪行。寧宗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韓侂冑主政，南宋朝廷追封岳飛為鄂王，從政治上予其高度褒獎。寧宗開禧二年(公元1206年)，在韓侂冑的主持下，朝廷正式作出決定，削去秦檜的王爵，並把謚號改為繆丑(荒謬、丑惡)。韓侂冑崇岳貶秦，大大鼓舞了主戰派的士氣，沉重打擊了投降、妥協勢力，一時大快人心，上下抗金情緒極度高漲。
韓侂冑執政，光宗朝被排斥的主戰官員，再被起用，尤其是將閑居在家的辛棄疾重新任命為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在決策伐金的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當時，金朝統治下的北方各族，正在陸續發動抗金斗爭，各族人民的反金起義，也在各處興起。金朝統治者日益陷于內外交困的局面之中。困居鉛山（今江西省鉛山縣西南）的辛棄疾，隨時在密切注視金國內部的動向。他被寧宗、韓侂冑再度起用後，力陳‘金國必亂必亡’，本來準備北伐的寧宗、韓侂冑，得到辛棄疾等人的建言，更加激起了北伐的緊迫感，堅定了抗金的決心。
公元1205年，韓侂冑加封平章軍國事，總攬軍政大權，即下令各軍密做行軍準備，取朝廷封樁庫金萬兩作軍需。公元1206年，任命四川宣撫副使吳曦兼陝西、河東路招撫使，郭倪兼山東、京、洛招撫使，趙淳、皇甫斌兼京西北路招撫使、副使，以收復失地。是年四月，宋軍先後收復泗州、虹縣、新息縣、褒信縣，初戰告捷，形勢大好。五月間，韓侂冑請寧宗正式下詔，出兵北伐，‘開禧北伐’全面爆發。伐金詔下，群情振奮。辛棄疾作詞贊頌韓侂冑︰‘君不見，韓獻子，晉將軍，趙孤存。千載傳忠獻（韓琦謚號），兩定策，紀元勛。孫又子，方談笑，整乾坤。’
但是，不利因素隨之不斷出現。張浚符離兵敗後，宋廷妥協投降派竊取要職，從此軍備松弛，軍紀渙散，多年沒有作戰。另外，決策出兵前，寧宗、韓侂冑解除偽學逆黨籍，重新任用一些在籍的官員，爭取他們一致對外，但其中的某些人並不真誠合作。甚至，韓侂冑部署北伐時，宋軍中已出了內奸。早在寧宗下詔伐金前一月，吳曦已在四川里通金朝，圖謀叛變割據。其派遣門客去金軍，密約獻出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今甘陝一帶），求金朝封他作蜀王。宋出兵伐金，金朝指令吳曦在金兵臨江時，按兵不動，使金軍東下，無西顧之憂。吳曦叛變，對宋軍伐金的部署破壞極大。公元1206年六月，韓侂冑又用丘為兩淮宣撫使，丘受命伊始，就放棄已佔領的泗州，退軍盱眙，宋軍退守，金兵分九路進攻，戰爭形勢，由宋軍北伐變為金軍南侵了。是年底，金軍又秘密派人去見丘，示意講和，丘密送金使北歸，從此，丘多次遣使與金軍談和，暫行停戰。
西線吳曦叛變，東線丘主和，韓侂冑日益陷于孤立了。開禧三年（公元1207年）正月，韓侂冑罷免丘，改命張岩督視江淮兵馬，又自出家財二十萬，補助軍需，但戰勢對宋方不利，只能派遣使臣方信孺到開封同金朝談判。方信孺帶回消息，金要求割兩淮、增歲幣、賠軍銀，還要北伐首領韓侂冑的人頭，方可議和。韓侂冑大怒，決意再度整兵出戰。寧宗下詔，招募新兵，起用辛棄疾為樞密院都承旨。六十八歲的辛棄疾這時得病家居，任命下達後，還沒有去就任，就在家中病死。
有說法稱，韓侂冑獨攬大權，專政達14年之久，但從‘開禧北伐’來看，先有吳曦的叛變，後有丘的謀和，恰恰說明了他不夠專權，或是專權無術，他對主和投降派的鎮壓不利和失去警惕，是釀成開禧北伐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韓侂冑籌畫再戰，朝中一些官員卻在挖空心思搞議和。開禧三年（公元1207年），主和派中堅禮部侍郎史彌遠率先彈劾韓侂冑，指責北伐以來軍民死亡無數，耗費財資不可勝計，給國家帶來慘重災難。韓侂冑的佷孫女韓皇後死後，公元1202年，寧宗立楊氏為後，韓侂冑曾持異議，楊後對韓侂冑深懷仇怨，在政治上則和兄楊次山一起，主張妥協投降。于是，史彌遠勾結皇後楊氏和皇子榮王，謊稱得到密詔，指使權主管殿前司公事（相當于近衛軍司令）夏震等，在韓侂冑上朝時，突然襲擊，將其截至臨安城南門外玉津園夾牆內害死，事後才奏報給寧宗。
韓侂冑被暗殺，軍政大權全歸楊後、史彌遠所操縱。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投降派完全遵照金朝的無理要求，把韓侂冑的頭割下送去，並且全部接受金朝提出的條件簽訂了‘嘉定和議’︰增歲幣為三十萬，犒師銀（賠款）三百萬兩，金軍自侵佔地撤回。南宋又一次屈膝降金，算是完成了‘和議’。當時太商人作詩諷刺說︰‘自古和戎有大權，未聞函首可安邊。生靈肝腦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晁錯已誅終叛漢，于期未遣尚存燕。廟堂自謂萬全策，卻恐防邊未必然。’一場轟轟烈烈的‘開禧北伐’就以這樣令人心寒的結局收場了。其實，當時的金朝已處于‘必亂必亡’前夕，只不過是借南宋統治集團的軟弱和內部矛盾，實施威脅訛詐而已。金主曾喜曰︰‘除掉了韓侂冑之流，金不足憂也？’如果能如韓侂冑所願，將北伐堅持到底，打敗金朝是有可能的。
從表面上看，韓侂冑是被史彌遠和夏震等人‘矯詔’枉殺的，事實上，寧宗皇帝是默許了這件事的，從事後沒有追究史彌遠的責任反而加以重用，便可得到證明。所以，韓侂冑之被殺，事實上是皇上默許、史彌遠與夏震動手、滿朝文武大臣坐視並樂見其成的事件。這一事件表明，當時，主張對金妥協、維持‘和平’現狀，所謂‘不統、不獨、不武’的政治力量在朝野上下佔據主流。南宋一朝，自高宗起，就沒有出現過雄才大略的皇帝，沒有一個皇帝真正懷有抗金的理想並有實現這種理想的實際才干，總的來說，歷任皇帝本心上都是安于這種南北割據的現狀，想在屈辱中過太平日子。這種思想指導之下，朝中主張維持現狀和平的文官和武將便佔了大多數，這些人不想打仗，又想要錢，所以，借口準備北伐或邊境防御向朝廷伸手要官要錢，但又借口戰爭準備沒有做好，遲遲不真正付諸行動，在前線的將領，往往與金軍將領暗通款曲，共同維持這種和平的現狀。從上到下、從內到外，宋金兩國實際上共同造就這麼一個口頭上備戰、事實上避戰的政治生態。一旦到了真正開戰，就一定會出現韓侂冑在‘開禧北伐’時遇到的無人听從指揮、前線將領互相拆台扯皮、甚至投敵叛國的情景（當年，張浚北伐也是如此失敗的）。後來有些人將韓侂冑的北伐失敗歸因于準備不充分便草草出兵所致，這實在是對當時的政治生態缺乏深刻的了解，以當時的官員和將領的心態，是無論花多少時間、投入多少錢都做不好北伐準備的，只能越準備越糟，越準備敗得越慘。
韓侂骨之死證明了一個驚人的事實︰南宋當時從上到下，從皇帝、官員到士兵、百姓，絕大多數人是想過安穩日子的（哪怕是屈辱的做兒皇帝的安穩日子），即南宋的官民人等絕大多數是主和派、投降派，只有少數人是主戰派。朝野上下，全國官民是痛恨主戰派的，因為這些人破壞了他們寧靜安生的快活日子，將他們推進了戰火之中，所以，殺掉韓侂冑（或放逐張浚）之流的主張，反映了大多數人的心聲，盡管有少數人支持張浚、韓侂冑等，但成不了氣候，反而遭受冷遇和打壓。
對韓侂冑的處理深刻地反映出南宋皇帝和主要官員的怯懦、卑劣和邪惡。本來金國內部也是矛盾重重，他們提出殺掉韓侂冑只是政治訛詐而已，殺掉韓侂冑他們已如釋重負，很滿意了，可是宋寧宗和史彌遠卻陷入深深的恐懼之中，生怕不按金人的要求去做，會帶來更大的麻煩。所以，竟然把韓侂冑的尸體從棺材中剖出，將其頭顱割下，送給金國人，以表明自己徹底投降的態度。我們見過投降的，但沒有見過這麼無恥邪惡的投降的，這應予以千載譴責。相比之下，金國人對韓侂冑的態度還令人尊重，他們將韓侂冑的首級予厚葬，並給了一個恰當的謚號‘忠謬侯’，說他‘忠于謀國，謬于謀身’！什麼意思？就是說他為國家考慮得太多了，對自己考慮得太少，這個評價是公道的。
與之相比，南宋那些謀殺了韓侂冑的皇帝和大臣就顯得更加卑劣，為了掩飾自己的卑劣行徑，他們開始大肆纂改歷史，篡改當時史官記錄的‘實錄’，將韓侂冑打造成十惡不赦的奸臣。」
楊鵬舉嘆道︰「又是一個枉死的好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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